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山东曲阜） 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塑造——张宝玺小说创作论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重要元素，尽管西方现代小说流派，特别是新小说派打出了人物之死的旗号。文学是人学，人物形象在小说创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就像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所说的：“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人是小说最关切的，小说要写的将永远是人，当然随着时间与表现方法的改变，小说将写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将扮演什么角色会发生改变。”

小说不仅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在写人的广泛性，写人的深度上也是其他文体所难以企及的。小说不仅写人的外貌肖像，写人的性格气质，还奋力开掘人的心灵金矿，乃至人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因此，把人学用在小说身上，应当更恰当一些。

然而，正如紫罗兰与红玫瑰不能散发同样的芬芳一样，作家观察人生、切入生活的角度也各有异趣。茅盾从三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叉的火线中刻画吴荪甫的双重性格，孙犁从战争风云的变幻中表现根据地妇女的美好心灵；池莉、方方的新写实小说从社会底层小人物生存、温饱的挣扎中展现民众的心灵轨迹。而爱情婚恋则是张宝玺的独特人生观察视角，再综合其他人物塑造手法，成为他小说人物塑造成功的奥秘所在。

一、独特的婚恋观察视角

克鲁泡特金评价屠格涅夫的创作时强调：“爱情是他的全部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主题，它的充分发展也是他的主人公……正是在爱情生活中，人类的性情才表现的充分。”巴金也认为：“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的最清楚的不是他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

张宝玺的小说作品深入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展现了饮食男女情感生活的酸甜苦辣。

首先，通过婚恋的不幸提示人物的悲剧命运。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最深刻、最高尚的感情，然而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余毒仍时时践踏着现代儿女的婚恋生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天理，灭人欲”等东方伦理和传统婚姻的固化状态仍然为一些父辈们恪守。他们关爱着自己的儿女，却一如既往地酿造着儿女们的悲惨命运。

《捧着爱情的鲜花走向坟墓》中，当王宇和白丽丽的爱情势态发展良好时，王宇的大学恋人葛云找上门来，而且是离了婚、满怀憧憬地找上门来。当年如果不是葛云父母的极力阻挠，两人或许早已结婚生儿育女了，父母的专制扼杀了女儿的幸福，她虽然嫁给了一个高干子弟，却倍受虐待，境况凄苦，不得已走向了离婚。面对王宇、白丽丽的真诚相爱，葛云悲伤异常，自身爱情的不幸又使她不忍心拆散这幸福的一对，然而回头已无归路，生活的磨难让葛云走上了不归路。父母的家庭压力毁坏了女儿的幸福，更是断送了她年轻的生命……

婚前有一定感情基础的夫妇，由于各种原因而感情破裂，最后导致离婚，对于他们夫妇双方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悲剧。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方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滋长、道德的堕落，是“感情破裂”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有些人由于外遇的原因而喜新厌旧，毁掉了同自己爱人多年建立起来的感情，这是张宝玺的作品关注的另一种不幸人物的存在状态。

作品《孩子没有罪》中，当亚香的爷爷任工商局长时，她的同班同学杨洋登门求助，并寻机大献殷勤，最终娶了亚香为妻，靠着岳父的背景，他发达了，而发达后的穷小子却欲弃掉糟糠之妻。

男人有钱就变坏，这一非定理的概念在杨洋的身上得到了验证。尤其是亚香的爷爷退休之后，杨洋在外寻花问柳、吃喝享乐，连孩子的事情都不过问了。他说他忙，忙着做生意。四面八方去做！说是搞活流通领域首先人要流通，而且还要有人陪着去，能帮他公关的，讨人喜欢的，一见就垂涎三尺流哈喇子跪拜在裙下的。事实上他早已背弃了昔日的承诺，变成了一位伪君子。

事情终于摊牌了，杨洋要同生活了六七年之久的亚香离婚，而亚香为了孩子的幸福拒绝了，同时也拒绝了金钱条件的诱惑。此时杨洋已经让一个年轻女子怀上了身孕，而且对方以此进行要挟。怀孕女子的逼迫让他气急败坏，妻子的拒绝离婚更是让他凶相毕露，杨洋掏出三棱刮刀威吓妻子，谁料想受到惊吓的儿子彬彬不小心撞到了刀尖上。鲜血、鲜红鲜红的血，顺着三棱刮刀的血槽窜出……外遇酿成了家庭惨剧。杨洋以卑鄙的手法导演了一出见异思迁的当代丑剧。

