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一份决定波兰战俘最后命运的决定形成了。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决议，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政治局决议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25700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决定了。5月中旬，据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同被处决了。其中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卡廷。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综合各方面材料，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41年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2年秋，他们便从当地居民那里听到一些有关枪杀波兰战俘的传闻。但随之而来的冬季限制了他们查找和挖掘。1943年4月，天气转暖，大地解冻，德军开始了挖掘工作。随后有七个集体坟墓被发现，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发掘出的尸体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最晚的一份苏联报纸上的日期是1940年4月22日。挖掘出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都是被一枪致命。根据弹着点特点可以判断，枪击是紧压着被害人后颈或在最近的范围内进行的。几个当地目击者也证实，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部，坟墓上都是小松树。正是这些小松树也成了人们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杀害的，他们不可能还会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

　　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后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苏联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军手中；第二，德国人所说的发现大批遗骸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

　　客观地说，苏联提出的上述理由并不具有多大说服力。苏联没有举出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被德国抓住的波兰战俘和在卡廷被发现的死亡的波兰战俘是同一批人。其次，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波兰流亡政府曾数次询问过一批波兰军官的下落，当时苏联当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已经释放了这些人，从未提起过被德国人俘虏了。至于考古挖掘就更经不起推敲，证明哪些是年代久远的遗骸，哪些是刚掩埋两年的尸骨，对于法医和生物学家并不困难。

　　但苏联迅速利用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赢得了舆论支持，把任何对己不利的证据统统与希特勒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惨败之后，更显合情合理。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具说服力。由此，“卡廷惨案”似乎已经有了公论，而真相也随之被深深掩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