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与通州解放

于腾龙

    编者按：作者写的是真实事件。仅此，就可以看出作者一家在为祖国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是如何坚决而热情地掩护革命同志并勇敢地参加革命活动的。今年是新中国成立55周年，本刊刊登此文就是要人们勿忘历史，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中国革命有所贡献的人们，用他们那种革命激情来鼓舞我们艰苦奋斗，共同建设北京新城区——通州。

    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父亲的老朋友宋海波来到我家。宋海波是蓟县邦均镇人，当时19岁。

    在以前，父亲经常推着手推车，两边挂着两个筐，筐里装着自家生产的小猪，赶邦均镇集市去卖。父亲就是靠做豆腐、喂猪、拉树欠、种田，养家糊口的。父亲每次去邦均镇赶集，都在宋海波家落脚，吃饭，有时还住一夜，第二天再回来。

    那天，哥俩坐下来彻夜长谈，父亲才知道宋海波参加了革命工作，随鲁宁县长、宋林政委来通县开辟地区。当时，通县是国民党敌占区，于辛庄是通、三、香三个县交界的三角地带。于辛庄在潮白河西岸，东岸是宋各庄，那里地区开辟早，群众基础好，为扩大发展新区，就选定了于辛庄作为一个站脚点，并将通县政府财粮科安在我家。

    1946年7月，财粮科长杨景林，科员宋海波、刘宝仁、闫佩如、高定恒等人就住在我家办公了。经常来财粮科办事的还有徐进、魏胡子、张永和等人。从开春到7月财粮科进驻前，我们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建立了一边倒的红色政府。国民党、治安军、还乡团就不敢轻易进于辛庄了。

    1946年8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军需物资由天津港口装上汽车，运往北京，途经安平镇时，被共产党八路军和通县支队打了一个伏击战，截获了国民党的军需物资汽车。

    这些物资都运到我们村，由各家各户收藏。我家收藏的是几麻袋纸币：财粮科有账，村粮秣吕海峰有账，各家存的东西都记在账上，如布匹、古钱牌胶底布鞋、军用帐篷、苫布、白糖、食品、粮食……除一部分物资由财粮科送往前线军队外，就在县财粮科暂时离开我村执行其它任务时，急红了眼的国民党、还乡团包围了我村。时间正值当年秋天。

    那天晚上，吕海峰回家刚到门口，就被还乡团围住了，其中一个还乡团突然从背后抱住吕海峰后腰，一只手捂他的嘴，为的不让他喊出声来。弄到屋里，枪口对准吕海峰，让他拿着账本到各家起东西，吕海峰没有亮出账本，但各家收藏的物资却被取走了。我家收藏的钱是第一户被取走的，另外，各个村干部家门口都有还乡团把守，只要出来人，就当地打死。那天夜里，还乡团还带走十八家人口，其中也有吕海峰家，物资一共拉走十几辆大车。

    我家收藏的钱被取走后，我父亲回家用力一脚踩坏了炕坯，把宋海波存放的财粮科账目和县委文件等物品从炕洞里拿出来，用白色大五幅刷上桐油的布里三层外三层包好，放在怀里。在还乡团各家各户抢东西的乱哄哄中，偷偷地溜出村子，到我家的一块叫沙坟的地中间埋在坟旁的一棵榆树下。埋好后，又趟水过了潮白河，险些没被淹死，因为父亲不会凫水。过了岸，在亲戚家换了湿衣服，就奔盘山方向找财粮科去了。

    县政府和支队知道了情况，立即返回于辛庄，怕老百姓被国民党还乡团蹂躏、摧残，想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就在财粮科回来的第三天夜里，我村被驻扎在黄东仪村的国民党16军、地方治安军和还乡团包围了，敌人企图把财粮科的人和我的父亲全部杀死。在治安军内部也有我们的地下党内线。消息传到县政府，县政府立即派联络员张永和来我家找财粮科的几个人，传达县委重要指示，要财粮科的人和我父亲马上转移出于辛庄，有危险。

