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长卷京鲁段运河源流图（外一篇）

周  良

一、手卷京鲁段运河源流图内容

是卷纸本设色纸裱，有惊绳、华锦、包首、引首、画心、拖尾、紫檀画轴诸段落，宣和式圈古铜色小边，全长773、宽30.4厘米，其中包首长29、引首长57.3、画心长639.2、拖尾长47.5厘米。

画心原无题款。画面主体乃墨线双勾运河河道与沿途所纳诸流及其源泉和蓄泄湖泊，内填浅绿色。自山东台儿庄起笔，蜿蜒而北，直至首都北京，上为河右，下为河左，左右画有流域内所经府、州、县、镇城池，多为方形，个别有不规则者；城必4门，俱有城楼，毛笔简单勾勒，城垣填灰蓝色，楼立面涂朱红色。左画长堤一道，内涂黄灰色，时有黄河段落出现于下，黄水奔流，浪花滚滚。泉流密布，多为蝌蚪形。间有村庄、古迹、山脉，小写意法，房屋散置，树木高岸，山峰突兀。河道上闸、坝、桥梁众多，多涂蓝色。河、湖、泉、城、山、村、桥、闸、坝、堤等多以小楷书名，工整清秀，亦有未写名者。图中共绘有运河、黄河等大小河流30余条，台庄闸、南旺闸等水闸71座，卞桥、弘仁桥等桥梁13座，薛河石坝、戴村坝等石、土坝19处，陈庄泉、永丰泉等源泉403处，微山湖、南港湖等湖泊18处，夏镇、曲阜县、泰安州、东昌府等城池50座，郗山、泰山等山脉23座，黄林庄、韩庄、孙村等村庄25座，周公庙、孔林等名胜古迹9处，北岸缕堤、黄河堤防等8道。画面即是踏察之总结，又是形象档案。

画末腰部小楷纵款一行，无标点，为“河工效力山东济南府章丘县监生考授州吏目张为衡”。书法气韵与画中所书完全一致，为一人之笔；画中有5处补记，小楷纵书。其一在滹沱河流至天津卫城下，5行，为“滹沱河源出大铁山，／自代郡卤城县东流，／经献县城南十二里单家／桥，至青县南岔河口入／运河”；其二在卢沟桥附近，2行，为“桑乾河／一名浑河”；其三在桑干山下，2行，为“沁河源出山／西沁源县”；其四在圣都城侧，5行，为“通惠河发源于昌平／州神山泉会马眼诸泉，／经都城入／内府出玉河桥，由大通桥／至通州，与白河合”；其五在卷尾上，4行，为“白河源出顺天府密云县雾灵山，南流会／沙榆通惠桑干河，至／天津会卫河，同入于海”。在原画面之前，补题行书上款4行，无笔意，为“总指挥官李宗仁曰／大运河（日文），决战八（日文）国家民族，（日文）危急存／亡，（日文）歧路之（日文）（徐州完全攻略公式（日文）发表文中，（日文）句／昭和十三年五月廿日大每□□□□（日文）”，乃是日本人加题。

二、手卷京鲁段运河源流图年代

一般鉴定书画年代，方家多从画面题款、用印、内容、风格以及质料、装潢等方面综合分析研究，而得出确切年代。但此手卷与其说是绘画，不如说是一幅设色源流地理说明图。主题内容没有艺术手法，只是在数处点缀些山脉村树，显示小写意手法，两三处还有工笔风格。用纸、色彩与裱褙是古代者。画首加题上款有“昭和十三年五月廿日”字样，“昭和”乃日本国裕仁天皇年号，加题时间即公历1938年6月17日。此段时间正是国民党上将李宗仁在抗战前线任台儿庄战役总指挥之时，日寇在此时盗掠此图，即时草率题记于此，但绝非此时所绘。又下款虽是绘制者所题，乃济南府章丘县监生、州吏目张为衡亲笔，而其人非地方权要，亦非名家，史志无载，不知其为何代何朝人物。因而欲从画面题款与用纸及装裱手法上去分析研究，不易断定其绘制时间，只能依靠所画内容，所书名称去考证得知。

