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幽冥录与孤愤书
□栏目主持 梁巍
□讲解嘉宾 韩田鹿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盖有漏根因,未结天人之果;而暗中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这就是蒲松龄对自己一生的悲情概括:花朵本同样娇艳,但一阵风儿吹过,有的被美人拾得,有的却落在粪坑,从此,就命运悬隔了。终蒲松龄的一生,对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半分动摇,但怀抱绝世之才,在现实中却一再碰壁,这就使他的精神历尽折磨,难以在人间得到精神上的平衡。人总在追求着自我的实现,古人一向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当蒲松龄科举路断,立功无望的时候,他所蕴含着的一腔悲愤抑郁之情就只有在“立言”中得到宣泄,并以此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一部寄托着一腔孤愤的幽冥之录。通过这部作品,韩田鹿老师认为蒲松龄向世人展现了他的绝世之才,也证明了自己“半生寥落,非战之罪”。
现象 科场失意不足为奇
少年蒲松龄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名声竟然要靠当作家来建立,因为他的寄托本来是“他年若上凌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要和对唐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比一比的。但失望者注定是多数。原因非常简单,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养活不起那么庞大的官僚阶层。这就注定了读书其实也是风险很高的事业。读书阶层必然被分化:一部分晋升社会的上层,而另一部分则沉沦下层。它的态势呈现金字塔形:上层得意者是少数,构成庞大基底的则是为数众多的失败者。
于是,划分的途径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韩田鹿老师认为,自隋唐代以后,中国普遍采取的是科举制。历代的统治者对此都极为重视,也力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公平与公正。历代场规都极为严格,如进场搜身、禁止夹带、试卷糊名,对泄题、舞弊者动辄处以极刑甚至满门抄斩。如果我们不是对于科举制度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八股取士制度怀有偏见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制度确实是卓有成效的。仅以清代而言,方苞、袁枚、施闰章、纪晓岚、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张骞等杰出人才就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遴选出来的优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