    那天天空乌云密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财粮科的几个人正在整理文件、账册。我家的房后墙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捶墙声。父亲警觉地爬上房子的耳子墙，顺着房山爬向房后坡，往下一看见是一个人，便小声问：“谁？”答：“二哥，我。”父亲知道是自己人，顺后檐一出溜，脚蹬上房南山外的柴草屋子顶上，父亲一伸手，抓住了那个人的手，上下就劲使劲，屋里的煤油灯已经吹灭了。杨科长几个人做好了战斗准备。父亲和那个人进了屋，宋海波点着了灯，才知道是县委联络员张永和。张永和传达完县委的指示还没有走，村口就响了一枪。杨科长说：“张永和被敌人发现了，这是合围的信号。”接着，村子四周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父亲说：“快走，跟着我，拉开距离。”父亲又一次把一包县委文件和财粮科账本塞进炕洞。父亲上了北边耳子墙，顺我家房后坡往北爬，我家北边都是十八家逃亡户，家里人跑光了，由左家到南居易堂奔北居易堂，过孙家前院经孙家后院，跳过院墙就是青纱帐。那天白天，有一家刚割完谷子，谷子茬子挂掉了宋海波的一只鞋，直扎脚丫子。张永和从挎包里掏出一双鞋，宋海波穿上后接着跑，一直跑到西关西头，和在那里接应的徐进见了面。财粮科几个人安全脱险，此时天刚蒙蒙亮。

    针对反动派的反动气焰，县委决心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影响。与此同时，县委得到指示，晋冀鲁豫的我解放大军将挺进东北，出山海关打辽沈战役，大军经过通县地区，要求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排除一切干扰，对我部队进行支援。

    当时，从上游白庙到下游安平镇一百多里的潮白河床上，只有于辛庄有一座拉庄稼用的木桥。就在解放大军即将行进到潮白河岸时，国民党派了飞机，是从三间房机场起飞的美式战斗机，把于辛庄木桥给炸毁了。河两岸的村民气愤地骂祖宗，家家户户自动捐献出木料、大树，全体村民总动员，没用两天工夫就重新架起了一座新木桥。父亲还找了家住河对岸宋各庄的船工刘全，一起沿着河岸的渡口，找来了几只大木船，把大木船串连起来，形成一个船桥。桥搭好后，挺进东三省的解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跨桥而过。提任警戒，守护木桥、船桥的父亲及村民们热烈欢迎又欢送解放大军。

    一天，杨科长在北屋问我父亲：“老二，你码头上有朋友吗？”父亲答：“有。”杨科长问：“靠得住吗”父亲说：“是拜把子兄弟。”杨科长问：“干什么的？”父亲说：“码头镇大乡乡长。”杨科长说：“两边都吃得开呀？”父亲说：“杨科长，不相信我就得了。”他生气了，要出北屋，杨科长和几个科员都哈哈大笑起来，宋海波拉住父亲的手：“二哥。”父亲醒悟了，伸手给了杨科长一拳：“拿我取笑。”杨科长顿时咳嗽不止，但还是笑，眼泪都流了出来。父亲赶紧给端过一碗温开水，杨科长吃了药，咳嗽才止住了。他说：“老二，说说这个人的详细情况。”父亲介绍情况说：“他本名叫宋本星，号宋立庭，排行老二，为人厚道，办事认真，广交朋友。他对小日本、国民党特别的愤恨，一次我们喝酒时，他说了一件发生在码头乡的事。他是乡长他在场亲眼看见他的一个亲戚的儿子被小日本、国民党点了天灯，理由是说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点天灯是杀一儆百，还抓了他们全家人，男的关起来，女人被小日本、国民党轮奸后，扔进了运河。当时，他气愤地说，二哥，你说我这一乡之长保护不了乡民，保护不了亲戚，我还干的什么意思？我想辞了这份乡长差事。”

    杨科长问：“他辞了乡长吗？”

    父亲答：“辞没辞，现在不清楚。”

    杨科长说：“老二，你找一找你这个朋友，他没有辞乡长更好，我们就利用他这个乡长。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要在码头修炮楼子，我们想从修炮楼那天起就打进去人，打进去的人要经常同宋本星取得联系，就是说通过宋本星打进去人，通过宋本星再把修炮楼子的内部情况随时转给我们。好给你这个朋友一个立功的机会。”

    父亲保证说：“这事儿交给我办，没问题。”父亲马不停蹄地到了马头镇，找到宋本星，说明来意。宋本星满口答应，而且表示保证此人安全。父亲把魏胡子带去了，打进了修炮楼子的劳工中。

    马头修炮楼是在1947年春节时，打下来马头炮楼子，解放马头镇是在1948年三四月份。在解放马头镇时，一枪没放，就把炮楼子拿下来了。共产党通县支队的队伍是通过地道进入的炮楼子内部，炮楼子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缴械投降。

