娱乐圈的生意与生活

“不少女演员嘴上为前途着急。我看她们心里并不是真急。她们中不少人还以为凭借年轻漂亮就能当明星。”

“有的小公司让孩子们陪酒。我问他们不干不成吗？他们说不成。”

本刊记者 彭淑 发自北京

章子怡等96级学生进中戏第一课，老师训诫——要想学做戏，先要学做人。

第二课——“中戏的学生不跑龙套”。首任班主任王丽雅对他们说，“你们要想跑，不用在中戏待上4年，马上就能实现。”

还有——

“一二年级不准谈恋爱、不准参加校外活动。真正打基础就在这两年。”

大二那年，常莉改任班主任。在教学观点上，她与其他人有分歧。

“传统的表演系统主张‘内大于外’。她却是‘外大于内’，强调实用性。我们当时不赞同。”时任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亚对此记忆犹新。

常莉提出“主抓形象”的教学观点，时值1997年。这一年，中戏96级学员们共睹了北京电影学院与他们同级的赵薇一夜成名。

同在1997年，国家对文化产业实行宏观调控。以北影为首的一批国营团体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有明文公布：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资助或投资均可参与摄制电影作品。

“巨星影视”属国内最早创办的民营影视公司，其创办人邓建国的一句名言饱受恶评和质疑，“在巨星，演员是商品，就是要通过不断‘炒作’，持久保鲜！”

“这句话放在今天有什么问题？”文娱圈资深评论人谭飞将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影视业比作“史前时代”——“银幕上全是人民艺术家，不沾一点商业性质。等到90年代初，一切才慢慢变啰。”

走出史前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演员、歌手纷纷下海走穴。但在1997年，文化部下达《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演出的主体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之前，演员走穴所得还被视为“灰色收入”。

“过去叫走穴，现在叫商演，性质完全一样。明星商演有经纪公司代理，备齐法律合同。早期走穴纯属个人行为，全由穴头组织，也没有合同保障，所以常发生演员被骗，穴头卷钱跑路的事情。

“演员不走穴，就得啃老本。社会处在整个转型期时，国营工厂倒毙，职工下岗。厂子不景气，一些电影制片厂的人都上北京找活干。电影厂的演员们没戏拍，仅仅领取基本工资。所幸电视剧不乏观众群，演员们从大银幕走进了小屏幕。”

“1994年,中影每年以票房分账方式进口10部外国大片。一批好莱坞影片涌入中国后，中国电影更不景气。记得有一年产量只有50多部。”影评人程青松在电话中细细道来。

“那其中有不少还是烂片呢。”华谊兄弟时代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的写字楼里，联席总经理宗帅呵呵一笑。

宗帅早年在北京某报做文娱记者，“90年代的娱乐信息哪像今天这样膨胀？相比成气候的港台明星，内地演员们的生活工作比较单一。他们只是拍戏——拍好戏——然后获奖，通过作品成为大明星。做娱乐的媒体少，大家对娱乐关注也少。相应来说，明星经纪公司的存在也就意义不大，即使有也像代理公司。”

90年代末，宗帅突然感到记者工作量一点点增多，文娱版从一周两个版扩展到10个版。并有演员主动联系媒体，“原来是记者通过剧组找演员，比如我是剧组副导演的朋友才能去采访。”

2000年李安执导《卧虎藏龙》时，剧组在做宣传时租了一套四合院，演员们分别安坐在不同房间，记者们被领着一一进去采访。宗帅说那是他第一次按好莱坞的宣传模式做采访，“早前导演们都拥有自己的固定班底，更像一个戏班子，张艺谋则是那个行业的神。”那时，他直觉中国影视业将会突飞猛进。

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提出打造“文化产业”的概念；

2004年,《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技术公司；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非公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

国家经济形势主宰影视业的兴衰，其兴衰又主宰了圈内人的命运。华谊、橙天等大牌影视经纪公司彼时相继成立，影视业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淘金期”。

