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夫的创作道路

刘荣旺

2004年的国庆节，梓夫、天立、德海等人同来看望我。他们和我都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在县委宣传部一起工作的，那时他们还都是小青年儿，很朝气的。算来距今天三十几年的时间。可一说到跨世纪，就有了把时光推得很遥远的意思。

是的，多少年过去了，他们都已长大成材，如今有的从政、有的从文、有的从事教育；但都在主持一摊工作，日常公务繁忙，平日间他们彼此间只是电话问候，可想他们聚集一处与我见一次面确是很不容易。所以，一见面大家就足侃起来。内容嘛可以用海阔天空比喻：上至国内外形势、下至城乡百姓生活，涉及面之广、内容之新鲜、气氛之起伏、感情之真挚，使我真不忍心插嘴用自己早已想好的对他们多一些问候和关心的话语将他们的话题打断。特别是听他们的谈话涉及知识面的广泛而使我听之如一种享受。如：社会进步中的人们应如何颐心益志乐观地面对人生等。谈笑间桩桩件件虽非逸事但诙谐幽默包袱颇多，使我这年逾古稀之人如身临《曲苑杂谈》般地笑发心底，并于肺腑中对他们问候的感激之情外还增加了许多看到他们长大成材地欣慰。

谈笑间偶及文学，梓夫便顺手拿出一份稿件递给我之后说：“这是德海看完《漕运码头》后写的读后感，给您看看。”粗看一遍内容尚好，为什么如此说呢，实在是这篇稿子引起了我的一段心思：早就想给梓夫写点文字了。还是在1990年初，他的长篇小说《异母兄弟》的出版，我就写过一篇读后感，写完一看竟在不自觉间写成了一个“群英谱”样的东西，所以主题不明确而未拿出手。又因为我当时正在参与撰写《中国财贸职工》一书正在脱稿攻坚阶段，时间一紧也只好搁置罢了。

这次写点什么呢？日深月久主题便更加宽泛难择，反复思考还是写写梓夫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这样或许能给青年读者一些教育及启迪，当然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能否达到意想初衷就很难定论。

我想，任何成功的作家都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天赋、机遇、缘分，三者互有关联缺一不可。当然，除此之外本人的刻苦也是难于言表的。就梓夫来说，虽已成为著名作家，但其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例外。如果说想从梓夫的成功中学点什么，我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下列几点：一是刻苦学习，二是深入群众，三是勇于拼搏，四是持之以恒，五是不怕挫折，所以他成功地步入了理想的殿堂。回想他1990年出版《异母兄弟》后，确曾为他的成功感动不已，写过的一篇读后感因未成功所以没有告知梓夫，但稿件里面有几句话尚且记忆犹新，这即是：

少年苦相同，时代造英雄，道路皆坎坷，勇者攀高峰。

今天，提到王梓夫的名字，就会有不少人夸赞他是一名成功者，是一名受到人民喜爱的著名作家。

是的，名气是个好东西，有了名气就如同有了通往祖国各地的通行证，亦或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爱戴。但“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作家所走的“路”绝对是千辛万苦、酸甜苦辣、曲折坎坷的，用上艰难一词绝不为过。那么，梓夫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其中的艰辛当然还是他自己最清楚。我若作为一名长者或能以益友的身分为他说两句什么，还是想从我与梓夫的初识和了解说起。

梓夫的家乡是北京市通州马驹桥乡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村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1947年王梓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正赶上全国解放战争大转折时期，这就注定了他有个苦难的童年。他出生在旧中国，成长在祖国解放后的百业待兴的困难阶段，成名在中华民族繁荣崛起的时期。

