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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灵与自然的沟通——谈“异质同构”
  • 作者: 古今 日期:2008/1/23 阅读:1433 次 【 】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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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格式塔学派是本世纪新兴起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心理学派。关于审美体验,这个学派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学说,即“异质同构”说。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物理性(非表现性),一种是表现性。在格式塔心理学派看来,审美体验就是对象的表现性及其力的结构(外在世界),与人的神经系统中相同的力的结构(内在世界)的同型契合。那么,什么是事物的表现性呢?怎样理解事物的力的结构与心灵的力的结构的同型契合呢?

        按传统的说法,所谓表现性,就是指通过人的外表和行为的某些特征,可以把握到人的内在情感、思想和动机,或者简单地说,人体的外观和行为,表现了人的内在情感生活。脸部的状貌表征,肌肉的活动节律,步态的样式特点,手势的独特意味,以及人体别的运动的张力和韵律,都具有表现性,即都能表现某个人内在的心理状态、精神气质及性格特征等。同时又认为这种表现性不限于人的躯体动作,包括人的穿戴方式、整理房间和掌握语言的方式,以及某人所喜爱的东西的花色品种,某人赋于绘画、音乐、墨迹的意味,他喜好的游戏,他对戏剧角色的独特解释等等,都能暗示出一个人的人格或临时的心境来,都具有表现性。

        事实上,这种理论并不是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发现。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贝克莱早就将此作为一种严肃的学说提出来了。他在《新视觉论》中,曾就一个观察者为什么会在别人的面部看到羞愧和愤怒的问题写道:“这样一些情感,其本身是无法被人看见的,但我们可以从人的面部表情和色彩的变化中洞见它们。这些变化是视觉直接把握的对象,我们之所以能够从中看到情感,那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的经验中总是伴随着情感一起出现。如果预先没有这样一些经验,我们就分不清脸红究竟是羞愧的表现还是兴奋的表现。”尽管贝克莱所作的解释与格式塔学派的解释完全不同(详下),但问题毕竟早就提出来了。

        如果说传统的理论着重在人身与心灵的联系上来理解表现性的话,那么,格式塔心理学派的理解就远远超出了上述范围。他们特别重视无生命事物所传达的表现性,如季节、山脉、云彩、大海、小溪、枝条、花朵等等,它们在不同条件下变化出来的表象,都传达了人的某种内在的情感、心境,都具有表现性。如中国古诗中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澹而如睡。”就是通过大自然的季节的变化与人的内在情感生活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自然与心灵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传达出了人的情感生活的跌宕起伏的变化。

        人的躯体、动作、装饰以及大自然的种种风物的律动与人的心灵律动的沟通,使主客协调,物我同一,导致审美体验的产生,这已是公认的事实。问题在于对此现象作何解释。按“移情”说的解释,种种物我同一的现象,如“春山”之所以会“如笑”,“夏山”之所以会“如滴”,“秋山”之所以会“如妆”,“冬山”之所以会“如睡”,并非对象本身的特性,而是人们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对象上去的结果。然而,格式塔心理学派却用异质同构性原理来解释此种自然与心灵相沟通的现象。他们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表现,都具有力的结构,“象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与坚强、和谐与混乱、前进与退让等等基调,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他们还认为,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质料是不同的,但其力的结构可以是相同的。当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力的结构相对应而沟通时,那么就进入到了身心和谐、物我同一的境界,人的审美体验也就由此境界而产生。譬如,春山(物理世界)与人的“笑”(心理世界)虽然是不同质的,但它们的力的结构是相同的,即都属于“上升”的类型,因此,“春山”与“笑”就是异质同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产生了“春山淡冶而如笑”的美好诗句,给人以审美的快感。再如柳条下垂(物理世界)与人的悲哀(心理世界)虽然是不同质的,但其力的结构则是同型同构的(都是由高到低)。这样,当下垂的柳条呈现在人的面前之际,它的力的结构就通过视觉神经系统传到大脑皮层,这就与人的神经系统中所固有的悲哀的力的结构接通,而达到了同型契合,于是内外两个世界产生了审美的共鸣。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异质同构”说力图要证明的是以下两点:第一,物理世界所具有的某种力的结构和表现性,是对象本身的客观物性,既不是人们靠“联想”赋予的,也不是凭“移情”而获得的。第二,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力的结构是不同质的,但可以相互对应、沟通、同一,从而达到内外两个世界的同型合一,并从这种同构关系中产生诗与美。