画面主题是京鲁段运河，此段运河既有隋大业四年（608）所开永济渠部分河段，又有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三十年（1293）先后所开会通河（临清至安山）、通惠河（北京至张家湾），还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所开泇河（山东微山至江苏泇河口）。此段运河在元泰定二年（1325），明永乐九年（1411）、景泰六年（1455）、弘治六年（1493）、嘉靖七年（1528）和四十五年（1566），清顺治八年（1651）等年间又经多次重修。还在明、清两代多次对原建闸、坝、桥梁、堤防进行重修扩建，或根据治河济运实况增筑水利设施。画面上众多河流、源泉及所兴建水利设施与沿途城池，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时间内所为，此则是确定此手卷绘制时间之历史见证。

画面上有河名、泉名、城名、山名、湖名、堤名、村名、闸名、坝名、桥名、古迹名共627个，无名者还有数十处。这数十处无名者水利设施，若是与张为衡绘制时间相近者，其应该容易调查清楚而书在图中，而废弃不用者或规划建筑尚未有定名者，则未标名于图上。故考证此图绘时间就只能从图中600余名称上考虑。从内筛除400余处自然泉名、河名、湖名、山名等，余者均为人文史迹名称，此类名称在图中共有118个。

对图内人文史迹名称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其名产生时间及由来，联系历史资料记载，综合研究，选定以下几事，作为确定此图绘制时间。

1、画面近尾部出现“武清县”、“下关城”、“上关城”、“通州”等４座城池，均在运河一侧，其“武清县”城池旁边之“下关城”，四四方方，城门相对，乃“漷县”城池。漷县辽太平年间（1021—1031）创置，称漷阴县，元至元十三年（1276）升为漷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降称漷县，清顺治十六年（1659）废除县级政权设置，省入通州，从此，此县不再作为县治所在地，所以，图中不再写出“漷县”名，而写作“下关城”；与之隔河相望者有“上关城”，为不规则城池，一端宽，一端窄，且一边城垣为弧形，一边城垣有明显转折，城门互不相对，为军镇城丁字街特点，此乃张家湾城实际形状。城一侧有一条河通“通州”城池，虽未写名，但亦知为通惠河故道；另一侧有一条河，亦未名，但从所通“卢沟桥”看，知此河为浑河，乃卢沟河（浑河）东派，于“张家湾”汇入“白河”。清康熙间治理卢沟河后，在乾隆间其东派才有凉水河之名。在白河、浑河、通惠河故道相交处，写有“张家湾”名，此正是张家湾城附近河流状况，可知所谓“上关城”则必是张家湾城。上、下关城均因朝廷于此设置税关故名。由此则可断定此图绘制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以后。

2、画面“直沽海口”旁有“天津卫”城池，城池亦非四方形，是军镇城特点，符合此城历史实际。“直沽”在金、元时期指潞河（白河）、卫河与卢沟河交汇处三汊口一带，乃今天津聚落最早兴起之处。元延佑三年（1316），以此处为漕运要津设置海津镇。明永乐二年（1404）为保护漕运，保障顺天府安全，驻守军队15000余人，且筑城守卫之，称天津卫城。清初，袭设军城。但于顺治九年（1652）裁去军卫设置，并于雍正三年（1725）以此处确属国家漕运命脉所系，遂设顺天府直隶州于此，九年（1731）再升置天津府。图中将此城书为“天津卫”名，则乃是雍正三年以前名称。由此可断定此图绘制年代最晚不迟于清雍正三年。

3、在上述分析研究之后，则初步可确定此图绘制时间应该在清代顺治十六年至雍正三年之间，中间相隔66年。犹显时段较长，还应继续深入研究地名。在反复比较之后，确认此图中部所绘“泰安州”城池之“泰安州”一名极为重要。金代初期曾设泰安军，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升为泰安州，为散州，下辖数县，元、明、清相因，至“雍正初升为直隶州”，“寻升府”，意即在清雍正年号开头将领县散州泰安州升为府属直隶州，不久即升为泰安府（民国二年（1913）废府留县）。这一“初”一“寻”，表明泰安州是在清雍正年号建之不久即升称泰安府，顶多在雍正元年至三年之间。由此与前“天津卫”沿革统一分析，可断定此图就绘制于清雍正元年三年之间。

