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饭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小说这样开篇。这一次，哈金讲的是南京大屠杀。

较早前，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以同样的背景展开故事：“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1934年12月12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攻陷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他们对平民和战俘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抢掠和强奸，导致30万以上中国人死亡，1/3的南京城被烧毁。

无论本顺还是书娟，都被那汩汩流出，转眼变黑、成河的鲜血吓呆了。

哈金则被这个故事折磨了好多年。最早是在1997年，读完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祖籍江苏的妻子对他说：“南京守军里要是有两百个像你二爷那样的军官，南京就不会陷落。”

哈金的二爷是山东蓬莱的一个小地主。有一回日本兵进村把村民都绑了，要他们供出八路在哪里。这二爷站出来说他知道，就是不愿意告诉他们。任日本兵怎样打他，他只是骂个不停，最后被砍了头。其实，二爷并不知道八路在哪儿，只是要争那么一口气。对哈金而言，重温这段历史就成了一个男人面对稿纸的战争，他要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找回一个男人的自尊。

也是从张纯如的那本书里，哈金了解了西方人在这场屠杀中的英雄作为。10年后，他读到明妮•魏特琳，一个从伊利诺斯州去往中国的会打篮球的传教士留下的日记。从一个第三国的个人角度切入，哈金觉得这主意不错。

跟所有触摸这段历史的创作者一样，哈金还参考了英语、日语、中文的大量文献，东京审判的抄本，以及当时留下的纪实胶片影像。

他没有一味书写血腥的屠城，再大强度的暴力也只能停留在暴力层面。他更倾向于表现屠城后发生的故事：傀儡政府、难民的活下去……就像一次大地震只需要几分钟，而过后灾民心中的伤痕可以延续一生。一些在《收获》上读完此书的人说：哈金写出了人性，和作为人的挣扎。

同时，哈金还试图揭示：战争结束，谎言开始，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怎样在复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渐行渐远的。

10月18日，兰登书屋在推出这部小说时冠以“一部震撼心灵的史诗小说”。美联社书评说，“不熟悉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在纪念受难者和英雄的路上，哈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赫芬顿邮报》在推介这部书时附上了一段书摘，那是小说中最常见的写景状物、烘托气氛。哈金笔下的英语词句清洁、准确，有条不紊，像推土机一样层层推进。《柯克斯书评》和《图书馆学刊》也都给了这本书星级推荐。

外行看热闹，看哈金一次次在美国拿奖，看他被吹捧成“中国的纳博科夫或康拉德”——确实，哈金是为数不多的从大陆出去，20年间拿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笔会/福克纳奖、海明威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并跻身普利策小说奖入围名单的华人。然而，只有同样在文字的丛林里苦行的人，才能体会他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艰辛。

2003年末与哈金结识的余华写道：“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哈金的妻子曾经透露，许多年前，在南方的那所大学任教时，每到开学，哈金常常一往学校走就开始肚子疼；回到家肚子鼓得老大，妻子儿子为他按摩。那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任感情再怎样被伤害，他也咬牙挺着，就不辞职。白天忍气吞声，晚上废寝忘食写作，直到他的小说《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境况才有好转。

而今，当本刊记者重提这段往事，哈金以一种男人的豁达轻轻一拂：“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是不说为好。”

这个当年在波士顿大学参加过两次写作班的人，如今每年春天在同样的写作班教授中长篇写作，凭借25年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辛勤劳动。

哈金在越洋电话里大略描述了自己每天的工作：早上7点起床，每周去学校上课两次，剩下的时间，留给阅读和写作，直至凌晨一两点。日复一日。

跟以往每完成一部书稿一样，哈金松了一口气。堵在他胸口的那团乱麻被印成铅字，他坦然了一些，跟自己说“做完了”，然后，进入下一轮苦行。在波士顿那个清静的，偶有野兔、乌鸦和鹿出没的山峦深处的家里，他像苦行僧一样写作，不打算采取任何轻巧的姿势。

“没有窍门，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第一次看到明妮·魏特林的日记是在哪一年？怎么会起意把它转化为小说的？真正触动您的是什么？

哈金：是在2007年。我想通过一个个人的角度来展现这个主题，而明妮•魏特林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一开始，我并没有被她的故事打动，过了有大半年，我才在情感上理解她。我写了几段草稿，写到一个小细节，就是明妮听到巴赫、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这些作曲家的名字云里雾里，她只知道贝多芬——我突然意识到她为什么对穷人那么好，因为她也是穷苦出身，幼年丧母，从6岁就开始给家人和临时雇工们做饭。她小时候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和音乐。

