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感谢于教授精彩的演讲。我的一个感受，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时空坐标系里的复活。台湾有个台北故宫，在哪里有很多卖体恤衫的，其中有一个体恤衫印了一个标语叫“old is new”，就是“老的就是新的”。看完之后我很有感触，好像有点像您提出的“在新的坐标系下复活”。它这个设计图案是宋徽宗的一个经典的瓷器，用现代的装饰艺术画成图案，假如按照龙袍做一个体恤衫也没法穿了，但是用现代的形式进行包装，看完之后既有古典的风味，也有现代的特点。我觉得于老师讲的很深入，我们是把古人从远古请到当下，为我们今天所用，而不是我们今天复古，回到宗法社会。孔子的原生态的学说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中国大地上的政治、社会结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以家为国，国即是家，那时候是各个诸侯，各个卿大夫的权力分配，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架构，我们回去把皇上请回来，那是不大可能的。当时的这种学说既有现实的提出，也有跨时空的。比如君子的概念，最早的时候指的君之子，现在没有贵族概念了，我们还可以提，从道德角度来讲，从人格角度来讲。雷锋是君子，贪污的的那个是个小人，这就跟你的出身没有多大关系了。不是说你的父亲是个大贵族，掌握着领地，现在哪有领地。  

　　【于丹】：孔子说君子的道德也很简单，君子道者三，他还很客气地跟学生说我做不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个标准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用现代语境来说，什么叫忧伤，什么叫迷惑，什么叫恐惧，用一个现代词概括这叫负面情绪。我们现在为什么焦虑、抑郁，就是因为我们负面情绪越来越多，但是负面情绪里面不是树心旁就是心字底，怎么办呢？用心里的力量完成一个制衡，用仁爱去抵御忧伤，用智慧去揭开迷惑，用勇敢坦然地面对袭来的那些恐惧。心的力量大了，客观的那些东西就迎刃而解了，就像迷惑的“惑”，或此或彼的世界压在一颗心的选择上，客观选择多了人心才迷惑。这也要说到这个时代的变迁。其实我们今天比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要迷惑得多，因为那时候用不着挑这儿的房子，那时的房子，都是福利分房。那时候你也不用挑我是上这个高校还是那个高校，那时候反正都上山下乡了，也上不了什么大学了，那时候人不迷惑，不能因为说或此或彼多了就是坏事，只能说你心态小了，托不起这个选择了，你要想托起就用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仁、智、勇这个标准还是正确的。 

　　你今天说的“old is new”，其实更著名的一个说法就是“less is more”，“少的就是多的”。经典就是这样，《论语》总共就是几千字。就是太阳一定是东升西落的，春天下头一定是夏天，夏天后头一定是秋天。我觉得最简单的，最古老的，把它完成一个转化，它可能就是最现代的，它也是意味最深长的。你刚才说的元素一变形，这就是古典元素现代趣味，它只是古典元素，但不是古典的复制品。它在现代趣味中有更容易的一种解释方式，跟生活融合的方式。我觉得从台北故宫卖的这个体恤衫，一直到我们对文化思想的解读，里面都能看出来，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主持人]：我刚才从您的话里想到一个问题，您刚刚说“迷惑”。古人的选择比我们今天来讲要少一些，但是迷惑感无从选择的感觉古今也是相同的。我们说过去的歧路亡羊，怎么着，羊是找不着了，因为歧路找不着了。 

　　【于丹】：李白那时候也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主持人]：大家为什么这么多困惑，古人和今人的困惑都是存在的，比如面对死亡，古人也得死，今人也得死，怎么面对死亡。 

　　【于丹】：曾经有一个意大利记者特别认真地问我：你们那些古圣先贤怎么看待安乐死？他说因为我们意大利现在正在讨论安乐死的问题，我们面临巨大的冲突，一方面我们承认它是人性化的，它是现代科技的一种成果，另一方面它跟我们的儒教的信仰是冲突的？我很想知道各国的古圣先贤怎么看待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待死亡？你们对死亡的态度干预吗？我后来想到了，你看孔子怎么看待死亡，孔子的学生也是问过他的，敢问死，死亡怎么回事？孔子说，为知身边之事，你活着的事都明白了吗，敢问是鬼神，上有君王庙堂，身边有父母兄弟，你可能下面还有自己的子嗣，或者身边的朋友，这么些人的事你都弄明白了，你干吗先想鬼神呢？这就是中国人乐生的态度，就是活在当下，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不太习惯于去抽象的讨论一种形而上的问题，他会在生活形态中解释它。但是，为什么庄子把生命形态看成一种白驹过隙，他为什么在妻子死后会鼓盆而歌，他为什么说我死了以后就回到自然了，这说明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它会把它看作生命的领一个形态坦然接受。你看儒家、道家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就叫活着的时候不找死，死亡来临的时候不怕死。就是这种不找死，也不怕死，这可能是中国人对于生命的一种态度。 

　　其实你说的这种困惑是古今都有的，而且今天的这种困惑是跨国界的，但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解读。所以，我说文化的语言是国际的，但是它的语法是民族的，大家都在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解释人类共同困惑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困惑下，其实我们就完成了文化交流。

　　[主持人]：我觉得您提出的这个在新坐标系下复活，这个做法，实际上古今中外都是这么做的，孔子的学说到汉朝的时候，董仲舒提出来的观点就已经不是先秦儒学的观点，因为那时候时代变化了，那个时代的时代困惑，就是如何在一元体系下，过去不见得，到了董仲舒的时候怎么和天意联系起来，这是他研究的问题，他从经典里面再做一个阐述。到了朱熹这边可能又发生了变化。到了于教授这儿也不一样。

　　【于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这也是不同体系的一种要求。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字都因为这个朝代而得名，它是一个统一的盛世。儒家思想在汉代真正巍巍大观，但同时，它变得不再像原来在诸子百家中那么健康，那么平和，到了独尊的时候，让万马齐案，惟我独尊，在他强大到一元思想的同时，它开始变得不健康。 

　　[主持人]：有心再探讨下去，但是时间还是有限的。我们底下的网友也都等急了，好多网友通过强国论坛，通过文字的形式也向您提问，咱们就接下来接受网友的提问。

　　【于丹】：好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一会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