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牧灵魂（三题）

张同吾

以色列游踪启示录

    当灯光和星光相辉映的时候，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地中海东岸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平稳地降落，开始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对以色列的首次访问。

    我们没有进入市区，而是由以色列的资深外交家阿米尔先生陪同驱车前往耶路撒冷。夜色迷蒙，车流如织。也许因为犹太民族有着悠久而崎岖的历史，也许因为这里是《圣经》的故乡，也许因为这里长久地笼罩着战争的烟云，交织着让人难以评说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民族的与宗教的深层矛盾，我总感到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这种神秘感还来自犹太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为什么他们经历四千年的迁徙和流浪惨遭屠杀和奴役，却未被同化消失，而终能建立自己的家园？为什么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建立一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为什么他们能够奇迹般地发展了电子工业、制造了核武器，从而多次创造了以寡胜多的战例？为什么他们能够在连年战争的环境中迅速地发展经济？为什么在这片狭小而贫瘠的沙漠地区却开创了农业丰产的奇迹？为什么犹太民族能够诞生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门德尔松、基辛格等无数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从而丰富了人类智慧的宝库？为什么在全世界的大商人大富贾中，犹太人占有惊人比例？我们不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我们仅仅是凭着作家和诗人的眼睛，在一个新鲜的世界里捕捉灵感，并去思索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精神品位乃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同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的内在联系。这种思索对于开创崭新未来的中国人来说，或许有所裨益。

宗教信仰与文化性格

    我们首先下榻的宾馆在耶路撒冷古城外，其建筑风格像耶路撒冷的其他楼房一样，用不抛光的灰黄色巨石砌成墙壁，显得朴拙庄重。据说它是1860年修建的，但依然保存着当年的风貌。房间是拱形的门窗和拱形的屋顶，陈设是现代与古典的统一，除了很漂亮的沙发和床之外，还有古色古香的铜桌铜烛台，给我的感觉是来到了中世纪的修道院，那么清幽而肃穆。我们站在平台上眺望，在夜色迷蒙和花树掩映之中，依稀看到古城堡的轮廓。听到从教堂里传出的悠远的钟声，我首先感觉到这里有着太鲜明的历史踪迹和太重的宗教氛围。

    翌日上午我们去参观宏伟的犹太教堂，那里有为耶稣洗尸的石板和安葬耶稣的石洞。无数高大的石柱像支撑着苍穹，在洁白的大理石石壁上雕刻着精美的浮雕，让人感受到宗教的肃穆同艺术的辉煌相融合，慑撼人的灵魂。穿过一个又一个高大的殿堂，哪里都能看到无数金镶玉嵌的烛台，闪耀着多彩而灿烂的灯光；哪里都能听到风琴鸣奏的虔诚乐音，那么浑厚而悠扬。那天我们还参观了一座小教堂，随着人流涌进，却看到了另一种景象，这里人头攒动声浪如潮，虔诚的教徒们在祈祷朗诵《圣经》，对神的倾倒与投入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有高声朗读的，有低声吟唱的；有双眼紧闭的，有二目圆睁的；有静若秋水的，有动若春潮的，真是千姿百态。这使我相信，在世界各民族中，犹太民族是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始终虔诚而单一地信奉犹太教的民族，因而犹太教就同以色列历史以及以色列人的文化性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和传说相混融，而且详尽地记载于《圣经》之中。一部《圣经·旧约全书》，既可视为犹太教的经典，又可视为以色列历史；不仅诠释过去，而且预示未来。据《圣经·旧约全书》记载，公元前1300年，因无法忍受埃及人的残酷奴役，以色列人便在被称作“先知”的民族英雄摩西的率领下回归迦南。这次逃亡历经四十年的艰辛跋涉，伤亡极为惨重。摩西曾登上西奈山，托称上帝耶和华授权宣布十条戒律，他率领全族宣誓千秋万代恪守这十条戒律。因为这是同上帝的契约，有着永恒的意义，因此“摩西十戒”也称作《摩西法典》，既是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又是以色列法律的雏型。1948年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中明确写道，这个国家的性质是“建立在先知们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理想之上”。在国会大厦宏伟的大厅里，我看到一幅巨大的油画，镶挂在墙壁上。油画的主体部分是摩西宣读“十戒”的情景。许多青年学生和士兵他们都稔熟于心，却依然充满了庄严崇敬的表情，这说明宗教意识渗透于民族命运之中，才使史前传说富有巨大的精神魅力。

