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能忘却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