其次，通过爱情描绘展现人物美好的心灵。

爱情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尔基说过，爱情中高尚的东西，可以促进人们关系中光明、纯洁、美好的内容，促进整个社会道德的进步，而爱情中低级的东西，则会导致风俗的粗蛮，激起人的兽性，使人道德败坏。法国诗人古尔贝尔说得好，爱情的欢乐虽然是甜美无比，但只有在光明与道德存在的地方才能存在。

《沉重的爱》塑造了一位为爱人无私奉献的女性。赵春与姜娜是同一批进厂的青年工人，随着两人工作业绩的提升、职位的提高，爱情的火苗也在彼此心中越燃越旺。赵春担任生产厂长，姜娜也被同时任命为生产副厂长，男主人公主管销售，女主人公主管生产和后勤供应。两人互相促进、相互帮助，工厂效益逐步提升，而姜娜作为一个女强人也付出了自己的辛酸。

为了保证工厂的项目正常运行，姜娜拼命地干：

她拼命地干，千方百计想办法，找渠道，通融各个方面，拉关系要原料，找朋友借资金。难题一道道叫她解决了，难关一道道被她攻克。可最后一道难关，却实实在在难为了她，那就是上新产品必须上价值150万元的生产流水线机器设备，才能完成所加大的任务指标。她发动职工集资，只解决了14万元。

她把所有的银行拜到，只解决了79万元。

她同样找了大大小小的、她认识的、关系又过硬的领导，也只七凑八凑解决了35万元。

合计起来才128万元。那差额呢？那差得22万元呢？

怎么办？去哪儿找去？她绞尽了脑汁，仍然没有门道。

无奈之下她找到了邻村的李小三。此人通过木匠手艺，自办家具厂，赚了大钱，盖了一栋二层小楼，银行里还存了40多万，现在当了大老板。可此人品行不端，酒色皆嗜。本来赵春要同姜娜同行，可是当天的一个上级会议，却使他未能成行。姜娜了解李小三的为人，更知道他是个色鬼，但迫于无奈，不得不登门求救！不怀好意的李小三以一杯酒5万元支票为幌子要挟姜娜：

“就咱俩干喝酒，喝一杯添一张5万元的支票，喝5杯，5张支票保你拿到手，怎样？”

有什么办法呢？破釜沉舟，喝吧！谁叫她有胆量到这里来呢。当今要想干一番事业，没有酒量行吗？可她从来没有喝过酒啊。

当5杯酒下肚后，她晕沉了，她麻醉了，她歪歪斜斜地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醉酒中的姜娜，知道李小三在扶她吗？知道李小三在……

当她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睡在自己的厂部的办公室里。会计告诉她，是李小三昨天晚上用高级轿车把她送到厂子里的，并交给了会计5张各5万元的支票时，她说什么呢？姜娜能说什么呢？

一杯苦水呀，醉酒后的一杯苦水呀！她真想把那5张支票撕个粉碎……姜娜为了心爱的人的事业，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女性，哪怕路途坎坷，也毫不畏惧。

婚恋中的道德情操是指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道德准则而产生的情感的综合表现。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规范，道德情操是由道德意识决定的。所谓道德意识，指的是人们对是非、好坏、善恶等道德行为准则的认识，正确的认识是优良的道德情操的基础。平常我们说某人有没有良心，这里的良心是指人们存在于内心的关于是非、善恶的道德意识。

葛云抛弃一切找上门来，他也不愿再伤害一个另外一个无辜的心灵，爱情专一是道德情操高尚的佐证。

《潜流》中孙亚菊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她温柔善良、宽宏大度，哪怕是得知丈夫和林雨屏的暖昧关系后，仍压抑着内心的痛苦，一如既往地关心丈夫，真心地爱着他。同时也毫无芥蒂地与林雨屏相处，在林雨屏家庭遭遇变故时，孙亚菊又主动伸出援手，真诚地让丈夫抚慰她在丧母后的精神创伤。孙亚菊并不是忍让，而是真心爱自己的丈夫，爱一个人，就要相信他，就是让生活更幸福，这难道错吗？