    犹太民族的又一位英雄人物大卫，在公元前1000年统一了各个部落建都耶路撒冷。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宏大的神教圣殿并推动了经济繁荣。可是公元前722年以后，就有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入侵，犹太人开始流亡，圣殿被毁即宣告“圣殿时期”的结束。从公元前538年至公元前60年，有过一段犹太人自治时期，尽管仍有波斯人和古西腊人的统治，他们却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二圣殿”。迄今仍存留着第二圣殿的一段宫墙，被以色列人称为“西墙”。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致来这里参观，因为它是民族宗教、历史和文化的象征，阿米尔先生自豪而又风趣地说：“它是我们的长城。”这段宫墙是由方形巨石砌成的，历经两千年的风蚀雨浸更显得苍朴厚重，有许多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朝拜，用手抚摸着墙壁祈祷和朗读《圣经》。他们一律头戴礼帽或小圆帽以示虔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和专程来到圣城朝拜的教徒，都要遵守这一礼俗。我们也戴上了纸做的圆帽站在西墙前，静静地谛听遥远历史的回声。

    以色列并非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以色列人对犹太教的信仰，是融注于历史命脉之中的。犹太教至少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犹太教宣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包蕴着“天降大任于斯民”的内涵，也含有“天之骄子”的意思，因此长期以来便孕育了他们骄傲而自信的文化性格。其二，当摩西宣布“十戒”的时候，便说明这是“与神立约”，因此以色列人对“上帝”不是单一的祈求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因此，以色列人便逐渐强化群体生存观念，而且逐步强化行为方式对信仰的责任感。其三，犹太教信奉的救世主不是虚玄的“神”，而是“上帝”所挑选的人，是摩西和大卫那样的民族英雄和英明领袖。因此，在潜移默化之中就弘扬了英雄意识，强化了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坚韧不屈的意志。其四，犹太教的教义中融贯着“入世”的神学观，这是不同于佛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今世修行以期来世”的思想，没有“今生受苦，彼此获福”的轮回意识，而是确信祸与福、苦与乐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旨在争取与拼搏方有美好的前景。很显然，在神学外壳之内已拥有朴素辩证法的内核。正因为上述特质，便决定了以色列人对犹太教的信仰，是同国家利益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的修身律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以色列访问的时候，听到一句撼人肺腑的箴言：“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祈祷，我们的民族就有获救的希望。”这使我们深切感到信仰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是多么巨大。以色列的国徽上有七杈台，在以色列处处可以看到七杈烛台的艺术造型，信仰的整体性、持久性、渗透性和自觉性如此强烈又如此精致，是举世罕见的。我们所需要获得的启示是什么呢？无疑不是关于宗教文化的玄奥，而是信仰和信念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精神气韵有着怎样的密切的关系。

    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信仰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没有一种信仰作为大家的共同信仰，只是信奉一种实用主义，为个人为钱，这个民族注定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民族，是不可能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历史传统与爱国情愫

    在以色列访问期间，我们随时都感觉到以色列公民富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深挚的爱国情感。

    阿米尔曾出任驻南美和埃及的外交使节，他的夫人是法国人。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但他认为以色列是最美的地方。有一次我们乘坐一辆三排座的奔驰牌轿车来到耶路撒冷郊区，车子刚刚爬上一座山坡就减慢了速度。司机毛狄激动地大声说：“先生们请从车窗向左看，这就是我们美丽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建在犹太地亚山上，四周都是光秃秃的丘陵，因缺乏水源而很少有花草树木，古城堡和新建的楼群都是用山上的巨石建筑的，朴素而宏伟却又色彩单调。说实话，这样的景色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实在算不上美丽，我们的锦绣江南和苍雄塞北，哪座山不是文化的山？哪座城不是五彩缤纷？然而我们由衷地感到毛狄是可爱的小伙子，他是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

