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苇塘与高粱地小调

    家乡地处北京东南郊古称延芳淀的湖沼地带，地盐碱，多坑洼、贫瘠薄产易涝而无鱼盐之利。土坯房建在水中高台，四面围绕水生旱生无边无际的芦苇，村内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原始水塘，绝大多数比这里的居民古老。最大的苇塘三二十亩，小者五六亩水面，彼此之间有自然水沟相通，村庄四周原本低洼的土地多少年来村中用土，更使这里的土地斜坡型漫向村庄，在雨季涨水期，村庄如水中破败的小岛或江洋中的一艘破船。

严重超标的土壤盐度，一年一季的洪涝灾害，使这片土地只适合种高粱这类耐盐碱抗洪涝的农作物，尤其称为“大家北”的散黑土更是除了高粱任嘛不长；而最大的芦苇塘也正处在村东的北面，水域东西狭长四五百米、南北宽一百米、北上坡四五十米宽，最低洼易积水的地方种麻。由麻地往北就是一望无际连绵不绝的高粱青纱帐，两千多亩地并与邻村相接，红高粱、白高粱、粘高粱、牛腿高粱、小高粱以及后来的杂交高粱，每逢初夏，绿油油幽深无尽，使人发怵。涨大水时高粱已经吐穗，高粱地里可以随便行船下网，密密的高粱，还能截住上游冲下来的柁檩，甚至漂来黑漆漆的棺材。高粱与家乡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成熟年复一年。

少年时代从没有离开过芦苇塘和高粱地。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双贫乏，农村娃娃除了弹球、打雀儿，就剩摸鱼掏蛋高粱地里捉迷藏了。大苇塘南北岸边是粗壮的杨柳树，北岸一颗繁茂的柳树，由于风雨的袭击正好歪在苇塘的苇稍上，几个光屁溜眼儿的小伙伴在夏天正午的骄阳下爬上去，一边编柳条帽，一边注意苇塘深处的动静，见有水鸟水鸭起落便立即跳进苇塘，找到鸟巢掏蛋，一掏一准。因为水鸟经常飞进飞出的地方，肯定有蛋或者小鸟。钻进钻出是很辛苦的，半人厚的腐泥又脏又臭，蚊子在芦苇深处大白天追着人叮咬，而且又狠又准，每次从芦苇深处出来，身上至少要带十几个红包儿，痒得难受，可掏鸟蛋的孩子们依然乐此不疲，其原因不完全是好玩儿，在那个玉米面窝头都吃不饱的时代，掏几十个鸟蛋解馋该是什么滋味儿？曾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这种体验。

苇塘里摸鱼，苇塘外堵坝截鱼，都是少年乐事；尤其截鱼，那时，水清亮清亮的，每逢上游来水不大或农忙浇地时节的渗水流入苇塘从而涨水时，在苇塘出水处比较窄的地方用硬泥和树枝芦苇揉在一起，挡一道水坝使上下水位悬差在一米左右，在坝中间开一出水口，也可以开两三个，口底放几块砖压一块塑料布或草席之类，坝下正对水中放一密竹筐或者大筛子，筐底用木棍支住或者架住，夜深人静时苇塘里各种鱼都随着水的流动游到出水口试图通过水坝。蹲在不远处倾听一声一声啪啦啪啦的声音，那感觉比后来在北京音乐厅听克莱德曼还要惬意。

高粱地里的“妊头”，在今天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长久萦绕。所有农作物的妊头里，就数大高粱的妊头好，没打苞时砍下吃在嘴里鲜嫩馨香，伙伴们在一起经常吃个肚圆，然后一背筐一背筐地背到家里，即当菜又当饭，唉！那年月的高粱地呀。

提起高粱地还有一桩公案。小时和大人在一起洗澡或闲逛时（大概第一批知青下乡后不久），经常听到高粱地小调这句话，言者神神秘秘，当我好奇地问起时总免不了挨骂。懂事以后，才知道那是黄色小调属于低级趣味的东西，当时是不许公开唱的，直到今天高粱地小调也没上大雅之堂。

高粱地小调的出现并非偶然。上个世纪初叶到解放前，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周边农村更加深重地体验了贫穷战乱的中国社会：八国联军、义和团、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五四运动、袁世凯复辟，直奉之战、直皖之战、蒋奉之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日本人、殷汝耕……走马灯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掠夺这片土地，糟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尤其民国二十八年以后，溃兵游勇奸杀掳掠，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洗劫，以致被百姓称为红眼军，民怨沸腾而不聊生，纷纷铤而走险落草为匪，家乡人们的生活岂止水深水热！更有甚者，今天用铜板，明天用钢洋，后天改老头票，省县也印法币之外的流通钞币，连张家湾一个小镇也曾自印钞票在本镇流通使用，那个时代的普通小百姓，实际上已处在半死不活的死亡边缘。

饱吹饿唱，高粱地小调就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并经传唱不断加工发展，掺进不少黄色东西，走投无路的百姓聊以自慰穷找乐儿罢了。就其内容而言：寡妇思春光棍想女人也不悖常理，却恰恰是一种民声，有一句：猛想我的情郎哥不能吃凉的。有些内容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如：那当兵的没有好东西……一拉就拉到高粱地……之类。语言音质通俗流畅，确是无奈中的百姓声音。如果百姓真的是天，高粱地小调就是天籁，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在草原，一个在平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