梓夫不是“三门”（即：家门、学校门和机关门）干部。他中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回家务农至1966年调到马驹桥乡当上补贴干部，这期间工作成绩不错，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写一些文艺作品发表，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是在这个时期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当然，真正引起乡、县主管宣传文化部门注意的是他在《北京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红哨兵》，在他的家乡地区小有轰动，这大概是他向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这时，我和梓夫本人尚未正式接触，可王梓夫这个名字早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因此，就有了一个和他本人早日见面的计划在脑子里。为此，我带人到他的出生地——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庄进行了一次私访。这时的梓夫仍在乡里当补贴干部，并且一干就是六年。到需要转正干部时，县委分到马驹桥乡的转正指标只有六名，因此，他自己都不抱什么希望了。等他自己知道转正名额有他时，他已被借调到宣传队工作，这其中内因有进一步审查与考察的意思，当然也为他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奠定了工作基础。这段时间虽多有曲折但可喜的是时间并不长，在决定正式调他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前我和他见了第一面。那是一次谈话性质的见面，不光是调动干部程序上的需要，就我个人来讲也很重视这种谈话。因为事先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在我印象里这次谈话的时间并不太长，但给我的总体印象不错。青年时期的他身材中等、身型匀称、眉清目秀、双目有神，尤其是他那洒脱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1970年冬天的那次关键的谈话，事隔多年其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句稍感唐突的话至今却记忆犹新。在办公室里第一眼见到他，观察后关心地问：“怎么大冬天的还穿着单裤呢？”梓夫什么也不说，只是涨得脸红红的。见此状我后悔极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穿得少却不失精干”，我想。这也是我当时对梓夫心存歉意的第一印象，多少年过去了，对梓夫的这种歉意一直搁在自己的心里，怎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再请梓夫谅解之余也欣慰我当时的看法没错：梓夫是个可造就的人才。这大概是梓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第一步。这一步我们看到了他的艰苦、发奋与天赋。

第二步则是从乡里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后，虽然他此时仍然坚持文学创作，但在县里的活动范围远比乡里大得多了。在县里俯瞰农村生活，提炼各种素材，开阔眼界润泽笔墨——恰在这时，有一个回乡工作的知识青年为救一个落水儿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件事在全县人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县委立即作出决定，由宣传部派人组成工作组，总结他的先进事迹后召开全县大会予以表彰。随后，县委宣传部请示县委常委会同意，成立一个由三方面人员组成的“北京市通县三结合创作组”（即：县委的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专业作家、县里宣传文化部门派人参加）。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出了许显卿同志，尤其是在审稿阶段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韦君宜同志也亲自参加了审稿工作。当时，县委书记在亲自参加了审稿时给此书命名为《晨光曲》。

《晨光曲》的撰稿人就是王梓夫。在这段时间里，梓夫和这些作家、文学家们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并且建立了浓厚的友谊。这无疑对梓夫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有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真正对梓夫写作起到绝对性作用的是第三步。1981年，他奉命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这是他向从事专业文学创作道路迈出的关键一步。因为有三个根本的变化可以说明问题：一是从兼职走向专业，二是接触的领域更为宽阔，第三是接触的专业人员更多。作家有了位置，可以在祖国大地上的任何地方去采访，并且身临其境地体验生活。不管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东南沿海还是祖国西部的山村小镇，从繁华喧嚣的都市街景到绿草茵茵的乡间小道，从“高精尖”的产业基地到卖油饼豆浆的个体商贩，总之，这一步将作者的眼界十分地开阔了。更可喜的是梓夫还有机会到世界各国亲身体验了外国人的生活，开阔眼界的同时给他的创作思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时我猛然想起一位老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小说“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和提炼升华”。

我既不从文也不是个评论家，写到此时还想说点回头话。因为日常还有些事务要做，所以就在此次动笔前，想写的主题仍然不太明确。利用2004年春节和许显卿同志互致问候的机会交谈到梓夫的《漕运码头》，我和他一致认为作者在创作道路上逐步走向了成熟。为此才下定决心，就我的所知写写梓夫的成长。

现在讲，说梓夫是一个成功者毫不夸张，几十年过去了，梓夫成就了可造之材，我想更不会有人持不同意见。

一个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大圣大贤才能做到的”。这一高论在历史上就有争论。从梓夫从事文学创作成功的大量事实上可以充分说明一个不容雄辩的事实，成功来自于人民来自于拼搏也来自于机遇。梓夫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练笔，到如今他已出版了500多万字的作品。在2004年出席北京市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座谈会上，他的很多作品受到了奖励。梓夫无疑是一个多产和高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光以小说为主，而且其它体裁也很广泛。小说出版有短篇、中篇、长篇；其它体裁有话剧剧本、报告文学、散文杂文和一些游记类内容的，笔墨涉及面极其广泛。可以这样说，他走的是一条综合发展的道路。