我们去马撒达参观的途中，阿米尔说不参观马撒达就等于没来过以色列。问他为什么，他却笑而不答。马撒达位于死海西岸，遥遥望去只是一座陡峭而险峻的山，像周围的山岭一样没有花草树木。有许多来自欧美的游客也嘲弄自己，不知为什么要登这座秃山。到达山顶之后却看到一座保存完整的城堡遗址。毛狄告诉我们，两千年前，罗马人攻占了耶路撒冷，幸存的一千名犹太人，包括三百名士兵逃亡到马撒达，这里本是希律王的行宫，便成了御敌的城堡。不久罗马人追赶到这里，有一万名士兵在山下安营扎寨。我们俯身城牒，果然清晰地看到山下有三座罗马人的兵营遗址。毛狄指着北面的山坡说：罗马人用了三年时间修了这条坡道攻上山来，一千名犹太军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就集体自杀了。毛狄的脸上有一股悲慨之风，为他们先人的悲壮而骄傲。这时我们才理解了马撒达的意义。张贤亮对毛狄说：我很敬佩这种玉碎精神，也理解了你们的祖先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斗。不自由毋宁死，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是不容玷污的，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我回国后曾看到一本介绍以色列军队的书，其武器的先进和军人素质的精湛，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其中特别强调青年和军官的应变能力和战斗意志。当年的国防部长达扬，曾提出少尉排长们必须能够在夜间从绝壁攀登上马撒达山顶。他选择马撒达仅仅是因其陡险吗？很显然，他赋予马撒达以象征意义，把继承传统与爱国壮志融注于一代又一代以色列人血液之中。

沿着历史的脉络，去开掘和发扬爱国精神是以色列提高国民精神品位的重要途径。最使我感到心灵震憾的是参观大屠杀历史纪念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了，其中包括一百多万儿童，这是罕见的惨绝人寰！以色列1948年建国，从难从严1951年起开始建立这座大型纪念馆，旨在教育后人世世代代不忘民族灾难。纪念馆建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安息山上，通往纪念馆的路叫正义路，其意蕴是愿死者安息，愿生者走向正义之门。大屠杀纪念馆是由各自独立的展厅、画廊、刻有被害者名单的档案馆和各种纪念馆组成的。在中央大厅入口处有四组巨型的立体雕刻与浮雕相结合的图形，象征性地浓缩了以色列的苦难历程和创造未来的信心。无数放大的照片，把我们带回五十年前的那段血腥岁月，让人不寒而栗。我在一幅照片前停住了脚步：持枪的德国兵押解一群犹太妇女和儿童，即将把他们送到煤气炉边一批一批地毒死。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头戴鸭舌帽，身穿一身花呢西装，长得非常漂亮。他用小手紧紧攥着妈妈的衣袖，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恐惧、乞求和绝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神态和目光，我的心为之颤抖为之滴血——我突然懂得了：当人性泯灭的时候，人比野兽更凶残！在艺术画廊里我看到一个很独特的雕塑竟是由大堆儿童鞋堆积而成，给人的感觉是堆积如山，暗示无数天真活泼的孩子们都已遇难。面对着这堆鞋，我似乎听到一片撕肝裂胆的哭声，而且久久地在耳边萦绕。他们的童年，他们的课本，他们的摇篮，他们的希望为什么竟毁于瞬间？这里的许多雕塑和画都是幸存的犹太艺术家们的作品，只有他们才会有这样深刻的生命体验，只有爱国主义情感同精湛的艺术相熔铸的时候，才能产生强烈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我们离开艺术馆又来到儿童死难纪念馆。只见门前有一个男孩儿的半身石雕，呈求生神态。进入大厅之后则是一片幽暗。我们用手扶着通道两侧的栏杆慢慢向前走动，看到点点烛光通过不同的角度的玻璃镜的多重反射与折射，像是无垠的天穹里闪烁着无数的星斗，那是孩子们晶亮的眼睛，那是孩子们透明的心灵，那是孩子们生命之光和希望之火，冥冥中正向你呼唤正同你低语，让你生发多少关于战争与和平、文明与野蛮、社会与生命的哲学思考啊！

