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河督运图》价值初探

张洪林  孙连庆

《潞河督运图》（以下简称“图卷”）原图高41.5厘米，长680厘米，绢本设色，为清代乾隆年间通州坐粮厅使者冯应榴，请京口（今镇江市）江萱所绘。冯应榴，清嘉兴府桐乡县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四十一年（1776）以吏部考功郎中、军机行走奉使通州坐粮厅，两年以后，届满回部。在任期间，有感于通州漕运盛况，因有此图。

“潞河”，即京杭大运河通州段；“督运”，即督运漕粮，此为通州坐粮使者主要职责之一。《潞河督运图》是形成于清代乾隆中期，反映京杭大运河通州段漕运情况的历史图卷。该“图卷”绘制有大小船只150多只，人物820余个，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漕运的盛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景况，鲜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该“图卷”完成以后，几度遭际、几度浮沉。先后形成有冯应榴《自书潞河督运图后》和朱启钤（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跋》两篇尾跋，为我们了解该图卷提供了入门的途径。2001年8月，在北京通州首届运河文化研讨会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永谦首次介绍该“图卷”，当即引起通州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同年，通州区史志办公室复制该“图卷”，并在全区广泛宣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对于该“图卷”的研究讨论，形成了一个热点。

对于该“图卷”的历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潞河督运图》是京杭大运河八百年水运历史的见证，是清代康乾盛世的见证，是封建时代通州兴盛状况的见证，是通州运河文化的见证。关于《潞河督运图》的历史价值，朱启钤先生在《跋》中评价说：图卷“意味尤近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作，允为国家重宝。”

一、“图卷”是京杭大运河八百年水运历史的再现

通州地区位于北京平原冲击扇南缘，是北京的门户，也是北京连接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沿海各省的必经之地。区内多河富水，自秦代以来，历代多次利用自然河道进行水上运输。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上谷太守王霸开温水（温榆河）漕运，将中原物资经潞县运往居庸关一带守军。辽代开凿萧太后运粮河，将辽东税粮经通州运至南京（今北京）；金代利用后唐赵德钧开挖的东南河，将中原一带税粮经通州运至中都（今北京）。

成吉思汗九年（1215）蒙古军占领燕京以后，即利用通州潞河水道实行水运。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改中都为大都。《元史·食货志》对于运河漕运的重要性有着明确的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元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必须取得江南富庶地区财力、物力的支持。至元十九年（1282）试行海运，首次运粮4.6万石。天历三年（1329）达352万石，为元代海运最高客额。张家湾也因张瑄而得名。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凿会通河，南接济州河，北通御河，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每年河运、海运的漕粮300万至500万石，经过通州运至大都（今北京）。为此，元政府在通州先后建立13座国仓并设立管理机构都漕运司。为连接北京与通州的水路交通，至元二十九年（1292）郭守敬主持开挖通惠河，于张家湾入潞河，漕船直达大都积水潭。历经元、明、清三代近800年，以京杭大运河为骨干的水上交通运输体系，既是滋养北京的大动脉，又是北京以水路连接滨海各省，以至朝鲜半岛、印支半国各地区的出发地。

永乐四年（1406）明政府始修建北京城池、宫室、皇陵和北部长城，所需的砖来自于山东临清，烧琉璃瓦所用的黏土则来自于安徽芜湖、当涂，所用的木才多来自于川、贵、湖广，经水运至通州，再转运北京。永乐九年（1411），疏治会通河，京杭大运河通航能力明显增强。运输漕粮仍是运河水运的主要内容。永乐十五年（1417）运抵北京粮食508万石，永乐十六年（1419）为464万石，宣德七年（1432）达674万石，为明代最高客额。成化七年（1471）以后，漕粮由支运、兑运、民运全部改由长运，南方各省漕船均至通州，运河漕船数量大增，极大地推动了通州的城市建设和仓储以及商贸各业的发展。成化八年（1472）定400万石为常额，每年兑运、改兑加耗米入京通两仓518万石。明廷先后在通州修建4座大型国仓，并建立了尚书馆、户部分司、坐粮厅公署、监督主事公署、督运昌密漕粮户部分司、巡仓公署、巡漕公署、漕帅府等管理机构。对于漕运事务的管理更为完备。万历三十三年（1605）户部坐粮厅郎中周之翰纂修《通粮厅志》12卷，详细记载了明代漕运和通州漕务的情况。

进入清代，大运河依然是维持封建王朝统治的基本条件。清代漕运沿袭明制。清初以长运方式实行河运；中期内政失修，河道浅阻，改为海运；晚季改折银两。顺治二年（1654）定制，年征漕粮400万石。雍正四年（1726）白河河务机构升为“局”，与南运河、永定河、畿南诸河三局并列，始有“北运河”之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称“康乾盛世”，其综合国力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康熙六十年（1721）京通合储漕粮582.9万石，次年达908万石，仅京仓储米即足支三年。雍正八年（1730）更增加到1496.3万石。