从质量上讲，梓夫的很多作品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我自己喜爱的短篇小说有《嫂子》和《还债》，长篇无疑是《异母兄弟》，尤其是《漕运码头》的出版就更上一层楼。无论从作品结构严谨方面和情节人物刻画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书中有人有事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尤其是对人物的描写方面算得上出神入化活龙活现栩栩如生，这部小说因其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较高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漕运码头》读后给读者留下许多有益的思考。它是2004年受到奖励的优秀作品。

《漕运码头》在北京广播电台播出后，又在一份报刊上进行了连载，这便震动了更多的读者。听说有的读者到书店欲买此书可是已经买不到了。我想：这些可谓是“立言”吧。

至于“立功”，梓夫在几十年来的几次职务变化，无论是升是降，所到之处都有政声。他中学毕业回农村，当即就被驻村工作队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对象。在调乡里工作时也很出色；尤其是调到县里工作时成绩更为突出。他分管文化宣传，在其成长为著名作家的过程中还培养了一大批宣传文艺人才。记得在成立三结合创作组时，县委要求将全县一百多先进人物的事迹写成一部小说《晨光曲》时，撰稿人就是王梓夫。此书出版后在全县引起了不小的影响，县委曾在三次召开的千人大会上进行表彰。此谓之“立功”不足为过。当然，此作品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文学作品总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我和梓夫相识几十年了，从他大冬天的穿不起棉裤到成为著名作家，在德才兼备方面他到底做得如何呢？下面，就我的亲身感受从几个方面说一说他“立德”的事例。

我经常听到的是梓夫属于哪派作家的议论。群众中流传的大约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伤痕派、二是歌颂派、三是暴露派、四是流氓文学家，当然还有别的提法。就我和梓夫接触这几十年中，我认为梓夫是个为社会主义祖国唱响主旋律的歌颂派文学家。尤其是在作者的全部报告文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是其一。

其二、梓夫出生在解放战争转折时期，成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的作品应该是新中国日新月异的真实体现的记录。

其三、梓夫是生长在大运河岸边的贫苦农民子弟，他的作品多为农村弱势群体呐喊，同情他们，歌颂他们，表彰了真善美、批判了恶与丑。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在他的作品对后进人物的处理上，他总是把他们的落后思想进行改造，让他们转化成新人。这种思想境界也体现在他日常的人际关系处理上。不管是工作岗位变化还是职位的升降变化，他都能持以一颗平常心，即使受到了委屈也从不计较。尤其是梓夫名气越来越大后，他仍保持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想，按梓夫的经济状况，自己买部小车是不成问题的，由一些机关给他派车公干也并不困难，但他出门办事不是“打的”就是坐公共汽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不是那种“官越做越大，人越做越小”的人。所以，我在群众中经常听到一句话：王梓夫还是王梓夫。

写到这里，我想会有人提出疑问：你说了作者这么多好的方面，那么他就没有不足之处吗？从我内心讲，我从来就认为不管是哪一位成功的作家，他的作品也会有败笔之处。一位著名作家说的好：“任何作家首创总是要出现缺陷的。”但这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超越是行不通的。梓夫也不例外。说心里话，梓夫走上从事文学创作这条路实在不易，一路走好没有受到大的挫折就更是难上加难。何况我又是个门外汉，让外行给内行提不足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想一想只好提点希望供梓夫参考：

几十年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实话直说就是梓夫作品中的形象思维强过逻辑思维，尤其在他的形象思维中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锤炼，具体地表现在一些作品中还可以更精干些，应该展示的没有将作品写到位，致使有的作品起点很高，结尾的包袱就显得软点。再有，可能是梓夫对家乡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总想求全，似有不肯割爱之嫌，造成有些作品的内容较为单薄。这也难怪，自古便有“月是故乡明”之说，可能是作者对家乡情深爱切之故。短短时间里梓夫的作品已有500多万字，要求每部作品都十全十美似过于苛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中甘苦恐怕只有作者本人体会了。

现在，我已是年过古稀之人，使我能够高兴的是看到梓夫的《漕运码头》出版了。这部作品不单写作水平方面提高了一步，而且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据作者本人讲这仅为第一部，以后还要陆续出版两部，与《漕运码头》统称为大运河的三部曲。

以上所述，既不系统又没什么章法，难免有不当之处。但心愿总是希望吧。梓夫：在今后的写作道路上要“更上一层楼”。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应该一鼓作气完成大运河三部曲，精力不宜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