下一步有没有戏可演？

2000年，中戏96级学员毕业了。全班数章子怡最有名，她与袁泉、秦海璐、刘烨等人进了国家话剧院。

“进国话的还有赵会南、陈明昊……曾黎、张彤分到了部队团体。曹俊在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教书。当时工作分配上还有个‘双向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先进正式单位，生存有了保障后，再求发展。”王丽雅对学生们的心思摸得很准。

“章子怡毕业后也没敢对未来设想太多。她和她的同学们，乃至每一届毕业生的想法都一样：下一步有没有戏可演？演什么戏？”麦特文化公司负责人陈立志自称与章熟识。

他特别指出，现在影视圈内大红大紫的一批明星，签有经纪公司或自己开办公司后，其身份关系依然挂在原国营单位。“国营身份”对于明星们来说，不再关乎生存，而是有官方机构能为他们解决政治层面的事情。比如出访国外、参赛电影奖项评选，拥有国话或人艺的演员身份也能增加他们的含金量。

据国话内部职工透露，剧院很早就对演员们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在外自由运作。但他们每年必须向剧院上交3个月的合同费，剧院若有工作任务，首先要保证原单位的安排。

“部队团体没有这样宽泛的待遇。”采访王丽雅时，她的学生，来自总政文工团的演员刘岳正在一旁。

他告诉我，进了部队首先是军人，而后才是演员。如果部队演员要在外面接戏，则须经过上级领导审核。

“除非是真正的好戏。好本子、好导演、好角色，部队才肯放行。你根本不可能违反半点纪律。”他一脸认真言道。

2003年，中戏北电等毕业生再难踏入国家机构，包分配、双向选择紧随着国家团体的人员编制饱和销声匿迹。

八一制片厂副厂长刘星表示，八一厂过去每年都有分配名额，新人大多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后来逐年减少。不是包不包分配的问题，而是很多地方都在裁减演剧团。用人讲究市场化了，我们厂需要演员就花钱去请。我们拍战争片、历史片居多，中戏北电的学生合不合适？厂里原有的女演员很多还闲置着，实无必要再去招演员养着，成本代价太大。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人根本进不了我们厂。”

新人就业难的同时，扩大招生的风潮却刚掀开序幕。不但中戏从1998年开始扩大招生量，包括地质大学、农业大学在类的非演艺类院校都开设了表演系专业。

“各大院校都在抢生源，再加上演员量增大，市场供大于求，孩子们毕业后吃这碗饭难啊！”王丽雅深切忧虑。

5种出路

“王老师没关系，趁我们年轻，毕业后可以在北京先租房，然后再打拼。等拍了几部戏赚足了钱后再买房，再打拼。”女孩子的计划是稳扎稳打。

“王老师，你说我们要房子干嘛？反正在外面拍戏时间长，东奔西颠的，买房还不如买辆能躺着睡觉的车实用呢。”男孩总比女孩洒脱，他们对王丽雅轻松坦言。

谭飞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出学表演毕业后的5种出路，“第一是运气和能力特别好，在校就出风头，早有签约公司守候；第二是使劲钻进国家剧团，收入不高，图个生活安稳；第三是帅哥美女，找个有钱人结婚。有人想当演员还就冲这个目标；第四是转行。当编剧、做导演，或到大公司当公关总监；第五是从北漂或签个体小经纪公司干起，没有保障，只有利润分成。”

第五种出路是娱乐圈里最常见的新人活法，只是那些在读的学生嘴上承认，心中却始终存有一夜成名的念想。

“以往每天早上6：30，96班学生一撩开窗帘，发现我走在过道里，就急忙催促，快！快！王明亚来了！再听噔噔噔，一个个衣冠不整冲下楼。”

王明亚留恋于过去督促学生们做早功的情景。离开中戏后，他先后在北电与传媒大学表演系任教。

接受本刊采访这天早上他还生了一肚子气。检查学生一周早功表时，他发现有人一次没做，有人次数屈指可数。

“坚持练早功。一是为了训练意志力，二是苦练基本功。我仍像对待96级学员那样要求现在的学生。可他们做不到啊。”他嗟叹道。他认为，学生们潜意识里多少存有拿到毕业证后，进签约公司，经过包装成明星的妄念。