4、运河之山东会通河段在全运河中最难治理，既要躲避黄河风涛之险，又要千方百计寻找水源济运，明万历、清康熙间所开泇河、中河，巧妙避开黄河水害，但水源不足一直困扰漕运。清康熙间曾集泉归流济运，但因上源节流植稻，影响湖泊蓄水，有碍漕运。六十年（1721），康熙帝曾对河道总督张鹏翮等说：“山东运河，全赖湖、泉济运。今多开稻田，截上流以资灌溉，湖水自然无所蓄潴，安能济运？……张鹏翮到东，将此旨详谕巡抚（李树德），申饬地方，相度泉源，蓄积湖水，俾漕运无误，自易易耳。”圣旨传到山东省，组织官吏踏察该省内运河流域上几百处泉眼与众多河流，翻山越岭，过河穿谷，实非易事。从图中所绘山东运河流域内数百处泉水看，可证明图是在康熙帝下旨后开始调查，并在雍正三年以前完成踏察工作且绘制此图，且计划闸坝设施位置，为以后治河打下有力基础，也许此图就是当年治河规划指导图。

5、清雍正九年（1731），河道总督田文镜曾奏请朝廷在山东汶河上建水门“五十五，安闸板以资宣泄”，又“别筑土堤，名春秋霸”，获准并且实行，但在此图中没有反映出来。由此可见证此图是在九年之前绘制，即是说在绘制此图时，几年后谕行所建55座水门与春秋土堤不可能上图。此则历史信息则反证此图应在雍正初期绘成。

三、手卷价值

些长卷以近8米窄幅宣纸全面反映北京至山东台儿庄之间数百公里运河段流域基本地理面貌，实为难事，虽然有地理位置不确、比例失调、甚至将“彰德府”写成“漳德府”与臆绘京通间通惠河闸、误以密云县雾灵山为白河主源等毛病，但瑕不掩瑜，仍堪称一幅珍贵手卷。

1、实用价值颇大。特别是山东地区，运河沿途所用济运源泉处，全部绘出，且各具名称，对今人集泉导流、治理河道、水利设施建设极有借鉴或指导意义；又沿河所建元、明、清时代水利设施闸、坝、桥、堤、埽以及所开漕道等，都是我国古代水利专家与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结晶，是古代重要人文史迹，有重要文物价值（历史、科学、艺术）；对丰富旅游资源，可据图寻踪，或修复继续利用，或开辟旅游，或以之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都具有很大实用价值。

2、文物价值较高。此卷乃古代治理京鲁段运河之历史总结，其中涉及到水文、地理、地质、设计、材料、建筑等诸多科学技术，内涵有一定科学价值；所绘人文史迹乃古代劳动人民与自然长期进行斗争之历史见证，对巩固统一、保卫北陲、中外交流、繁荣经济、促进两岸城乡建设都曾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历史价值不小；此长卷在不脱离历史地理实际情况下，景物疏密有致，色彩淡雅清晰，写意山水点缀其间，书法绘画制图相映成趣，源流图中有书画意韵，虽非书画名家之作，其艺术价值亦不低。

3、此图所绘京鲁段运河源流图，山东域内繁且确，京冀域内简有误。其涉及通州段运河图极短小，但通州乃京杭大运河北端，是首都东门，水陆要汇，为“万国梯航”所聚之地。清康熙间通州知州吴存礼赋运河北端标志燃灯塔诗尾联云：“南望江山遥作镇，光芒四射拱神京”，因为燃灯塔坐落在大运河北端，所以凭借大运河而作镇南国江淮，而凭借大运河漕运而拱卫京师。故此图收藏在通州博物馆，有统揽全部运河之义，藏得其所。同时是通州博物馆具有特色之珍贵展品，对宣传运河文化并利用运河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此图似是长卷半幅，另半幅应是台儿庄至江苏扬州或至浙江杭州段运河源流图。不知推断确否？若确，应期待或搜寻之入藏。

2005年12月14日

北齐土长城遗址

《中国文物报》今年连续登载了3篇关于我国长城的文稿，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见解，这种学术讨论的氛围实在难得。感谢本报提供这样一块百花园地，并希望发扬之。闲言少叙。笔者倒同意李建丽同志山关于山险墙也是长城的组成部分的意见，她从踏勘与文献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论点，说服力很强，不是所谓某位长城专家一句话就否定了的事实。由此联想到北京市通州区窑厂村址的北齐土长城遗址。

