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如是说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此中缘由确实令人费解。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原则性，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郁达夫的态度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