    宋本星在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可是，他是被共产党保护的“历史反革命”，并安排在通县公路局工作，家住通县新城南门神路街10号。我在文革以后，去神路街10号看望过二叔二婶。老两口看我去了，很热情地问长问短，还告诉我说，宋海波对二叔说，你这个历史反革命是被政府保护的，起码我宋海波保护你，在解放马头镇时，你立了功，马头镇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受到损失，在解放平津的战役中你也做出过贡献。二叔说着，哭了。又说：“我做过那么点积德的事，共产党还记着哪！”

    1948年马头镇解放之前，解放的西集镇。国民党军队采取紧缩兵力、重镇驻扎的方针，首先把驻扎在黄东仪村的国民党16军的一个团部转移西集镇，团部设在南烧锅里（酿造白酒的作坊），并驻守一营。东边戏楼驻守二营，西边大寺庙驻守三营，北边大庙（解放后为西集中学，后为西集镇工委，现为西集镇压政府所在地）驻守治安军、还乡团。通县支队国民党兵营里粮食断绝，敌人企图突围抢粮，几次都没有成功。驻守的国民党团长是个死硬分子，几次谈判和平解放西集镇均未谈妥，此时，正值辽沈战役结束在望，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做好平津战役准备。

    通县县委、县政府、县支队根据指示精神，明确通县在平津战役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扫清通县周围重镇的国民党守军，特别指出京津公路两侧的重要集镇。

    西集镇和平解放的愿望久拖未果，将贻误整个平津战役的战机。县委、县政府、县支队决定将围而不打的战略改为速战速决的战略，而且又是在已经围困了一个多月的情况下。解放西集镇的枪声打响了，一直打了三天三夜，仍拿不下来。我地方领导着急，战士们着急，老百姓着急，父亲也着急。一天，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这是他在夜间做豆腐时，从过豆浆的木桶里用手往外掏豆渣时受到的启发。他到北屋和杨科长几个人说了，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使办法更加严密。经请示后，领导同意，但指示此办法危险性大，但成功率高，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少。那天，父亲做了几道豆腐，没有在村子里卖，就直接由父亲、宋海波、魏胡子、高宝恒一人一道挑着大摇大摆地直奔西集镇。父亲是本地人，西集街面熟，他在南烧锅门口站住，叫郭掌柜捡豆腐。郭掌柜出门小声说：“老二，你胆子够大的，不怕死呀？”父亲说：“草民一个，怕死没用。靠做豆腐养家糊口，豁出命也得干呀。”这会儿，谁知敌团长也在这里，他出来问郭掌柜“什么人？”“本地人，卖豆腐的，镇里买卖铺家没有不认识他的。”“那几个人呢？”父亲说：“这是我的邻居，临时帮忙，把豆腐挑到镇上。”郭掌柜说：“老二，先给团长捡一块尝尝。老二的豆腐绝了，又软又鲜，又香又甜。”父亲捡了一块，双手捧着送给敌团长，敌团长用鼻子闻了闻，笑了：“好香啊，好香。”用手托豆腐，豆腐热得烫手，一撒手，豆腐掉到地上。父亲又捡了一块说：“团长，您的手不常摸这个，觉得热，我天天干这个，习惯了，这回我手托着，您尝。”郭掌柜说：“到屋里去吧。”父亲说：“好，到屋里。”父亲说：“老四，你看着豆腐，老二、青头楞你们二人抬着一道豆腐进屋。”郭掌柜把敌团长、宋海波、魏胡子和父亲领进了他的屋。敌团长高高地坐在太师椅上，宋海波、魏胡子把豆腐盘放好，各自找好位置站好。父亲捡豆腐，双手捧着送到敌团长面前。这时，郭掌柜说着：“给拿小葱、香油。”出了屋。就在父亲递给敌团长豆腐时，父亲的身体正好挡住敌团长的视线，魏胡子手起枪响，一枪结束了敌团长的性命。郭掌柜听见枪响，慌慌张张地进了屋，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让你受惊了。”郭掌柜瘫在地上。父亲带几个人冲出屋子，只见敌团部大乱，乱放枪，县支队同时也攻取了戏鼓、西大寺庙、北庙等几个敌据点。

    树倒猢狲散，敌团长死了，下属官兵失去头领，到处乱放枪，西集镇一片混乱。

    不幸的是，父亲、宋海波、魏胡子冲出郭掌柜屋子时，敌人乱放枪，魏胡子被一粒子弹击中脑部牺牲了。宋海波受了伤，父亲搀着宋海波，高宝恒背起宋海波就往下冲，躲进了南烧锅的酒糟房里。酒槽房是做酒的原料发酵的地方，屋子里温度高，人进去就通身是汗。父亲当即想到这样一个躲避的地方，实在是太妙了，酒精把宋海波全身消了毒，伤口没有感染。