一个人婚恋中高尚情操的形成同她的世界观，同她的信念、理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一个人的言行符合她的崇高理想时，她会产生自豪感。相反，如果其行动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就会感到懊悔。理想的崇高和道德的崇高是一致的。有着崇高理想的人，能做到“慎独”，自觉监督自己，在加强自我修养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张宝玺笔下的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女性不乏品德高尚的人物：志向远大、坦荡无私，富有奉献精神。如《出山三天的美女》中的丁姗，在她眼中李剑是他的倾慕对象，为了他也为了施展自身的才华、抱负，丁姗毅然离开效益颇丰的六百亩山区果园，加入了李剑的健康食品公司。然而家庭公司的背景相当复杂，内里的关系触角四通八达，几可危及总经理的宝座。面对李剑亲人的威逼利诱，丁姗坚决以公司利益为重，以市场为导向解决、处理生意问题，哪怕得罪恋人的大哥、小妹，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结果自己的公正、廉洁为恋人的家属所不能接受。为了恋人的事业，丁姗绝对不能做出让步，无奈之下她只好选择离开李剑，正因为爱他，为了顾全他，才忍痛割爱选择了离开。

第三，畸形心理彰显人性的丑陋。

外遇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涉及的话题，这一出格行为导致众多夫妇感情的不和，而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原因，当事者的心里都超出了正常理智的界限。

同配偶外的异性在友谊的范围内进行交往，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夫妇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限制另一方与其他异性的正常接触。但已婚者同配偶外的异性交往中所表现的情感，只能限制在友谊的情感范围之内，“有两种恩爱就等于在自己的胸中出现了叛徒”，一个已婚者如果同时又爱上配偶外的人，必然会导致心理动荡，分散感情的洪流，最后导致夫妇间爱情的毁灭。而友谊的感情却不具有专一性，每一个已婚者可以和许多人同时建立友谊关系。人与人之间友谊的深浅是不同的，有的相互间是一般朋友，有的是推心置腹的挚友。配偶外的异性朋友之间的友谊感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般的朋友可以变成挚友，但是一般朋友也好，挚友也好都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都不应该超过友谊的范围，进入爱情的领域。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已婚者在配偶以外的异性之间，常常会出现一方或两方的情感超越友谊情感界限的情况，“第三者插足”就属此类情况，而插足者或出于寻花问柳的目的，或追求自己的倾慕对象等，无论原因何在，动机都不纯正，有违社会道德，对于自身而言，心理畸变的苗头已经出现。

《潜流》中的公司副总韩成功是个极会阿谀奉承的马屁精，其结发妻子是个粗蛮的女人，他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才与之结婚，在其眼中女人不过一件衣服而已，可以准备随时扔掉。韩成功不满意身边的黄脸婆，便追求年轻貌美的女人，街边的发廊妹、按摩女都成为他发泄的对象。不仅如此他还将淫秽的目光盯在公司同事钱莉莉身上，为了达到一己私利，他帮助钱莉莉当上了一厂之长，在钱莉莉走马上任的当天便试图将其占有。

韩成功的心理极度变态，随处风流、到处嫖娼便是丑恶心理的显露。同样，林雨屏的姐夫白干也是此等货色，生活的富足让他滋生淫欲，拈花惹草不说，还对自己的妻子经常打骂，态度恶劣，最终因为工作问题进了班房，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对自己做深刻的反省。

《三生梦》第一部《爱之梦》中的许伯轩、逸冰原是一对热恋情人，被父辈拆散后，伯轩娶了巧云，而逸冰则嫁给了林伟。无独有偶的是，林伟也是迫于父母的压力与自己的恋人唐娜分手，勉强与逸冰结合。逸冰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丈夫林伟的不冷不淡尚可让她忍受，但其与唐娜的旧情复燃却是她难以下咽的一只苍蝇。生活的悲苦，她向谁诉说？能怨恨父母吗？丈夫林伟脚踏两只船不能说不是她凄苦生活的根源之一。

《孩子没有罪》里的杨洋也曾经在商场辉煌过，可他“舞场上乱了方寸，酒场上丧了良心”，在新与旧、善与恶的角逐中，自己的灵魂扭曲了，饱暖思淫欲的卑劣念头断送了亲生儿子的生命。

婚恋描写是张宝玺关照人生和社会生活的特殊角度和途径，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自我矛盾来表现一个时代，表现一种生活，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和特殊的审美价值。