“公司不是那么好签。除非家里有钱，能够包装他们。大部分孩子无人签。他们毕业后能干什么？演员是群体性工作，一定要有舞台才行！”

点金成钻，而非点石成金

“新人当然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别说华谊，就我以前办的经纪公司——中乾龙德，无数从解艺、中戏、北电毕业的新人投奔来，我都不能签。做一个新人所花成本、性价比极其高。我们做明星，四五个人工作于一个大腕，带回的经济效益、品牌号召力也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大腕聚集的资源全是顶尖的！

“同是接戏，新人接一部戏5000，我抽50%代理费才拿2500元。一个腕儿接一部戏20万，我抽15%就拿3万。”

华谊兄弟经纪公司里，与宗帅在同层楼办公的联席总裁刘韬脑子飞快地算账。中戏96级学员毕业那年，刘韬也正式跨入经纪人行列，最早代理的明星有陆毅、田亮、瞿颖。

刘韬称，他10年只签过5名新人，“目前全都半红不红。这个行业赌性太大。我对新人说，我无法保证未来，我只能为你们接戏。我安排给新人的经纪人，新人没资格挑选。等他们向我提出不满自己的经纪人时，就是能帮公司赚钱的时候。”

“华谊是根点金棒，你得是件‘半成品’吧。我们不需要‘点石成金’，而是要‘点金成钻’。”宗帅对刘韬的观点深以为然，说话更为直白。

他的隔壁就是影星李冰冰的经纪人——金牌经纪纪翔和李雪的办公室。伴随影视公司对自身盈利的要求加大，公司不只会对每件“商品”——艺人的甄选非常慬慎，还会对其幕后的推手——经纪人要求甚高。

“这里与纪翔和李雪平级的经纪人都跟他们一样，每天睡眠时间极少，无时不刻不为明星的发展殚精竭虑。远不只是充当明星的保姆与会计。”短暂交谈中，宗帅的手机铃声几度响起。

“明星不代表明星制。明星制是由好莱坞创造，在一个很成熟的商业模式下诞生。而我们还处在商业电影发展的初级阶段，本身没有一个商业电影的市场机制，更不会有明星制。”程青松说道。

在他看来，真正的明星制是影视公司能为不同类型的明星专门打造电影，保证明星的票房价值。“就像玛丽莲·梦露，葛丽泰·嘉宝、费雯丽，每个人深具特点。”

相对于程的高瞻远瞩，王明亚老师忧虑的是学生们的现实际遇：

“马天宇在电话中委屈地说，王老师，我拍戏时，导演批评我台词功底太差，请您帮我补补。可他哪有时间充电啊？签约公司拖着他们不断接活。有的人今晚才到家，明早又要飞往别处。”

“有的小公司让孩子们陪酒。我问他们不干不成吗？他们说不成。”

“也有个别学生向我透露，有些导演不好。我说如果这样，情愿不拍这戏，我们也不能干出卖自尊的事情。真心搞艺术的导演，也会需要有真本事的演员！”

“都说这行爱搞‘潜规则’，试问哪行没有这种事发生？只因为艺人是公众人物，曝光率高？”宗帅与谭飞不约而同反问记者。

“不少女演员嘴上为前途着急。我看她们心里并不是真急。她们中不少人还以为凭借年轻漂亮就能当明星，就没发现汤唯在蛰伏期蓄积能量的可贵。”

宗帅渴望中国经纪公司能像国外一样划分级别制度，“这样就有为新人服务的正规经纪公司。”

也有一些“尚在奋斗”的演员，被他直言劝退。在他眼中，市场的残酷绝不会因为对方从艺时间的长短而温情软化。

艺人自选择这条路起，竞争厮杀不可避免。艺人成为一件高档商品，固然有常人无法体会的苦楚。“但没有成为商品，他们更可怜。”宗帅的话似乎是一针见血。

（实习记者袁诚、李超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