在返回耶路撒冷途中，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们告诉阿米尔，对于纪念馆展示的史料，我们中国人是熟悉的。当希特勒疯狂地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中国的大好河山正遭到日本强盗的践踏，他们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屠杀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阿米尔神情凝重地不断点头。其实我们三个中国作家，此时此刻心潮激越难以平静，是外国朋友难以全部理解的。以色列仅有五百多万人口，街上行人稀疏，而每一座博物馆和纪念馆里都很拥挤。他们都神情庄严，自觉地接受历史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任何国家都把爱国主义思想视为公民道德操守的重要内容，都把爱国主义教育视为永久的人生课题。中华民族同样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又富有智慧的民族，同样不乏优秀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和建筑师，为什么不能创作出震撼灵魂的爱国主义巨制呢？为什么不能把爱国教育同品德教育交融一体，以春风润物般的温馨细腻滋养着青少年的心灵？市场经济可以使经济振兴，难道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一定需要以一代人的道德沦丧为代价吗？假如我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没有泯灭，应该作出怎样的回答呢？历史是严肃的客观存在，不是展览，不能任其取舍，对于昔日的光荣耻辱都不应掩饰。对于那些在中国土地上制造过灾难的民族，我们可以宽容但不意味着忘却，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是指对未来的期冀，而不能为着“相逢一笑”却丧失民族尊严！

    人的境界和修养、学识和风度，都不是通过“管理”所能完成的。我们出访的第六天，以色列报纸以《中国作家“轰炸”以色列》为题作了长篇报道，称颂我们彬彬有礼，不亢不卑，表现出了中国人应有的礼貌。我国驻以大使林真同志兴奋地说：你们起到了外交官起不到的作用，你们的成功对外事工作很有启示。我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提高全民族的精神品位、道德操守和文化素质落实到细微之处，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精明聪慧与教育途径

    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对犹太人最早的印象来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他以栩栩如生而又入木三分的笔墨，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极端自私而又吝啬的形象。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犹太人是以其精明而著称于世的。同阿米尔相熟之后，我坦率地问他：你们自己是否承认精明？他微笑着默认，在笑容里有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继而他说中国的温州人和潮州人同样是精明的。我说，这恐怕是指在商战较量中温州和潮州不乏佼佼者，那里有经商传统和经验积累的地域环境，而我所说的犹太人精明，则是指勤于思谋、精于管理、工于心计、巧于盘算、善于借鉴、勇于创造。我还告诉他：不管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有时候又是长处中含有短处，短处里也含有长处，优势中含有劣势，劣势中含有优势。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往往是相伴相随相生相克的。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深受“温良恭俭让”的儒学熏陶，是一个多情重义的民族，我们的道德准绳是言必信行必果，我们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此，我们格外看重亲情、友情、乡情和恋情，这无疑是一种美德，倘若发展到极致，也会成为一种心理羁绊和精神负担。我的话是真诚而含蓄的，在以色列访问中我确实感觉到两种文化性格的区别：对于人的价值判断，我们是把道德标准放在首位，往往是道德完善和情感忠诚高于利益选择，可是寻求道德、情感与利益统一，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乃至经济活动中，就掺糅了太浓重的道德因素与情感色彩，习惯于“酒逢短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讲求“苟富贵，勿相忘”；而犹太人是重实力与实利的，对于人的价值，首先看重才能、学识和财富，人际交往是“亲兄弟明算帐”。前者更富有人情与人性的魅力，后者更适于商品经济的竞争和积累财富。

    当然，能够促进科技发展与经济繁荣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绝非某种文化性格所能使然。我们应该重视和钦佩以色列人的聪慧，且不说它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科技、核武器、探测装备和通讯器械，仅就农业而言也是令全世界瞠目而惊叹不已的。它完全不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全国仅有土地二百零三万公顷，现有五分之一可耕地，其中五分之四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它又是缺乏水源的国家，半沙漠地区平均每年仅有八天降雨，总雨量为二十五毫米。我们驱车去南方参观途中，看到沙漠中有巨大的输水管道。阿米尔说为了解决水源不足，他们不惜投以重金修建了“全国输水工程”，水源主要是北方的加利利海（实为淡水湖）。把水用管道输送到南方农业区，经过多年惨淡经营，现在输水管道在全国纵横交错。为了节约用水，科学家发明了节水技术，把水直接导入种植物的根部，并用计算机系统科学地调剂用水量。近几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农田都采用这种滴灌方式，不仅能避免水分蒸发，而且防止盐渍化，提高产量三倍。早在70年代他们便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增加了对土地资源要求低但对技术要求高，同时又是产值高的蔬菜、水果和花卉，到了80年代中期，蔬菜、水果和花卉的产量除全国自给外还有一半出口，每年净赚一亿美元。最近，以色列驻我国大使亚可夫在一次讲话中说：“通过新措施和现代化技术，以色列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今天，它不仅为本国人民提供了粮食，还出口国际市场。通过一代人的努力，以色列的农业产量增长了十二倍，而农业人口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三，以色列农产品出口已超过十亿美元。”我们不能不钦佩以色列人的聪慧与勤奋，他们的成就对于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农业经验的东方古国，该有什么样的震撼和启示呢？

