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承舟（山东即墨） 崂山·即墨·顾炎武

大清顺治十四年（1657）冬，北风凛冽，细雪飘舞，河流结冰，田野荒敝，稀疏、散乱的林木像极了乞丐干瘦的臂膀，斜伸在北风的凛冽之中，瑟瑟发抖。此时的山东半岛，整个儿冻成了一个冰窟。夕暮时分，一个自称蒋山佣的人，带领一个手牵瘦驴人，前来黄海之滨的古城即墨投访黄家。黄家主人黄坦、黄培对视一眼，以手加额，欣喜若狂。只见来人相貌清癯，身材瘦长，一副典型的南人装束，仆仆风尘仍掩不住非凡的书卷气质。后来，人们知道，他就是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的千灯人顾炎武。

顾炎武大名鼎鼎，名重士林，是明末清初之际思想界的一面旗帜，祖籍江苏昆山千灯镇。这里，既是“百戏之祖”昆曲创始人顾坚故里，也是唐代陶渊明第九代裔孙、文学家陶岘首创江南丝竹之地，可谓人杰地灵，藏龙卧虎。自幼，顾炎武就生长在一派花团锦簇之中。明末，家道中落，十四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自二十七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顺治二年，清兵占领南京后，改名为炎武，并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顺治十四年（1657），炎武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只身北游，足迹遍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虽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沿途所见，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心情不由愈觉沉重。一路行来，到达即墨时已近隆冬。

此时，改朝换代的风也早已吹到了黄海之滨的即墨县，清王朝派来的县令已经到任视事，所有即墨籍的明朝遗老如丧考妣，无所适从，对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自是极端敌视不已。

据载，此次顾在即墨黄坦家大约住了十几天。他来即墨，是北游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主要目的当属于政治方面，就是联络有识之士，反清复明，但他的活动内容大多在文化方面。他在即墨会见了许多文人志士，浏览了崂山这座海上名山，即兴创作了几首吟崂山的诗歌，并忙里偷闲地为黄坦编撰的《崂山志》作了一篇序言。

即墨黄家是名门望族，其祖黄嘉善曾为明朝兵部尚书，后代不断出仕，荣耀乡里。明亡后，黄家服丧服，对朱明王朝依然时在念中，这一点，与顾炎武如出一辙，志同道合。顾的到来，在即墨文化圈中激起的振奋是巨大而持久的，简直一扫改朝换代之后的郁闷、压抑和整个心灵上空的阴霾。黄培、黄坦、黄贞麟、范炼金、范九皋等三十余名活跃的知名文人与其把酒言欢，踏雪寻梅，吟哦唱和，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崂山的丽岫奇峰、寺院道观、北九水初雪瀑布着实给思想压抑、精神苦闷的他们以深深的抚慰；大海的波涛，天际的流云，响遏行云的晨钟暮鼓都记下了他们爽朗的笑声、健硕的脚步和发自肺腑的心语。对于踏遍大江南北的顾炎武来说，崂山和黄海波涛真的给了他灵魂的安宁；黄家优裕的经济条件和名扬天下的家常美食，使他的体能、精神得到了暂时的恢复和休养。当然，更为使他鼓舞的事情，还要属黄家私下告诉他的关于山东栖霞于七兄弟正在进行密谋反清的义举。可以说，顾炎武来即墨，是一场沛然如雨的精神之旅，命中注定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与即墨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自此再也分解不开。他的这次造访，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深深地影响了四年之后震动天下的于七胶东起义，九年之后名动清廷的黄培文字狱。