    工夫不长，枪声没有了，鸦雀无声，西集镇静了下来。父亲让高宝恒照顾宋海波，一个人出了南烧锅的后门，去探听情况。刚好碰上正在寻找父亲及宋海波等几个人的闫佩如。

    闫佩如见到父亲，高声喊：“二哥，你还活着，让我们好找呀。”

    父亲沉痛地说：“魏胡子死了，我没有保护好他。”

    闫佩如急切地问：“宋海波、高宝恒他们两个人呢？”

    父亲说：“宋海波受伤了，和高宝恒正躲在酒糟房里，我出来看看情况，正找你们哪。”

    闫佩如说：“西集解放了，国民党军队全部投降了，没有你的主意，解放西集镇还不知道要死伤多少人哪。快叫宋海波、高宝恒他们俩出来吧！”

    宋海波由于受伤流血过多，又加上酒槽房内高温闷热，当时昏迷了。被抢救脱险后，转到盘山根据地医院治疗养护。

    魏胡子遗体运往盘山根据地烈士墓地埋葬。

    通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县支队在解放了西集镇、马头镇等几个重要集镇后就转移到了运河西岸张家湾地区，准备解放通州城，时间是1948年四、五月份。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家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父亲有两个妻子，头一个生下一个女儿，因得月子病不能再生养，又娶了我的母亲，生下我和弟弟。吵架首先是我的母亲和姐姐的母亲老姐俩挑起来的，原因当时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村民们众说纷纭，满城风雨。

    有的说我的母亲要和父亲离婚，改嫁到自己看上的一个通县支队的战士家去。

    有的说，姐姐的母亲是个大醋坛子，姐俩争风，逼着母亲改嫁，留下我们兄弟二人。

    村长和农会主任找了父亲，叫父亲让出来一个媳妇，给本村一个贫农老光棍配对。

    总之，矛盾是有了，架是吵了，父亲是被夹在中间的，说哪一边都不好，倾向哪一边说，问题都不好解决。

    最后，还是当时的村民政吕海峰出面调解，采取折中折衷的办法解决了。吕海峰给找了本村南居易堂于文荣家后照房东厢房南屋，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从我家搬了出来，到于文荣家去住。后来才知道这是刻意安排的。于文荣家东厢房南屋仅一墙之隔是间门道房，这是出入后照房院子的唯一通道。

    1948年农历三十晚上吃团圆饺子，有闫佩如、高宝恒二人去于文荣家接我们母子三人回到我的家。赶上西集镇刚解放不久，我们全家人和杨科长几个人亲如一家，欢欢喜喜过了一个团圆年。父亲说过：“这一年过节是从来没有过的热闹，让人觉得欢畅、松心，有奔头。”

    那一年春节，我的姥姥和舅舅也是在我家过的节。姥爷因为躲避国民党抓兵，在自己家的坟地里睡了一夜的觉，着了凉，得了病，没钱医治而去世了。姥姥和舅舅是从我的大姨家来。大姨父被国民党兵打死了，家里失去了男人，姥姥和舅舅也由于姥爷去世，在那个年月，孤儿寡母的难过日子，就搬到我们村我大姨家。

    在吃团圆饺子的饭桌上，杨科长问母亲：“西边（指通州城，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还有亲戚吗？”母亲说：“我二姐家是榆林庄西边南刘各庄的。”姥姥说：“我娘家是通州北边大兴庄的，我的弟弟在通州鼓楼后边一家面粉厂里干活。”

    杨科长好像有意识的问，又好像拉家常话：“您的弟弟叫什么？”

    姥姥回答说：“叫刘宇—”

    杨科长说：“不想回娘家瞅瞅？”

    姥姥没好气地说：“瞅什么呀！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顾得上谁呀，今年咱们过节在这儿吃团圆饺子，明年过节就没准又到哪去过了，你们总是住在这儿得多好。”

    姥姥在闺女家过节，嘴里吃着饺子，心里边那个沉重劲儿，在场的人都十分地清楚。

    杨科长安慰说：“老太太，别太伤心了，我们的日子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的。您看见了，西集解放了，全西集镇的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过节，欢欢喜喜的。”
    姥姥叹了一口气说：“老百姓都喜欢过个踏实日子，可是，国民党、治安军、还乡团、壮兵队他不让老百姓过踏实日子，整天价东跑西跑的，啥时候是个头呀！”