人物周刊：小说中的“我”（高安玲）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叙述者？一个美国传教士雇用一个中国人做秘书，这在当时是否常见？还有，安玲本人的遭遇是否会削弱明妮故事的强度？

哈金：动笔后的头两年，我觉得很难做下去，曾经放弃了两次，因为明妮留下的日记里没有大的故事，写起来感觉推不动。改到第32稿的时候，绝处逢生，找到了一条出路：设置辅助性的第一人称来讲主人公的故事。那时候，一个传教士有一个中国助手是很常见的事。但这样做的一个的弱点就是“我”不能介入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所以涉及明妮心理活动的部分都删掉了。在明妮和安玲的故事之间需要某种平衡——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家庭各自遭遇之间的平衡，因为中国人是真正的受害者。事实上，高安玲的故事很大，她的全家人都卷入了这场（日本侵华）战争，她的故事基本上是和明妮的故事搅在一块儿呈现的，我给她的篇幅也不少，尤其最后一章，明妮不在了，由她的故事支撑到结尾。

人物周刊：听说《南京安魂曲》改了四十多稿，之前的《自由生活》是三十多遍吧。您会修改到标点符号么？

哈金：当然会。从前有些作家会花时间去修改小说中的标点符号，像福楼拜——我尊敬这样的作家，他们着迷于他们的艺术。没有艺术可以一挥而就。我不太相信“才华横溢”这种东西。像《自由生活》，我改一遍要好几个星期。“没有窍门，就是这样”，这是雷蒙德•卡佛说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诚实的劳动。

人物周刊：余华初读您的作品，感受到的是“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翻译过您作品的黄灿然说您的文字接近新国际版《圣经》，“很好读——明晰、简朴、准确、快速”。这种文字风格是怎么来的？

哈金：我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写作。对我而言，（叙述）清晰是智识的一种体现。

人物周刊：有一个加拿大人叫大山，在北京生活了23年。当他操一口地道的京片子第一次出现在春晚时，中国观众都乐了。这引出我想问的两个方向：一，您有没有试图在写作中尽量靠近英语读者，比方说用一些他们都能心领神会的俚语、切口；二，当英语读者读到“sank you”“we not open yet”这类chinglish时，是否也会会心一笑？有人说，政治正确加上这类新鲜的移民语言，是您的作品能多次在美国获奖的原因。

哈金：有些美国人并不喜欢这种语言实验。文学奖项最终花落谁家难以预测。我也希望我能知道哪种类型的作品更容易获奖，但这太难预测了。

人物周刊：就小说而言，您觉得长篇难写还是短篇难写？

哈金：它们是不同的game。我个人认为长篇更困难些，特别是它需要消耗的体力和精力。长篇是交响乐，是马拉松，而短篇像是短跑，它们需要的力量不一样，用到的肌肉也不一样，很难说哪个显露的才分更高。但我觉得长篇是衡量小说家的主要标准，契诃夫一直要写长篇，但只写出了《决斗》；鲁迅也要写长篇，但力不从心，没写出来。所以，如果体力和精力允许，小说家应该尽力尝试去写长篇。

人物周刊：假如钱钟书先生当年肯到海外定居，并用英语写小说，会发生什么？

哈金：我没有亲自见过钱先生。我说不准他是否能写出另一部像《围城》那样的小说。他是一位大学者，但是一个小说家必须拥有比聪明脑筋更多的东西。

人物周刊：巫宁坤先生为您的好几部作品写过书评，其中有说：“十年前才开始用英语写作，哈金现在已经登堂入室了。”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哈金：那些都是他对我的赞誉。不管一个作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总有一些不安感围绕着他。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拜访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他当时已经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朋友到他家时看见他躺在地板上落泪，因为他的诗集刚刚得到一个负面的评价。

人物周刊：您认识苏珊·桑塔格吗？她继您之后（2000年）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哈金：我没有见过她。但她儿子长期的女友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她的一些情况。她写得最好的还是essay（散文）。

