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现实

起初，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何小培觉得，解决同妻问题，大部分可以参考同志群体的经验。比如，同志群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条热线组织起来的，那么，同妻也可以试试。

研讨会上，有8个人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主持同妻热线。她们买了新的手机卡，将号码印上宣传名片，还挂在一个从来不更新、只提供联系方式的同妻网页上。

然而，何小培很快发现，印制名片是最没用的一种办法——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散发。发给大街上的普通人，显得有点唐突；发给同性恋酒吧里的男同们，又显得特别愚蠢：“不可能有男同性恋把名片带给自己老婆的吧?”

即便知道了号码，真正要拨出电话，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打给粉色空间的同妻热线里，有人将号码牢牢记着几个月，却一直不敢打，“因为一打，就说明我丈夫是同性恋了。”还有的人，几个小时似乎讲完了一辈子憋着的话，直到听筒发烫仍不肯放手。

无论是哪种情况，所有电话中，“从来没有人打来第二次”。同妻们虽然需要一个倾听的陌生人，却也非常明白生活的真理：没有人可以代替自己做决定。

“同妻”，只是一个伴随婚姻而被赋予的身份标签。在婚姻中，它意味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婚姻结束，它又代表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再婚的同妻，没有多余心力为别人鼓与呼；离婚的同妻，又宁愿脱离这个群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它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不容易集合，不容易静下心来发出声音。“同妻中缺少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我们只能慢慢寻找一种方式”，何小培说。

而同妻们声讨的对象，在婚姻中对立的男同们，其实也是另一个弱势群体。

“不能因为支持弱者发声，而伤害另一个群体”，张北川教授担心，同妻问题的声张，很可能强化社会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歧视。

最近，他听说的一条“新闻”是，在浙江某县级市，一个高一男生，因为向同学坦白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被勒令检讨并强制退学。

在农村地区，倘若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不结婚，可能被唾沫星子砸得不敢出门，也意味着可预见的晚景凄凉。而在城市，面对着指望早日含饴弄孙的父母，很多男同们亦可能违心走入婚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面前，男同和同妻们又是一体的。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妻子，首先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身心”，同妻问题的部分解决，有赖于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进展。“如果从教育和法律手段，能较好地尊重和保障男同的权益，那么，同妻会大幅减少。”张北川说。

同妻群体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亚洲国家，有高比例的男同隐瞒真相与女性结婚。美国、法国也都有类似同妻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