    杨科长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让您高兴的日子快到了。”

    吃完了三十晚上的饺子，母亲说：“我们娘仨得回去了，还得烧烧炕哪。”

    由闫佩如抱着我，高宝恒抱着弟弟，母亲抱一个棒子秸回了于文荣家的那个东厢房南屋。漆黑的年三十夜里，天上飘飘洒洒着雪花。

    六月的一天，父亲给我们娘仨送来柴禾和米面，同时，交给了母亲一个信封说：“这是一封信，要收藏好，杨科长交待由你去把这封信交给你在通州城里的舅舅刘宇一。”

    母亲问父亲：“今天就走吗？”

    父亲说：“明天夜里走，孩子你留下别管了。如果碰上人你就说你是扔下孩子逃婚走的，或者说是走亲戚，或者说我给你气受，受不了啦，逃出来的。信一定收藏好，路上遇上事，实在不行了，就把信吞进肚子里。”

    母亲说：“这封信我一定送到，亲手交给刘宇一，你转告杨科长他们，让他们放心好了。”
    父亲说：“这事儿可非同小可呀！”

    母亲说：“知道了。”

    母亲知道事关重大，细心地把信缝在了贴胸的褥腰子夹层里。她留了一个活线头，准备在路上遇上情况应急时，装作胸痛，手伸进前胸，抽掉线头，拿出信来，把信塞进嘴里。母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出门之前又把炕烧了一些柴禾，为了炕更热火，免得我们兄弟俩受冻。

    母亲在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出家门时，轻手轻脚地。她没有直接出村口往西走，而是在房后面孙家菜园子的一口水井边转了无数遭以后，再奔北面的潮白河边走去。在河边又是来回来去地走了无数遍，才下河顺着河边往西走。就这样一直走到榆林庄村东的渡口下游上了岸，把一只鞋扔进了潮白河里，另一只穿在脚上。穿好了鞋又在河水里泡湿了，就直奔榆林庄炮楼子的方向去了。

    母亲说：“过炮楼子是最危险的关口。我就直奔着它去。过去了万事大吉，过不去就死在那儿了。”榆林庄炮楼子是分界线，往东是地下党，通县支队的活动地区，往西是国民党统治区。母亲把过炮楼子时可能遇上的情况想了个仔细。并且想好了答对的话。

    在离炮楼子不远处，母亲看见炮楼子里出来一个国民党兵，手端大枪，四外看看，解开裤子撒尿。母亲不管这些，是河是井也得跳，是福是祸也得过，就朝着那个国民党兵去了。高声叫：“大哥，跟您问个路。”那个国民党兵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赶紧提裤子，回头看是一个披头散发，浑身湿透了，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的年轻女人，忙问：“你是干什么的？”母亲高声答：“过路的。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我走了一路夜道，黑灯瞎火的迷了路。我要去南刘各庄二姐家，跟大哥您问问路怎么走。您修好吧，您积德！”

   “这兵荒马乱的，谁证明你逃出来去你姐家，你怕是共产党的奸细吧？”那个兵拦住了去路，大枪一端，横在母亲面前，母亲死说活说也不成，国民党还要带母亲进炮楼子。

    这会儿从炮楼子里又出来一个兵小便，听见盘查，过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母亲认出来是娘家的一个远房哥哥，就叫：“大哥。”那人一听，凑近一看，说：“三妹子，你这是上哪儿呀？黑灯瞎火的天还没亮？”

   “大哥，我没法在于家过了。于家欺负我，我就逃出来了，要去南刘各庄二姐家。我都走了一夜了，往西走，转了向，看见了炮楼子，想过来打听打听道儿，让这位大哥拦住了，还说我是奸细。”

   “于家怎么欺负你了？”远房哥哥问。

    母亲把自己编好的话说给他听。

   “那你还有两个孩子呢？”

   “孩子给他姓于的留下，我一个人走了干净，那里没有男人。”母亲接着说，“大哥，你跟这位大哥说说，让我过去吧，要不然，你送我去南刘各庄二姐家吧？”

    这位远房哥哥说：“让她过去吧，你看她还让我去送她呢！”

    拦截的兵小声对母亲的远房哥哥说：“别是奸细，咱放过去了，可就没命了。”

    远房哥哥说：“你别把谁都看成是奸细。她是我的妹妹，情况我知道，不关你的事儿。我去送她。”