与顾炎武盘桓即墨、同游崂山的即崂知名文人，大多是走出林泉又从宦海的诡云谲波中落寞归来，适逢“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良机，他们才华横溢，离骚满腹，失意官场，又值改朝换代之际，自然与顾炎武心境相似，心意相通，因而一拍即合。在这一帮子人士中，黄培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的爷爷故明兵部尚书黄嘉善死后，皇帝为之辍朝志哀。十六岁，黄培荫袭了锦衣卫指挥佥事，出入皇帝左右，身列朝班。闯王进京，明朝败亡，他一下子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万般无奈回到老家即墨，全仗着诗与酒才活下来，蓄发留须，宽袍大袖，整日行吟于苍茫山海之间，徘徊于老松白云之下，海涛、孤月、清风荡涤着他的胸怀，他没有一丝一毫忘记过去，虽然这个腐朽的王朝已经到了不可救药、非亡不可的地步。亡国之痛，灵魂之伤，淤积在胸中，使他不吐不快，于是便不停地写呀，写呀。写的全是自己的心曲，自己精神的苦和心灵的痛，国丧家变的大哀伤。康熙二年，他刊出了字字心血、句句凄婉的《含章馆诗集》，收诗280余首。三年之后，黄家老仆之孙、清顺治六年即墨籍进士姜元衡与黄家之间的种种恩怨而矛盾日深，终于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为报复黄家，他把黄培的《含章馆诗集》精心揣摩，摘录其中的一些含有怀明诋清的章句加以分析，无限上纲，然后收买与黄培素有芥蒂的杨万晓充当助手。由于二人利害一致，因而一拍即合，于是共同谋划，炮制了一份案情极为严重的诉状，罗列黄培十大罪状，于康熙五年六月二十日投递于山东督抚衙门，后又再次申诉于北京都察院。于是，一场震动朝野、旷日持久、历时四年的文字狱拉开了序幕。

山东督抚认为案情严重，不敢擅自处置，乃上报朝廷。8月，康熙下旨命山东督抚对此案严加审讯，之后，康熙又多次下旨，催促严办。由于涉案人数高达217人，牵动人数太多，人证和案卷一时难为调齐，一直到康熙七年正月三十日，山东巡抚刘芒镯，方才会同前山东巡抚周有孔，召集布政、按察两司长官以及济南知府丁裕初、同知魏红远在济南正式开庭会审。为坐大黄培罪名，姜元衡在庭审中供称黄培收藏、刊印“逆诗”，并称：顾炎武来即墨收集事实，编制《忠节录》，就是黄培接待的，编成后由“昆山顾宁人发刻”；于是，此案就牵扯到了九年前顾炎武的即墨之行。得到奏报后，康熙于三月二十六日又下了一道圣旨，着山东抚院速提顾炎武对质。为此，山东抚院便派人去江宁传唤顾炎武来济听审。此时，顾炎武恰巧客居北京，闻知有人在山东告发他，并已移文至昆山提人，就日夜兼程赶往济南，去山东督府衙门自首，下济南府狱，十分艰难，“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几乎不支。此时，顾炎武友人李因笃闻讯来到济南，多方奔走打点之后，竟将他保出狱去了。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对顾炎武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审讯中，顾炎武声称自己没有到过即墨，说：“姜元衡指控贡生在即墨采集事实，如果贡生去过即墨，必拜县官和乡宦，请姜元衡指出贡生拜的是哪位县官？哪些乡宦？再说姜元衡也是乡宦，难道就没有拜他吗？”黄培更是态度明朗，自始至终坚称自己没有见过顾炎武。此时已经出任知县的黄坦供称：“知县并不认识顾炎武，至于悼念史实作《忠节录》，知县更是一概不知。”即墨的其他人证也纷纷声称从未见过此人，更不知顾宁人为何人了。此间，山东督抚也把《忠节录》推详明白，此书是一个叫沈天甫的无赖纠合了几个落魄文人，搜集明朝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同时又自撰了部分具有叛逆内容的反诗，编印成册，名《启祯集》，双称《启祯遗诗》，刻印时假托陈济生编辑、吴生生    作序，目的是借此勒索。成书后，遂派人到吴生生     家要挟，向吴的儿子吴元莱勒索白银二千两。吴元莱看出序文并非出自其父这手，便将此事报官，结果，沈天甫一行被处以极刑。此事早已了结。而姜元衡却称顾炎武曾到即墨通过黄培、黄坦等收集事实编辑《忠节录》于《启祯集》之卷首，纯是牵强附会节外生枝，系无稽之谈，此事与炎武无涉。可以想象，当黄培等即崂文人与顾炎武在审讯中相见的时候，他们的心中该翻涌着怎样巨大的波涛啊；他们的眼中，传递着怎样绵绵不尽的情意啊，就在这一刹那间，他们的心意一下子便相通了。落难的黄培和他的文友们，以自己的良知保卫了顾炎武，捍卫了自己的文化操守。即墨，既有令人不齿、阴险狡诈、恩将仇报的姜元衡，但更多的，还是像黄培一样舍生取义、气节凛然的好男儿。

