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墓址在镇江，我市学界已有多篇文章举事实和典籍加以确证。但此说能说服镇江人却未必能够说服其他地方的人。因为，关于柳永墓址的不同说法较多，有襄阳说、枣阳说、仪征说、开封说和杭州说等等。

     柳永（987－1055年？），字耆卿，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星级名人，学界称他是南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他的词在宋元时期流传最广，相传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的祖籍虽然在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但却是一位与镇江关系十分密切的古人，而且他的墓址就在镇江。

    关于柳永墓址“镇江说”，镇江学界已有多篇文章举事实和典籍加以确证。但是，此说用于说服镇江人则可，出了镇江却未必能够说服其他地方的人。因为，关于柳永墓址的不同说法较多，仅据笔者所知就有襄阳说、枣阳说、仪征说、开封说和杭州说等。故而关于柳永墓址“镇江说”应进一步辨证。

            　　“镇江说”的立论

   “镇江说”的依据主要有：叶梦得《避暑录话》、正德《丹徒县志》和万历《镇江府志》三部古籍。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意思是，柳永死在旅途，殡于润州僧寺，未曾下葬。后来王和甫（即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到润州任太守，访求不到柳的后人，便自己筹钱把柳永葬了。笔者对这一依据有以下三点认识：

    柳永去世，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5年）；王安礼到镇江任太守葬柳永，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7年），是柳永死后22年后的事；《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任丹徒县尉，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又是安葬柳永22年以后的事。三事相隔时间都不算长，作为地方长官的叶梦得记述这些事，应当准确无误，绝不可能凭借道听途说而为之。

    叶梦得(1077－1148年)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介于南北宋之间的词人，号称石林老人，绍圣四年(1097年)登进士第后任丹徒尉。他藏书丰富，以治学严谨著称，世人历来称他“学问博洽，精熟掌故”，于《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诸书，均有辨释著述。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就说他“深厚清隽，不失元祐诸贤矩”。因而，《中华诗词网》以专文介绍叶梦得时说：“他的《石林燕语》10卷与《避暑录话》2卷，记叙朝章国典、旧闻时事，足以资考证，补充史缺。”笔者以为，《中华诗词网》说它“足以资考证”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正因如此，古今多数研究者乃至时下的历史、语文教科书（如诸葛忆兵 

    陶尔夫著《北宋词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多依叶说取“柳永墓址在镇江北固山”之说。

   《避暑录话》这部著作经过多名学者考证和校对，特别是经过叶梦得的裔孙叶廷琯“精校后，云翳全消，精神毕露”（《序言》语），内容比较真实可靠。清人程庭鹭为《避暑录话》再版所作的序言也说：“石林老人避暑录话……轶事遗闻复饶名言隽旨，昔人故多称引之。”这都说明，《避暑录话》具有较高权威，书中关于柳永墓址记载的可靠性不应怀疑。

    明·正德《丹徒县志》在《陵墓》一节有这样的记载：“屯田郎柳永墓在（本地）土山下。”北固山在古代曾经名叫土山，《太平寰宇记》就有“甘露寺在城东北角土山上”之说，唐代刘禹锡也有“土山京口峻，铁瓮群城牢”的诗句，可见，地方志书肯定柳永墓就在镇江北固山下。

    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也明确指出，柳永墓在丹徒土山（北固山）下，而且在附记中具体说到当时王和甫安葬柳永时，承办人名叫陈朝请；又说，后来明代在北固山挖出了柳永墓的残缺墓碑，上面有柳永之侄所作经过磨蚀但仍依稀可辨的百余字碑文，曰：“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万历《镇江府志》关于上述此事的记载，不仅对镇江人来说并不生疏，而且其他各地研究柳永者，也多有以此为据者。笔者曾读到一篇题为《苦命词人柳三变》的文章，其作者就在文中说：“1055年，柳永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僧寺里含恨而去，终年71岁。殆后殡葬无着，下世凄凉。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直到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将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

    仅据以上三则文字考辨，即可确认柳永墓址在镇江北固山下。

            　　“非镇江说”的驳论

   “襄阳说”。此说出自宋·祝穆的《方舆胜览》：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葬于南门外。每年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笔者对此说剖析如下：

    从《方舆胜览》的成书时间来看：祝穆成此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距柳永去世的1055年已有100多年，比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事迹的时间（1097年）晚了140多年。祝穆著书立说谈及柳永，只可能引用他人的文字或以传闻为据，不可能比叶梦得的记载更加权威。

    从《方舆胜览》记述事物的体例来看：《方舆胜览》记述事物的体例，一般是把人物的趣闻轶事记在《人物》这个小段里，把关于地理方位等概念记载在《山川》这一小段中。墓址属于地理方位，一般应记载于《山川》，或另列《墓园》小段记载。但《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全卷的五千余字中，与柳永相关的记载却一字全无。关于柳永的记载，该书是列在卷十一福建《建宁府》的《人物》这个小段里。可见，祝穆写《方舆胜览》，是侧重记载柳永的趣闻轶事，对墓址的地理概念是被忽略了的。既是这种情形，此书关于柳永的记载就不能成为柳永墓址的铁证。