关于通州城南门外的北齐土长城遗址，去冬中央与北京电视台及北京一些报纸纷纷作了报导。报导不可能是考证与研究，只是粗线条地介绍北齐土长城遗址，也有专家学者发表文章或看法，予以否定。各个学术界确实有权威，不承认此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科学在发展，新发现产生新的认识，因此不可能有绝对权威，不承认此点就是形而上学。非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观点影响学术发展和提高，是不足取的，应该摒弃之，这才是科学态度。下面就以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一下通州北齐土长城遗址问题。

一、唐孙如玉墓志铭

该墓志1983年6月出土于今梨园镇小街村东南约300米处的砖瓦厂取土坑内，一合，艾叶青石制，平面方形，边长47厘米。志盖呈覆斗状，顶面篆额“孙公墓铭”，四坡面线刻十二生肖像；志底面刻纵线16行，行刻小楷字数不等，共318字。志文首题“平州卢龙府折冲都尉乐安故孙公墓志铭并序”。序中言孙曾在潞县（今通州区）任录事，后调任卢龙府折冲都尉，“主乡曹，立纲纪”20余年，于贞元十四年（798）病故，埋葬在“潞县潞城乡临河里（今通州区梨园镇小街村）”。

序文在赞美其墓风水之好时有一段精彩描述：“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戍，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并是齐时所置。”文中明确指出：在孙如玉墓地的西侧有一座像山一样绵延不断的长城，而且是“齐时所置”。在我国历史上以“齐”为政权名称的有战国时期的齐国、南北朝时期的南齐、北齐和唐末黄巢起义军所建的齐，其中战国齐与南朝齐的疆域都未至此地，而黄巢齐是在孙墓立后的唐末出现的，故志中所载之齐定是北齐了。

小街村东有一村称砖厂，明代从南方沿运河运来建北京的城砖于此存放故名，是村南侧有一村称土桥，明代运河北端的中码头就设在此村东口外（上码头村今称北码头，下码头在张家湾）。可见，在孙墓之东确有一条河，时称潞河，即大运河。清嘉庆十三年（1808）此段运河改道，遗迹在1974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平没了。可以考见，志文中的记述准确无疑。

该志文在序后有6句铭，前两句曰：“临高原兮长岗川，孙公宅地兮茔其间”，其中“岗”字指孙墓西侧的“长城”，“川”字指孙墓东侧的“潞河”，意思是说孙如玉的妻子和儿女来到这地势较高的平野，在对巍巍的长城和滔滔的潞河之间，孙公的墓地就营造在这里。进一步指出了在孙墓的旁边有一道长城。

二、唐孙封墓志铭

此墓志于1983年6月出土于小街村东，北距孙如玉墓志铭出土地点约100米。盖、底合一，平面方形，边长61厘米，艾叶青石制。背呈覆斗形，无纹饰；正面线刻方格，格刻一字，首题为“唐故处士南阳公孙府君墓志铭并序”。序中叙孙封“性高尚闲，亦不言禄”，大历十二年（777）死于南阳行溏里别墅，埋葬于“潞城南潞城乡之平原”。所谓潞城即今通州城新华大街以北部分城区；“潞城南”即当时县城南，与墓志出土地点方位正合。

该墓志序后亦有铭，其前两句云：“原莽莽兮堑□茔，左潞水兮右长城。”铭中的“潞水”就是“潞河”，二称当时并用。句意为；在这片辽阔无边的平原上，立有一座高大的坟茔，它的左面（即东面，河自北向南流）有汩汩的潞水，而右面有一道屹屹的长城。据实地考察，墓志出土地点与潞水故道位置，俱与志文所述完全一致，可证志文中所载的“长城”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

三、唐李丕墓志铭

在清光绪版《通州志·艺文·墓志》中，载有《故莫州长丰县令里君墓志铭》一文。志文记述唐长丰县令李丕于潞县家中故去，在贞元六年（790）“葬于县之南三里潞水之右”。句吕“潞水之右”就是指潞水之西，也就是说李丕墓东有潞水。文末有铭称“屹然孤坟，长城之东”，意为李丕那座高高的坟冢，孤单地屹立在长城的东面。又一方墓志证明了今通州区内在唐代确曾存在过一道雄伟的长城。

关于此墓志的发现，清乾隆间号称“北方第一学者”的通州人刘锡信，专门写了一篇《得唐长丰令李丕墓志石记》，被选登入《通州志·艺文·记》中。记中说“此石土人得诸城南一里许”。他考证说“志云‘葬于县之南三里’，余意唐时故城，只今城北一隅，自城北行至得石刻之地，里数适符”。明洪武元年筑通州城时，将南城垣向南扩展约2里，清时出土的李丕墓志铭在“城南一里，加上扩展的三里，正好是三里，与志文中所记葬埋方位与距离正相符合。