康熙八年（1669）农历四月初一，泉城济南已是一片春色，飞扬的柳絮直扑人面，千佛山上树树翠绿，莺歌燕舞，戒备森严的刑场上闪烁着阴森的刀光剑影。不坠青云之志的黄培昂首阔步走进刑场，一路走一路吟哦，赋诗明志。山东督抚宣读圣旨之后，黄培起身向前来为他送行的顾炎武和众位文友抱拳致意，即引颈就刑，时年66岁。黄培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践证了自己的言和行。这位大明锦衣卫指挥使，终于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他心系念之的大明王朝。在他来说，可谓死得其所。

诀别了黄培的顾炎武心怀伤痛，对于清王朝的专制，对于清王朝对汉文化的打压，它比别人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体验。随着岁月的流逝，炎武始终没有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他的耿耿孤忠有所销蚀。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他拒不就荐；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此后，潜心著述，“绝迹不至都门”。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炎武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家，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了卜居华阴、以度余年的想法，此后便在此定居起来。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炎武由华阴至山西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日夜呕泻，竟于初九日凌晨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岁。值得称道的是，在晚年，炎武仍时时想起他的即墨之行，想起黄培和即崂地区肝胆相照的文友们，他便不时翻阅自己浏览崂山所作的《不其山歌》、《崂山歌》、《安平君词》等诗词和《崂山考》等文章，以及即崂文友们寄给自己的信杞及唱和之作，经常在一片沉思中陷入哀痛，自己眼睁睁看着志同道合的好友陷入灭顶之灾而无法营救，内心深处之悲愤凄婉自不待言。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责和对黄培、崂山的悠悠怀念。

仲秋8月，我和几个朋友沿着当年顾炎武游览的崂山的路线进山。一路之上，翠绿欲滴，百草茂盛，溪水潺潺，繁花盛开。隐约浮动于云雾之中的钟声飞檐、翱翔于远海的帆影海鸥给我如许清爽、舒展的美感。走在洒满花香的山路上，坐于涛声盈耳的树荫下，我细心揣摩，黄培、顾炎武们当年游崂山时，他们，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呢？他们的行为，留给今天的我们一笔怎样的精神财富呢？现在，又给了我们一种怎样的启迪？斯时斯地，他们一行是不是前往崂山余脉——铁骑山，拜见过崇祯皇帝隐居于此的两个妃子养艳姬和蔺婉如？对于腐败透顶、宦官当政、连官员的俸禄都无法发放的大明王朝，高官厚禄、高高在上的黄培恐怕是真的缺少对民生的了解，因而，他对明朝的忠诚、怀念尚可为人理解；而在科举中连连败北、并时常为人构陷、对大明王朝失望到了极点的顾炎武，为什么在明亡之后拍案而起，变卖家产而投笔从戎，用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慷慨悲歌？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他做出了这样大异常规的抉择？在反清复明这一点上，两个身份、生活环境、人生际遇迥然不同的人竟然达成惊人的一致，当真也是一个异数。难道，这就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所谓气节？据说，顾炎武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崛起云霄、官高爵显之后，为报母舅接济之恩，在昆山买回置宅，多次敦请他回乡安享天年，他却始终不肯南归，仍在陕西做着“反清复明”的清秋之梦。只是面对清王朝入主中原以来越来越稳定的天下，面对着人民大众越来越安宁、富裕的生活，面对着渐渐忘记“亡国之痛”的人们，炎武内心的悲凉愈来愈广大，最后结成了一块怎么也无法化解的硕硕冰山。

但巍巍崂山有幸，古城即墨有幸，顾炎武曾来拜访过它，在它的身边观看过流云，倾听过涛声，吟咏过诗句，品尝过美食，探讨过反清复明的大计，因而，崂山和即墨便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有了怎么也割裂不断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