    从《方舆胜览》的序言和跋来看：《四库全书》的编纂官在《方舆胜览》一书前面记有类似今日“编者按”的《提要》，说该书记载“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祝穆的后人南宋祝洙为该书写的《跋》也引用祝穆本人的话说：“吾能述之图径不足证也。”此处“不为考证而设”和“不足证”二说，亦可据以否定“襄阳说”。

  　从《方舆胜览》的其他误差看：古籍语言不甚严密乃至可能引发误解，其实是难免的，通观《方舆胜览》，这种情况并不难发现。笔者即以镇江人比较熟悉的“萧统读书台”为例：《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记载有“文选楼”，曰：“文选楼：昭明太子立聚贤士共集文选。”此说显然不实。因为萧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５０１年）在襄阳出生三个月后，即作为婴儿随父母到了京都，其“聚贤士共集文选”的事，是在京口（今镇江）完成的。如按《方舆胜览》说，一个婴儿就在襄阳著书，岂非天大笑话？

     据此可得出结论：《方舆胜览》说柳永“卒于襄阳”，为误引传言，不足采信。

    “枣阳说”。此出自宋·曾敏行《独醒杂志》。此说与前一说大同小异：柳耆卿“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殽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查《独醒杂志》列于《四库全书》之“子部”小说类杂事属。作者曾敏行(1118-1175年)为南宋笔记小说家，在世的年代后于柳永一个多世纪。他因病“不能仕进”，“积所闻见，成此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纂官在该书“提要”中说：此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也”。为说明此书内容记述不够严谨，纂官列举多例说明了该书存在“不辩而述”和“失之不考”之谬。鉴于此书仅为作者个人“闻见”，又未作考证，曾敏行的好友杨万里(1127-1206年)为该书写的序言说：“后之览者，当无取于此书乎！”他早就劝说后人不要“取于此书”来证明什么问题了。由此可见，引用此书片言只语来证明“枣阳说”，做法本身就缺乏严肃性。

   “仪征说”。清人王士祯在《北池偶谈》中列有《柳耆卿墓》一条，说：“仪真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还接着自以为是地引用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进行解释，说：“按《避暑录》，柳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和甫所卜兆也。”意思是，柳永死在旅途，殡于润州僧寺，后来王和甫（即王安礼）到润州任太守，出钱正式葬了柳永。因为真州和润州两地相接，可能就通过卜兆，选择了仪征仙人掌这块墓葬地。

    这里，首先应当提醒，王士祯毕竟是一代诗宗，其功力不在考据学方面，人们寻找考证根据不可依赖他的著作。这点《四库全书总目》就已经指出了他的著作中有“轻信小说与附会经意”的问题，并以他的《古夫于亭杂录》一书为例，举例说该书“杂引众说，往往曼衍，又征据既繁，时有笔误”。所以笔者以为，人们同样可以采用对曾敏行著作的评价方法，来看待王士祯著作：尽量不要对王士祯“时有笔误”的说法过于采信，以免陷入误区。

    针对王士祯《北池偶谈》中的具体说法，清人程庭鹭也早就提出怀疑。《避暑录话》再版时，他在序言中专门对王士祯此说之不当进行了剖析。他首先引用吴骞的《拜经楼诗话》中的语句写道：“仪征实无其地，不知渔洋（王士祯别号渔洋山人）何据？”接着又指出：“考石林老人（指叶梦得）去和甫为守时未远，所纪似应得实。惟和甫守润，欲葬耆卿何难？即卜地京口，如渔洋言，必远乏大江之北，此说稍可疑耳！”序言认为，对于这么一个并不很大的下葬柳永的事，一个堂堂知府王和甫，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即使求卜下葬，京口有的是地方，却偏偏要远去大江以北的仪征找一块墓地，不也太可疑了吗？

    《避暑录话》再版序言的这一剖析有两层意思：一从实地调查来说，是查无其地，即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二从逻辑推理来说，迁葬仪征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有这两层剖析，王士祯的“仪征说”已被否定。

    “开封说”和“杭州说”。“开封说”，说柳永死在汴京（即今河南开封），并说死后“群妓葬其于乐游园”（见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杭州说”，说他死在杭州，此说见于近年出版的《柳永全传》（奥地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二说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喻世明言》有“吊柳七”之说影响尤大，可令人与襄阳说或枣阳说联想，不可忽视。但笔者以为，《喻世明言》是一部根据传闻整理的明清小说，不足以用来证明史实；笔者近日也翻阅了《柳永全传》这本书，发现它其实也只是一部传记小说。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对此二说免加考辨、反驳了。（原载2010年1月11日《镇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