    聪慧，不仅仅是禀赋，更重要的在于教育和文化陶冶。以色列规定每个公民从五岁到十六岁必须上学接受义务教育，学历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毕业，就是说全国几乎没有低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公民。以色列的国语是希伯来语，可是几乎人人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不少人还懂德语、法语或俄语。全国有二十九家报纸，分别用希伯来语、英语等十五种文字出版，电台和电视台也大量使用英语广播，这为国际交流提供了方便。以色列人是酷爱书籍的，爱读书已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调查，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以色列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每年人均读书量以色列也是世界之最。每年出版图书达八千五百种以上，每个城镇和乡村都有图书馆，全国有八百九十种刊物，可供读者选购。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很昂贵，其中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是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大报之一，像其他大多数报纸一样，每日四十八版，售价六美元。这就是说，仅订一份报纸，每月也需一百八十美元。然而，该报每天的发行量却是一百万份，全国每五人便有一份。

    我们分别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度过了两个“安息日”，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按犹太教规定，从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安息日”，一切商店和娱乐场地一律停业，公共交通一律中断。我们住在地中海海滨一座豪华宾馆，从阳台上眺望，海滩上空空荡荡，街道上寂寥无人。我们在夜晚沿街漫步，却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书店都在营业，都有男女老少在那里专注地选购自己喜爱的书刊。以色列施行文化开放，书店里各种观念各种版本的各国书刊俱全，从宗教到哲学，从历史到文化，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最典雅的到最通俗的，应有尽有。在街头报亭，可以买到当天出版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世界报》等西方各大报纸，以色列人可以从宽广的视角同世界交流。他们是强悍而自信的，不是虚弱而自卑的，他们相信在广泛的阅读中只是开扩视野增长见闻，而不会动摇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对人生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为此，我们感慨：惟有热爱读书的民族，才可能是智慧的。

    的确，我们需要站在中国看世界，同样也需要站在世界看中国，从开阔的文化疆域去寻觅和发现宝贵的精神财富。圣殿是以色列国家和宗教的象征，建筑在每个以色列人的心中。我们也应该建构自己的精神圣殿，为国家意识和奋发精神凝铸灯塔，照耀通往新世纪的道路！

自尊与文明

    前几天在《检察日报》上读到一篇随笔，题目是《“烂铁塔”与烂婆娘》。该文首先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群做房地产生意的中国人去欧洲旅游，到埃菲尔铁塔参观的时候，正赶上假日人多，需排队等电梯。于是他们就问导游，能不能插队。导游不无反感的回答：“全世界都在排队。”于是他们说：“一个烂铁塔有什么好看的？不去了。”他们去了趟巴黎，却没有登埃菲尔铁塔。还是这些人，第二天去参观卢浮宫，看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导游对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应该看看。而他们说：“这个烂婆娘有什么好看的！”还是这些人，到了晚上却以极大的“热忱”挤进红灯区去嫖娼，并且毫不掩饰地畅叙“感受”。这位导游小姐是位留法的中国人，她为自己同胞的这种俗气和劣迹感到耻辱，她说再不想做这份导游的工作了。

    谈到这里我何止是感慨万千，而且从心底浸透着一种悲凉。类似的行状，我并非前所未闻。正因为绝非个别现象，才更让我忧心忡忡。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伟人曾以震撼寰宇的声音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我们那时是怎样站着的呢？我们曾经很穷，而且曾经愚蠢地以穷为荣；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春光里，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在这些暴富的人和许多未富裕起来的人中，却缺乏起码的文化素质、文明教养和自爱自尊的品格。这些年出国旅游很热，富商和富婆们堂而皇之去旅游，一些大小官员们也以出国考察为名去旅游，自己胸无点墨，焉能感受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仅仅是“开开洋荤”而已，仅仅是把种种劣质和俗气集中散播到世界各地而已，至于人格与国格，都同他们无关。