京杭大运河还在促进派物资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北物资以通州、北京为交会点，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元代大都商贸繁盛，设税收机构73处，征税额500多万两，成为元政府重要财政来源。明清两代，每年抵达通州的漕船、客船、商船3万多艘，据粗略计算，清道光年间（1821—1850）仅漕船每年所携带的免税商货北上即为113.87万石，南下为37.96万石。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国商人经通州北运的茶叶即有90万石。八百年间经运河交易的北方的畜产品、山货、土特产品和南方的川广杂货、茶叶、瓷器、丝绸等难以数计。京杭大运河还是沟通南北各民族往来、促进人员交流的大动脉。士大夫造朝、帝王南巡、学子应试、商贾行旅均经运河南来北往，清代康熙皇帝巡幸通州即达27次，历代文人名士以及朝鲜、琉球等国贡使多抵达过通州、北京。京杭大运河对于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促进南北各民族的了解、融合与团结；促进沿河城市形成与发展以及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潞河督运图》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图卷内150余艘船只中，漕船占十之七八，其中有扬帆远来重运的漕船，有回空的漕船，有剥运的剥船，有榷税的小艇；岸上有粮囤、有搬运漕粮的水脚，有拉船的纤夫；有劳动者、有管理漕运的官员，鲜活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运河漕运的盛况。

二、“图卷”是清代康乾盛世的历史记录

明末清初，延续40年之久的战争，使全国土地荒芜、黄淮失修、运河淤塞，社会经济日趋恶化。康熙皇帝提倡休养生息的政策，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推行适合汉族经济关系的政策和照顾满族特权利益的措施，停止圈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康熙皇帝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治理漕运水道。靳辅从治黄入手，修筑堤防，堵塞决口，疏导黄河归明代故道，取得了十数年内没有发生大决口的显著效果。并使漕船行经黄河的水程，由90多公里缩短到不过数里，漕运大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北方地区与南方的水上往来，也较以前更为便利。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清政府反击沙俄入侵，削平“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攻灭噶尔丹，有效地对台湾、西藏实施管理，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京师储粮日丰，国库积银日增。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国家财政情况大为好转。康熙四十八年（1709）户部库存存银由一二千万两增至五千多万两。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始，全国各省“分三年轮免钱粮一周，三年中计免天下地丁粮赋三千八百余万石”。五十四年（1715）因太仓储粮过多，将430万石陈粮散发给官兵。到了乾隆朝，中国已发展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据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记载：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乾隆十五年（1750）为32.8％，道光十年（1830）为29.8％ 。相应于这两个年份，欧洲为23.2％和34.2 %，美国为0.1％和2.4％，日本为3.8% 2.8%,俄国为5.0％和5.6％。乾隆年间，国库存银一般在7000万两以上，四十二年（1777）达到8182万两，为清代历朝存银最高额。

《潞河督运图》正形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图卷”在反映通州漕运情况的同时，还通过对于通州城乡人民安居乐业景况的描绘，反映了“康乾盛世”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三、“图卷”是封建时代通州兴盛状况的缩影

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而成为中国名城。在漕运年代，护卫与管理漕务，成为通州的基本职能。明清两代在通州设立多座衙署。明代长期屯驻通州有五个卫所，总辖官兵3.16万人；清代在通州设绿营总兵，统辖13营，总兵力近3000人。

元代在张家湾设上、中、下三座码头，漕船沿运河抵达张家湾以后，分别于三个码头卸船，漕粮、物资陆运至京通各仓。至元二十九（1282）张家湾至大都通惠河开通，漕船直抵大都积水潭，张家湾冷寂一时。元代后期至明代中期，通惠河时通时塞，张家湾仍为重要码头。明嘉靖七年（1528）至清朝末年，运河码头北移至通州土、石二坝，通州城成为漕粮汇集之地和物资交易之所，张家湾地位逐年下降，成为商埠和客运码头。

明万历年间（1572—1620），通州城内街巷58条，人口1.8万，清雍正七年（1729）修筑北京朝阳门至通州石道。光绪初，通州城街巷已达102条，人口4.21万。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和东北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在通州城内，形成了粮食市、果子市、牛市、鱼市、瓷器市等专业市场。为漕运所需的修造船业、柳编织席业、麻绳织袋业、酿酒轧花业、粮油加工业、缝纫染坊业和黑白铁业、花炮业等顺利发展，商业服务业畸形发展。城内的8家茶局子，是专门代理茶商收购、批发茶叶的店铺；北关的18家骆驼店，是专为接待来自于蒙疆和东北的客商进行商品交易而设立的。北方所产的畜产品、山货、土特产品，经骆驼帮运至通州转船南销；而南方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由骆驼帮运往蒙古、新疆、东北以及俄罗斯等地。伴随着漕粮运输，通州成为了全国性的物资交易中心。与此同时，通州也已成为了各族各界人士聚集之地，宋元以来，汪元量、鲜于枢、马祖常、贡奎、贡师泰、杨士奇、归有光、王士贞、屠隆、袁宏道、李卓吾、文征明、钱谦益、朱彝尊、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都在通州留下了诗作。