        有趣的是,在中国,这种“异质同构”的思想也古已有之。孔子在《雍也》篇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水,是流动的,它和变动不居的智慧,虽然质料不同,其力的结构则是相同的;同样,山是沉静、稳重的,它和仁者的端正、坚定的情操不也是“异质同构”关系吗?《礼记·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文心雕龙·原道》中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石涛在《画语录》中也说:“夫画,天地变通之大法”,这些说法,都意识到了物理世界与心灵世界虽然质料、品位不同,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同构关系。从这种思想出发,中国古人对内在与外在两个世界的异质同构现象作了大量的描述。例如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在这段话中,就分别把属于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落叶与悲凉、柔条与芳心、寒霜与畏惧、云霞与亢奋,一一对应起来,是典型的异质同构。把异质同构现象描述得特别精彩的是清代桐城派文论家姚鼐。他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与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阳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蝡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絜非书》)尽管姚鼐所述仅凭直觉,但他实际上在不自觉地用现代科学的“林奈分类法”(林奈——瑞典博物学家)。按传统的分类法,人们一般只按照生物与非生物、人类与非人类、精神与物质等范畴,去对各种存在物进行分类。但林奈分类法只以表现性作为对各种存在物进行分类的标准,这样就可以把极不相同的事物却具有同样表现性的事物分在同一类,例如暴风雨与革命,前者属于自然现象,后者属社会现象,但因这两种事物的表现性和力的结构相同,就可以放在同一类中,使其处于异质同构的关系之中。姚鼐与林奈不谋而合。姚鼐把天下万事万物分为两大类,即“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无论在“阳刚”类,还是在“阴柔”类,都包含了极不相同的但在力的结构上相同的事物。运用这种非科学的分类法,对于科学可能毫无用处,但却帮助人们去发现事物的表现性和力的基本式样,发现那些属于不同范畴的或很少相同之处的事物之间的对应点、共同点。而这种对应点和共同点正是产生美感和诗意的源泉。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诗人们特别重视将实际上很不相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暗喻手法。当马致远吟出《天净沙·秋思》时,他实际上已经在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和断肠人这些极不相同的事物之间找到了共同点。这些暗喻手法的运用就是以异质同构为基础的。它的作用就是要透过客观事物的外壳,将那些除了表现性和力的结构相同,而其余都不相同的事物联系、对应、沟通起来,并从中引发出诗意。尽管我们的古代诗人并不知道什么是暗喻和“异质同构”,但他们却不自觉地在他们的诗篇中充分地运用了它。例如杜甫的《野望》:

        清秋望不极,迢递起层阴。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沉。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

        这是一首写深秋傍晚旷野景色的律诗。诗中并未直抒肃寂凄清,但肃寂凄清之情自见。那么这种艺术效果是怎样达到的呢?拿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观点看,这就是诗人不自觉地运用了异质同构的原理。近景中的孤城、落叶、独鹤、昏鸦,远景中的远水、迥山、沉日,跟诗中暗含的肃寂凄清之情,虽然质料完全不同,但它们的表现性和力的结构却是相同的(其样式是下降、软弱),这样诗中的“物”“我”同构契合,主体与客体交融统一,读者也就在这种契合、统一中获得审美的愉悦。这就不难看出,诗人天赋才能之一就是他能寻找并发现情感的同构物、对应物。他发现的同构物、对应物越多、越独特、越微妙,他就越是一个诗人,他的诗也就越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

        异质同构性原理及其对审美经验的解释已如上述。我们要追问的是,它究竟有没有科学性?格式塔心理学派从生理方面去找科学根据。他们认为,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异质同构的同型对应,是因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力的结构相同,在大脑中所激起的电脉冲相同。正是人脑中这种天生就有的生理的力量,使外在对象与内在情感契合一致。格式塔心理学家对此提出证据:幼儿在不可能通过经验学习任何东西的早年,似乎就能直接理解微笑或悲哀。三、四个月的婴儿就能对愤怒或温和的声音及表情作出反应。五至七个月的婴儿已能对责骂的声音或威胁性的姿势,发出哭叫的反应。这也就是说,如果人的大脑中没有先天的反应系统,那么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世界的对应、沟通是不可想象的。(参见鲁道夫·阿恩海姆:《走向艺术心理学》)至今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格式塔心理学的说法,因为他们的说法未经充分证实。我们认为异质同构现象的存在,应更多地从社会历史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也就是说,物理世界的表现性及其力的结构,和心理世界的力的结构,都不完全是先天的,而是人类长期的生活、实践在人类头脑中埋下的线路,是长期社会实践的积淀和渗透的结果。李泽厚说:“追溯到山顶洞人‘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于当时原始人群的便已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含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美的历程》)也许我们可以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为什么世界上世世代代的农民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都会觉得象音乐,觉得它美妙动听,心里产生一种难以言传的愉快呢?这不能单纯地从生理的方面去解释,因为还有许多别的更动听的鸟鸣,并不能唤起农民如此强烈的愉快感。原来布谷鸟所以特别讨农民的欢心,是因为它一年又一年地向农民宣告了春天的到来,耕耘季节的到来,宣告了漫长冬日的结束。这就是说,布谷鸟的叫声(外在世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已化为美好的象征符号,而农民听布谷鸟叫时的愉快感也就渗透、积淀了长期生活实践所含的意义,这样,布谷鸟叫声(物理世界)与农民的愉快感(心理世界)才相互对应、沟通,才产生了和谐的异质同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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