根据刘锡信所记墓志出土方位与距离，笔者从通州明代城池南城门开始向南沿南关大街走“一里许”，正走在今窑厂村前，而窑厂村址就坐落在一条西北——东南走的长土岗上。踏察所得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今窑厂村的条形土岗就是北齐间修筑的那道土长城的遗址。在窑厂村东有一条玉带河，此河乃是唐代潞水的一条支流，此河之西（即右）是李丕墓志出土之地，与志文中所记亦合。

李丕墓志与二孙墓志的出土地点相距12里，其间在一条线上，于今梨园镇北三间房村东口一线，仍然呈现一条较低的土岗地势，而此村东北角处的高岗较为突出明显。此说与3方唐代墓志铭所记北齐土长城完全一致。面对1000余年前唐代3人墓志的记述，难道我们今人就能红口白牙地否定吗？什么权威人物能够否定唐人的记载呢？

四、古籍记载

1、《通州志略》于明嘉靖间出版，南京吏部尚书通州人杨行中主编，共13卷。此书国内无存，前些年首都图书馆自日本国复印而归。其卷一《舆地志·古迹》载：“长城岗一在州城北三四里”，“一在州南□里，迤逦直达漷县而南，年代莫考”。可知，在明朝中晚期，通州城的北、南两面，皆存在长城，尤其城南那段更长，竟达漷县而南去。按现在通州城至漷县城两地距离计算，当时通、漷之间存在着的长城应有30余公里。因为撰志时还没有唐代墓志铭出土，所以志中说长城年代莫考。

2、光绪版《通州志》录有刘锡信《潞城考古录》，内关于“长城岗”的记述：“州城西北四里，有古长城遗址，迤北接顺义，南近通惠河北岸而止，逾河而南，复闲存一段。其址又变而东西横亘，再南为州西门外入都孔道。”这是刘锡信亲眼所见的北齐土长城及其走向。他在记中引用了《昌平山水记》所载：“顺义县西南三十里有苇沟村，村东临温余河渡，渡南有长城遗址。”又引用《辽史》所载：“顺州（今顺义）南有齐长城，齐天保中所筑。”还引用了北宋科学家、奉命赴辽使节沈括所言：“幽州东北三十里有望京馆，东行稍北十里余，出古长城。”其考证的结论是：“今通州长城，迤北接顺义，则即北齐天保中所筑长城矣。”清乾隆间北方第一学者刘锡信的目睹与考证，应该给今人研究北齐土长城一个重要启迪。

3、光绪版《通州志·古迹·长城岗》中载：“漷县、武清二志俱载境内有古长城，疑昔时亦与此（州城北）相连一云”；紧接着又在本栏“长城”条目中载：“旧志云：‘在州南漷县东北一里，南抵武清，北接通州，即长堤之异名也。’”因此道长城左滨港沟河（古董笥沟潞水）而行，俗以之为堤防，故有“长堤”俗称。

4、《读史方舆纪要》载：“志云：‘县西南三十里有长城故址，延袤数百里，相传战国时燕所筑。’”舍去尾句的传说，余话则完全和上述所载北齐土长城相吻合了。明末清初的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记述，也给今人研究北齐长城提供了可靠资料。

此外，《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也有记载，不再赘引。

5、《北齐书》中记载修筑长城事有6次，其中只有第四次即天保八年（557）提到“于长城内筑重城”四百里，在已有的长城里面，再修筑一道长城，以加强防卫而避不虞。其余5次修筑长城均是在旧有长城基础上进行重修，即使是新修，也是在山间修筑起连接作用，而天保八年所修筑者是独立于旧有长城之外的一道“重城”，且只有一条，那么这条长城内重城就只有斜贯顺义、通州、漷县、武清诸州县的“长城岗”了！

综上所述，今通州区窑厂村址处的长条土岗即是北齐土长城遗址，不会是无知妄说了。此条土长城与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万里长城有所不同，它是建在北京小平原上，自西北向东南行，先傍温榆河，后伴潞河，河城相依双保险，乃此条长城的特色文化，无疑又给我国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增光添彩，辉映着优秀民族文化的篇章。

2004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