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自文言的汉语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中国的造纸技术。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翻动起来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如果没有纸，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　

　　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就更没法懂了。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缩写？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宋代以前，白话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这个时候，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老舍，沈从文，周立波，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鲁迅是亦土亦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当然，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　

　　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打土匪，只能叫“荡”。“征”、“伐”、“讨”、“平”，“荡”，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用的是粤语文，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