明《通州志略》称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恃于西北；地博大而爽垲，势雄伟而广平。实水陆之要会，为畿辅之襟喉；舟车之辐辏，冠盖之往来。”清雍正皇帝称“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盖仓瘐之都会而水陆之冲逵也”。清《顺天府志》称通州“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乾隆四十五年（1780）朝鲜贡使朴趾源在所著《热河日记》中，对于他在通州的见闻做了详细的记录：“至（潞）河边，河广且清，舟辑之盛可抵长城之雄，巨舶十万艘皆画龙，……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通州城）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贡使马戈尔尼抵达通州，在他撰写的《英使访华录》中，对于通州城内的情况有一段描述，现转录如下：“王大人引导大家走过了一个很大的郊区，说明通州城的范围越来越大，已经打破城圈，发展到郊外。城墙是砖砌的，建筑得很坚固。城墙高过城内所有的房子。房子大部分是木头搭的。城墙的一边被河水所冲击，其它各边城墙之外，由一个宽大的护城河防卫着。壁垒上面设有炮位，城门附近安有几座旋转炮。城内主要街道是用方砖铺的，街道很直，两边有稍高的人行便道。街道上搭有凉篷来遮挡太阳。天气很热，大部分劳动人民都赤着上身。城内有几个大粮仓，储藏着各种粮食，据说永远储备着足够首都几年需用的粮食。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或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确实表现出来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城市。商店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货品中有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丝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我们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通州这地方商业繁盛，从停泊在河上的大量船只数目上和令人惊骇的人口稠密上可以看出。我从几个当地人方面探悉，一般认为这里的人口至少有五十万人。”

对于当时通州人口的数量，马戈尔尼的估计肯定是夸大了，但是，当时通州繁盛的程度，从这里可见一斑。《潞河督运图》正是形成于这个年代，他虽然是以督催漕运为主旨，但是，从对于通州街市景况的描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通州经济的繁荣。

四、”图卷”是通州运河文化的见证

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特指精神财富。运河，从广义上说应该是指京杭大运河流域，与运河水运相关联而形成的精神、文化产品。如漕运历史、商运历史、客运历史以及反映这些历史情况的著述、典籍、名人传记，与此相关的小说、戏剧、诗词、传说，沿河各省民间的习俗、俚语等等。对于京杭运河全流域文化现象的研究，不是我们所应承担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力越俎代庖。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对于通州地区运河文化的内涵来说，也应该包括发生在通州地域上的上述内容，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首先，通州漕运，是通州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运河漕运对于古代通州的发展与繁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换句话来说，没有运河漕运，就没有古代通州的历史。其次，今天通州地域各民族的聚集状况，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结果。而长达八百年之久的运河水运，既促进了中国南北各民族之间的人员交流和经济联系，作为水运中枢，也促进派了通州地区多民族聚集的形成。再次，今天通州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以及文学创作活动的较高发展水平，是历史上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通州历史上名人辈出，著述丰硕，这些情况，是与历代文人墨客聚集通州所形成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的。关于通州运河文化应该包括的内容，应该是深刻的、多方面的，他不但影响着今天，也必然影响着未来。而这些，不是本文应该讨论的内容。

《潞河督运图》反映了通州地区漕运的状况、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祥和，而与之紧密联系的应该是教育文化事业的振兴中华与繁荣。历史上，通州建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官学有儒学、书院、贡院，民间建有义学、学馆、义塾和私人书院，其中，贡院为顺天府科考场所。金元明清四代，通州有贡监生员1497人，文武进士175人，文武举人688人。魏藻德、梁国治分别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和清乾隆十三年（1748）考取状元。

纵观《潞河督运图》，它再现了运河漕运的盛况，凸显了运河水运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主题；凸显了通州作为京师门户、漕运中枢、商贸中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反映了当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景况；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认为，《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宋代汴京（今开封市）的市井文化，而《潞河督运图》主题鲜明、立意深远、绘制精美、图文并茂，完全可以与《清明上河图》相媲美。通过这幅图卷，人们将具体地、形象地了解潞河漕运的情况，而不是仅仅通过理解文字，对于漕运的具体情况进行想象。作为通州人，更应该珍视“图卷”的历史价值。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应该加强对漕运历史的研究，以服务于今天的发展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