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的方式诠释现代与未来的精神理想

——张宝玺先生小说创作刍论

张宝玺先生是我的师辈，同时又是我的乡前辈，我敬之有加惟有仰视，作为后辈我本无权也无能力说三道四甚或奢言评论，经宝玺先生同意，我大胆地谈谈我之看法，错对之处先请宝玺先生原谅，谢了。同为通州人我们相差十多岁，宝玺先生又始终在官场宦海中搏击沉浮，自然我与宝玺先生接触并不多，他给我的印象是豪放仗义又不做作，没有官场陈腐之气却又坚持党性原则，这是我钦佩之余望尘莫及之处，也是我想说点什么的原因。

据我所知宝玺先生出生农村，当过农民，当过农村干部，进城后步入政坛。而就在那风华正茂可平步青云之上的年代，宝玺先生却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河东有刘绍棠，河西要有个张宝玺”的文学创作上。初写农村题材，那不仅是对生长于故乡村庄的记忆与怀念，更多地体现在他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但我们不认为他此时的作品有了悲天悯人的刻意心境。无论是为土地为农民为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都是他坚定的业余文学创作的支撑点，是个重要时期。

宝玺先生做官以后的写作有了很大变化，这与生活环境生活状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经得多了，见得多了，他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思想，在小说的人物中多有体现，这是宝玺先生在精神上的一次升华。此期的作品人物，如赵坚到李剑等在小说中的形象，给人以更加善意的感觉，作者本身的良善本质与理想意识，开始显现在他业余时间的字里行间。请注意我无意挨个品评宝玺先生众多作品中的几百个人物，我无力解析这么庞大的人物内心与人物性格。鲜活的运河人物，美丽的运河风景，漂亮的姑娘、年轻的少妇，一幅家乡山水城镇农村的生动画面，使所有中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京二卫三通州的京郊——今天所有活着的死了的人和事以及由这些人物引领出的通州社会风貌，我们因此而了解通州。

宝玺先生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中有农民有官场有私企老板，他始终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平民心态关注每一个艺术中的人和事，对丑陋不堪的社会现象包容理解并在写作技术上手下留情，这可能反映了作者潜意识中对平等对人之初性本善的渴望与追求。萨特说：文学艺术作品对作者来说如一面镜子。一个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几乎可以全面地看到自己，反映在作品上的也就是自己不同时期的喜怒哀乐。他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中国最复杂的社会动荡与巨变，也正因为如此他所记录的漫长历史画卷才能走向世界，在美国这个一向看不起中国人的国度出版全集，与此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自然成为历史作品，只不过用文学艺术小说的方式为世界留下了一段民间或官场的历史。后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官方或者历史所不敢记载的东西，从而使后人更加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功莫大焉！作为一个官场中人殊属难得。也许宝玺先生不适合做官而应写出一些历史绝唱的文学作品和传之千古的历史人物，而无愧于被浩然称之为“张宝玺现象”。在人格魅力上小说中那种仗义执言的人，那些愿意为普通老百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写照，这又映衬出他个人内心良善政治官员的本质，而他坚持不懈地业余写作也证明他在工作之余始终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良善的精神家园，这在中国文坛实在鲜见。正因为以上这些特质使他自然成为乡土文学运河文学的领军者之一。这种领军角色同时也实现了他由来已久的文学梦想无论是虚拟或现实毫无二致。

宝玺先生的语言精当而纯粹，无不休现运河两岸人民的语言智慧，他对所要表达的人和事的把握，一以贯之的乡土气息，看似简单却复杂得和一些名家异曲同工又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就他笔下的人物从农民、干部、企业家、官员，到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无论著墨多少都让我们觉得近在咫尺的亲切，对有些人物又不得不发出心底的痛感。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他开始了对灵与肉的思考和感情与道德的碰撞，他努力以一颗良善之心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甚或给出答案，为此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也有痛苦的无奈。面对新兴的城市，城市的所有人和事，在他笔下或进入天堂或沦入地狱，这是我们时代的阵痛。这种巨变使宝玺先生对城市生活、对官场在认真地观察仔细地分析后，对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他以往的作品而又恰如其分的诠释。作品中灵与肉、偶然与机遇、失落与寻找、痛苦与挣扎俱有，在无奈之余也使我们更加理解这个社会，他更希望人们理解这个社会，这对一个选择了文学艺术又身在官场的作家来说十分不易。他对今天的社会怀有责任地寄予希望，体现了作家理想主义的天性，他幻想一个平等和谐人人小康的理想社会并为此乐此不疲，这也是他小说中人物多样化所证明了的。如果说小说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笔录或说精神现象，宝玺先生用他的笔已经和人生道德、人性进行了交流，传递了一种生活经验乃至生存手段。无论怎样一个用业余的笔写小说的官员都是可敬的，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亮点。

宝玺先生的小说在关注现实关注每一个人命运的同时，他更关注女性，笔中青春少女风韵少妇无处不在。爱情、女性是个永久的文学话题，从古至今人云我云谁也没说清楚，重要的是作者在写每一个女性时的潜意识在干什么，是否在工作，在如何工作，这一点不是作者在小说中所能刻意表现的，它应该是一种潜意识的深层暴露。宝玺先生关注女性也写了若干女性，大体上年轻貌美而又个性十足的女性多一点，这是否意味着宝玺先生百分百地了解女性或者对年轻女性情有独钟呢？曹雪芹说女儿是水做的。水做的女儿是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的，宝玺先生钟爱女性写作是不自觉的一种潜意识中本质思想的表现，这证明他内心向往的是一种纯洁的个人心理状态，是对社会纯洁化的理想呼唤，如同在内心寻找一片干净而安详的世外桃源。他内心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洁身自好者，他在努力追寻转型社会的今天人的内在世界的纯真与善良，这是有良心作家的基本责任。从这个角度说那仅只出山三天的美女使他看到一点微亮，似乎它在指引着心灵深处的理想与圣洁走向现实，这已经是敞开心胸的呐喊，但这呼声不无隐隐的担忧，一个作家的功能也不过如此了，靠他个人的力量今天的社会还远没达到那种理想境界，也改变不了作为理想化身的女人的命运，这是我们时代的更大悲哀，目前宝玺先生也只能继续做一个理想主义的作家。

宝玺先生的文学思想更多地表现在他对文学艺术后人的培养，为此他付出了巨大努力：精神的物质的乃至政策的。是他在通州本土艰难地举着通州文学之乡这面大旗，使更多的文学青年有出书见报的机会，从而一展文学队伍的风采，也彰显了通州文学在全国的特殊地位。这在官员中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他的对女性写作的审美意识也对后来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种无形的成功。

由于对宝玺先生不太了解，只能就文谈文，不妥之处请宝玺先生戟指荒谬，有益于我的认识和大家的理解。

2005年6月17日于养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