二、关注人物的内在精神

意识流代表作家之一威廉·福克纳1949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呼吁作家千万不要“忘记了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因为“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来，因为只有这种内心冲突才值得写，才值得为这痛苦与烦恼。”

在创作中，张宝玺关注的也正是人物独特的精神活动和感情纠葛，而不是理性上的东西。他把笔触伸向人们的内心这充满奥秘的神奇世界，探索人的情感、思维意识和下意识的变化轨迹，展现复杂丰富、变化多姿的心海深层领域。在他笔下，作品中的情节都心灵化了，主要作用不是推进作品的矛盾冲突，而在于提供展示心灵搏斗和激情的契机，赤诚地袒露心灵的隐秘。爱情婚恋为张宝玺提供了最佳审视视角，他的笔下，成功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如逸冰、白丽丽、葛云等。张宝玺小说使我们透过婚恋，窥视到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和复杂情感。

首先，通过内心独白探触人物“深藏的隐秘思想”。

阅读者常常可以看到人物受某种思想的颤栗、热烈的刺激，就是这种思想构成他的一切活动和他那肯于牺牲一切达到自己目的的意志力。

《沉重的爱》姜娜做生产副厂长时，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压力，面对爱人对自己的不了解，她内心思潮翻滚：

春哥，你只知道咱俩配合的默契，你只知道我一个一个的新产品不断生产出来，你只知道生产利润不断上升。一月月，一季季，你就知道加指标，加指标！美其名曰为了四化，为了振兴，为了职工的福利事业。你就知道这些，你怎么就不问问我这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是怎么干的？你一天忙上忙下到处跑，光抓销售。产品出不来你就冲姜娜吼！可你也应懂得那产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要有原材料，要有钱，同样要去找，去跑，去求爷爷告奶奶！去当孙子给人磕头的！可你，你却说：“咱俩的产品已经打出名气，销路越来越好，还得加大任务，加大工作量。”姜娜说什么呢？

姜娜知道你，了解你，你有志气，有抱负，为了追求，没命的干！可你了解姜娜吗？特别是给你当了一年多的副厂长后，你了解过你的姜娜吗？姜娜是一个24岁的漂亮姑娘！

姜娜对赵春的爱和支持是毋庸怀疑的，哪怕是抱怨也仅限于内心的活动，更多的则是期望得到对方的关怀、呵护，上述内心独白真正道出了她的心声。

高尔基强调：“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的一切错综的人。”美国著名作家奥尼尔也指出了人们的内心矛盾冲突是当代最典型的思想和独特的精神活动。

其次，用梦幻表现人物的复杂情感，强化人物的内心波澜。

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的世界，人们称之为“内宇宙”，有极大的隐秘性和变幻性。人的感情世界里，最强烈、最个人的痛苦感觉乃是爱情的痛苦，最复杂最微妙的感情乃是爱情。它时而如一团神秘的雾霭，时而如来去无踪的清风，或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或风云乍起、雷电交加。这种感情稍纵即逝、变幻多端，千姿百态、神奇莫测。在表现这种难以捕捉的复杂情感时，张宝玺运用了“梦幻”的艺术手法，细腻入微地刻画作为“人”的真实感情，拨动这柔和的情弦。

《女人和月亮》中当女主人公小五被收监后，面对黑暗的牢房、紧闭的铁窗，她想起了年迈的母亲以及最疼自己的大哥。

她昨天晚上做梦回村去了。不是自己走回去的，而是做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她胸前也挂着一块（牌子），她不认识那几个字。

她们外边还站着几个民警，都是荷枪实弹。

汽车按着大喇叭，呼呼隆隆从村里开过，乡亲们都站在路边，睁着眼睛看着她。

“那不是小五吗？小五！”

“这孩子瘦了。”

她看见了妈妈。她看妈的时候，妈正看着别处，大概是成心的，妈躲在人丛后边，刚好有一根树杈子挡住了她。

妈的白发更多了，眼晴周围还有大大的黑圈儿。

大哥好像没来，她在人群里找不到大哥。她真想看大哥一眼。

为了给弟弟治病，也为帮大哥娶媳妇，小五只身来城市闯荡，试图改变家庭的命运，然而工厂管理员老朱诱骗并占有了她，还带她到脏地方，结果置身牢狱。孤独的女主人公此时最想见到亲人，但又最害怕见到他们，梦中的镜像是她真实想法的呈现。