人物周刊：您说，诗歌滋养了您的小说，教书哺育了您的写作。这话怎么讲？您会选哪些小说家的作品给学生分析？

哈金：诗歌对锤炼小说语言的作用不言而喻。教文学写作课，我得反复读一些经典作品，像俄罗斯的契诃夫、托尔斯泰、果戈理的作品，我每年都要读一读的。左宗棠不是说过，读书是为神交古人。它提供一个标准，提醒我“伟大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可以这样讲，教书让我能够不中断地汲取文学的营养。

我给学生介绍过Mavis Gallant（加拿大出生的法籍女作家）和Carol Shields（得过普利策奖和布克奖）的作品。美国当代小说家里，我比较喜欢菲利浦•罗斯和唐•德里罗的东西。另外，村上春树其实很不错，尽管他的书很畅销。

人物周刊：说到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经典，一般人们会首选《红楼梦》，为什么您对《西游记》情有独钟？

哈金：我觉得《红楼梦》更像是文人的东西，是用来消遣或附庸风雅的。相对于大观园里那些悲欢离合，我更关心焦大怎么样了。《西游记》不同，它直接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跟现实生活没什么直接联系，那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想象力非凡，比如72变。这是文化本身的力量，有一种内在的穿透力，了不起。在国外你跟小孩子讲monkey king（孙猴子），都知道。你跟他讲黛玉葬花，他能懂吗？

人物周刊：国内当代小说家的作品读过一些吗？有何评价？

哈金：说实话，我没有时间读太多。读过余华译成英文的《兄弟》，我觉得翻译得非常好，小说整体上像一部“欲望史诗”。

人物周刊：这些年您跟国内的作家也有些交流，有没有聊过在国外写作跟在国内有什么不同？

哈金：相对而言，在国内写作要安逸一些，当然有些框框你心里要有数。在国外写作比较自由，但为这自由要付出代价，就看你愿不愿意付了。我也没觉得自己成功，只是现在生活上安静些，能够自食其力，不断努力去写。认真做一件事，很辛苦的。

在路上，就很难回到原点

人物周刊：您写了6个长篇了，最钟爱哪一个？

哈金：我想是《自由生活》吧。那个也很难写，全是日常的东西，靠小东西撑起来。那本书光校样我就改了6稿。

人物周刊：《大西洋月刊》的评论称，《自由生活》“积累了现代美国生活的大量细节”。平时您怎样收集这些细节？

哈金：也没有刻意去收集，就是看看电视新闻看看报，见见人，私下走走，偶尔会做些卡片记下来。写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用进去了。

人物周刊：我读了《落地》，它有现实脚本，您给了它一个黑色幽默的结尾。

哈金：那是当时很轰动的一件事：2006年底，纽约少林寺有两个僧人自杀。都是从大陆来的，语言不通，贫病交加，从寺院拿不到薪水，也不能马上回国，一个上吊死了，一个跳楼，没死成，摔断了一条腿，后来被送回国。我把两个人的故事写到一个人身上。我有意写得不那么邪乎，因为文学还是应该鼓励人向善并且热爱生活，同时也因为美国确实有移民生存的空间。

人物周刊：有个美国人教给我melting pot这个词，您在美国生活了25年，感觉熔进去了么？

哈金：“将各民族变成一个大熔炉”，这种美国观念已经过时了。在加拿大，人们常说“色拉盘”。就是每种蔬菜在色拉盘中都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样子，蕃茄是蕃茄，生菜是生菜，但是它们给放在一起，就成了一盘菜。我自己感觉移民在美国生活，大部分还保持着他们原有的样子。像我，中餐西餐都能吃，但还是觉得中餐合胃口些。我太太比较喜欢美国人的吃法，调料中防腐剂少些，她觉得比较健康。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提供的空间。

人物周刊：能用一个词语概括居留美国25年的生活吗？

哈金：这太复杂了。至多，我能说“重新活过”。

人物周刊：2004年您曾经应聘过北大，但没回音。这些年还有回国任教的想法么？波士顿大学会是您的退休之地么？

哈金：我不认为我还能够回国教书，一个人在路上了，就很难回到原点。13年前我拿到了终身教职，所以什么时候退休由我自己作主。最近收到香港一所大学的邀请，一年去讲学两个月那种，我没有接，因为我不再年轻，时间精力都有限，我想多跟家人在一起。

人物周刊：您已经写了以朝鲜战争、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故事，下一部的题材可能是什么？

哈金：肯定不会是战争了。我正在慢慢做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