    两年前中国诗人代表团赴马其顿参加第37届国际诗人节之后，途经法兰克福回国。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在办出境手续时，以严肃的神情检视我们的护照，然后亲切地用英语说：“祝贺你们抗洪救灾取得了伟大胜利，祝中国朋友一路平安！”这就是教养，这就是现代文明。法兰克福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机场之一，我们为了寻找飞往北京的候机厅，沿着指示标牌登滚动电梯，上楼又下楼左拐右拐。突然，眼睛一亮：不必找了，老远就看到了一群我们的同胞们聚集在那里，就像农村人赶集似的，携妇将雏，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构成了这座典雅的候机大楼里独一无二的景观。在夜航飞机上，仍有不少人放肆地高声喧嚷，就像在全国各地中低档饭店里，都有衣冠不整高声谈笑推杯换盏的情景一样。我看到外国空姐鄙夷的眼光，脸上感到火辣辣的。上个世纪之初，鲁迅曾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箴言，是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的内涵的。同胞们，什么时候才能建立一种自觉意识自尊自爱地站立于世界之林，为己争光为国争光呢？

真想当“板儿爷”

    我多次半真半假地对亲友说，我真想当“板儿爷”，等退休了，买辆三轮车到街上去“拉座儿”。尽管我充分地解释当“板儿爷”的种种好处和乐趣，人们仍是一笑置之，未必理解这话里包容的对人生的多种感慨。

    在20世纪之初，北京已有了人力车，只限于达官贵人的私家用车，在街头寥若晨星。到了20年代有了“车行”，才逐渐增多。在鲁迅、郁达夫等许多大作家笔下，都描述过车夫的生活命运和人格精神，特别是老舍的传世之作《骆驼祥子》，把车夫的性格特征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和有血有肉的描绘，于是便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30年代开始，三轮车逐渐增多而人力车逐渐被淘汰，不仅表明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且表明人文精神的发展。从驾辕在地上奔跑到半机械化的运载，虽然都是体力劳动，但拉车的与坐车的之间，已减少了乃至消失了“驱使”意味。我是40年代末随父母一起来到北京的，那时公共汽车极少，有轨电车是公众性的主要交通工具，但仅几条路线，许多街巷无法抵达，于是三轮车载客就成为很好的补充。直至50年代中期，三轮车和自行车合流，流贯于北京所有大街小巷，形成非机动车族独具中国特色的景观。

    解放前三轮车有两种，一种是“祥子们”从车行借赁的车，大多很旧，人的衣履也破旧，车夫日夜奔劳勉以果腹；另一种是私家“包月”，或自家车，一般都挺华贵，铜灯铜铃，车厢上也镶着铜钉，车圈车条锃光铮亮，坐垫也十分讲究。蹬车的人一律是精壮的小伙子，春秋都是白色对襟衬衣，黑色灯笼裤。车在街上飞驰，颇有一派金鞍宝马的气势。我小时候最爱坐三轮车，随父母探亲访友，我就坐在父亲腿上，或是坐在他脚下的踏板上，姐姐戏称我是“坐二等车”的。每年春天我必随父亲去颐和园赏花，“坐二等车”出城，一路郊景春色怡然陶然。乃至长大则不再乘坐三轮车了，少先队员已懂有剥削之嫌。

    到了“文革”，三轮车载客被全部取缔，部分三轮车改装成平板儿专门运货，蹬三轮儿车的被戏称为“板儿爷”。新时期开始后，随着个体经营领域的不断开拓，北京街头又有了三轮车载客，而且日渐增多，特别是老外观光，坐在车上不快不慢东张西望优哉游哉！人们继续称蹬三轮的为“板儿爷”。北京语言内蕴极为丰富而微妙，有时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旧社会凡嫉恶如仇、识理重义者，被尊称为“爷”。蹬三轮儿的，凭体力吃饭，虽然也同样受制于人，公安、税务、交警必须依法管你，走在街上连大小汽车也挤兑你，但相对而言有较大的精神自由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我蹬车你给钱，你选择我我也选择你，不愿干就不干，谁管得了我？！少看许多虚假面孔，少见许多蝇营狗苟，不必违心应酬，兴至时引吭高歌，愤怒时破口大骂。傍晚归来二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击节而歌增酒兴，酣然一觉到天明，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