    在从榆林庄去南刘各庄的路上，母亲问：“家里大爷、大妈、嫂子还有孩子们都好吗？”

   “唉！身体还可以，就是整天价跟我担惊害怕的。老是劝我说别干这差事了，认头饿死也不让我干这差事。我没干坏事儿，就是混碗饭吃。”

    母亲做远房哥哥的工作，并且把实情告诉了他，他一听，傻了眼，放了不好，不放更不好。母亲的这个远房哥哥本来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母亲说：“大哥，听我的没错，找个机会溜之大吉，开小差，别再干了，别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们那边西集镇解放了，马头镇也解放了，县政府、县支队都推到运河西边了，解放通州城，北京城是早晚的事。”

    在兄妹俩分手时，远房哥哥告诉母亲：“这边是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到通州，不会有人管你问你，蒋介石顾不过来了，把正规军都调到东北去了。”

    过了几天，母亲的远房哥哥就开了小差。

    母亲到南刘各庄二姐家，天刚蒙蒙亮。我的二姨给母亲换下了湿的衣服、鞋，做了点饭，姐俩吃完饭，一起去了通州城。

    到鼓楼后一家面粉厂，找到刘老板，那个伙计就知道是内线人来了，找来了刘宇一。当时刘宇一也是地下党，以面粉厂为掩护。刘宇一见了两个外甥女，分外高兴。母亲从夹层里把信拿出来，交给了刘宇一，刘宇一夸母亲说：“三丫头，好样的。”回来时，刘宇一给了她20斤面。

    母亲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苦了我们兄弟两个。挨冷受冻不说，就在那天夜里，国民党还乡团偷偷摸进了我们娘仨个的小屋，他们并不知道母亲送信的事，只是想要占母亲的便宜。母亲不见了，就拿我们兄弟俩个人出气。主要是没脑袋带屁股地踢打我，一个还乡团一脚踢在我的眼眶上，从此，我的眼睛变成斜视，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使我终生痛苦。我恨国民党还乡团。

    还得交待两句：我们哥俩挨还乡团打时，是村里的一位姓郑的大哥悄悄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及时赶到给制止住了。并且跟他们要人，惊动了全村人，井沿、河边折腾了多半天，也没有找到母亲，都说母亲是跳河死了。其实父亲是清楚的，母亲选择夜里在井沿、河边转无数遭是造成假象，怕路途不顺时，还乡团追赶。

    母亲那次送信是通县县委、县政府、县支队的重要战略部署––––解放通州城的实施计划。通报给刘宇一，是让通州城内的地下党策应解放通州城。

    几个月后，解放通州城的战斗打响了，有杨科长、闫佩如、高宝恒，宋海波伤愈才回来，还有我的父亲负责由吴村至沙古堆京津公路的放哨任务；一个人一段路，来回走动，联络情况，以防香河县国民党兵增援通州城。解放通州城首先攻打下来通州东南处的电厂，通州全城解放于1948年12月14日

    通州城的解放，加快了北京城和平解放的步伐，在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多少革命前辈们，有多少个像魏胡子一样的烈士们，带领着全国的父亲、母亲辈的老百姓浴血奋战，不怕牺牲流血，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据我所知：县政府财粮科长杨景林同志外号杨小镐子，因长年有病而且相当严重，在1948年四、五月从我村撤走后，时间不长就去世了。刘宝仁是西关人，解放后曾任过河南省副省长。闫佩如是大厂县人，平津战役后，随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后，回家探亲时，曾先后两次来看望我的父亲。高宝恒是协各庄人，解放后在通县粮食局西集粮食所工作到退休。三年困难时期，还多次将节省下来的粮票、面票给我的父亲。张永和，解放后曾任通县水利局局长，在沙尹沟清淤时，我任西集水利兵团主管会计，张永和来西集水利工地检察工作，我们在供给店村见了面，他还打听我父亲于宝仓的情况，而且对我说过：“那天夜里还乡团围住了我和财粮科几个人，没有你父亲，我们几个人就没命了。”徐进，解放后任通县县委党校校长等职。宋海波是蓟县邦均镇人，我父亲的朋友，我叫大叔，住我家时，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财粮科会计、科员，管钱管物管账，后任北京市文化局领导职务。我父亲在世时，往来关系密切。我父亲去世后，我们一直往来至今。在我动笔写此文之前，曾通过电话向我的大叔——宋海波询问了由46年春至48年冬通州城解放的战斗经历。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都应该好好地珍惜、爱护。

    谨以此文纪念通州解放五十五周年。

200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