从心理学角度看，梦或幻觉是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或者说是人生体验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一些基本的梦像包括物、景、人等大多直接来源于客观世界，是梦幻者曾经或正在经历以及将要追求的，是生活中最令人难忘、印象最深刻或最想实现与满足的。

《追寻》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梦中的陆圆圆像是飞到了王强身边，又像是在入洞房的那天晚上，王强真是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不但看上去帅，且越看越潇洒，越看越迷人。

“圆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我终于得到你了！”他说着，彩灯下他越发得意地说着，双眸光波闪耀。

她又觉得自己脸上火烧火燎的。

……

不知是累了还是幸福的浑身瘫软了，也不知梦中还是回到了现实。总之，她的嘴里在喃喃地叫着：“王强！王强！你快回来呀——”

由于陆圆圆、王强夫妻二人都是事业性的强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使得彼此冷落了对方，怠慢了女儿，家庭的温馨逐渐被吵架声所取代。圆圆虽然热爱自己的事业，但更爱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渴望能够两者皆顾，更渴望家的支持、理解，希望赌气的丈夫回到自己身边。梦幻中出现两人洞房时的浪漫场景，寄托了她目前更迫切的想法。

想象是情绪矛盾的避难所，然而当情绪产生固定的想象和固定的观念时，这种避难所容易变成牢笼。

三、多侧面揭示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多质的性格特征

张宝玺小说从多角度塑造人物形象，将人物置于最厚实的生活土壤里，让人物形象自然呈现于读者面前，他的小说具备了一种有实际生活质感的生活气息。这种浓郁的生活气息主要从人物语言、行为动作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人物语言  人物语言在作品中主要指人物对话，是人物心理活动及性格特征最直接的性格集合体。作家追寻着一种处于生活原始状态的人物语言，不再进行刻意的艺术和美学方面的深度提炼。张宝玺小说的人物语言，普遍地脱尽了以往那种人为诗意化和美化的倾向，不再巧饰人物语言的真实内容，人物形象便从语言这个角度被注入了足够多的真实生活气息，洋溢着活生生的真人气氛。

小说《龙口》里，由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往日的农村风云人物——老村长赵洪成，一下子闲置下来，家家户户各自奔向自己的小康目标，他的工作也少之又少了。然而今天赵洪成又扮演起叱咤风云、力挽狂澜、说了就算的角色。因为他刚刚得到气象通知，说三天以后有中到大雨，此时村民们的小麦正堆在谷场上等着脱粒，而本村只有三台佳木斯脱粒机，情况混乱而且严峻，大家伙都要争着先用，但又找不到他的儿子赵志刚。文中这样写：电工是他的儿子，叫赵志刚。赵志刚不在，扯开大嗓门喊起来：“志刚，志刚哪去了？”人群里不知谁嚷了一声：“志刚找披肩发去了！”

嚷声刚落，老槐树下哄然大笑起来。

这一笑，笑得他心里冒火。他用发怒掩饰着尴尬：“这小王八羔子，老子非把他的腿敲断不可！”

“呀，老村长，志刚给您找一个那么漂亮的儿媳妇，你应该高兴呀！”

“人家是城里的洋妞，新派！”

“那叫开放派，女人开放，男人搞活嘛。”

……

赵洪成古铜色的脸膛上青筋突暴，怒目圆睁，大嗓门都气得岔了音：“我宣布，赵志刚如果耽误了今天的脱粒，就撤了他的电工！”

“二秃子，你去帮助安装机子！”老村长仍旧怒气冲冲地朝人群里喊叫着。

上述三言两语把一个基层老村长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的气势渲染出来，其他村民们的风趣调侃，也正符合农村老少爷们茶余饭后插科打诨的幽默风格。这种粗暴言语的描写在文学感受上也许毫无艺术美感可言，但张宝玺的这种描写，保留了实际生活中最大的真实性。人物形象审美质地是由一种原生态因素构筑而成，是一种看似未经雕饰的原始状态的形象。作家最大限度地退出形象的成型过程，由前期的创造形象，转变为选择和发现形象，形象被动参与的可能性极大地减少了，因而能保留住最多的生活气息。

（2）人物行为动作  张宝玺还通过人物行为动作来构筑形象特定的美学质地。他的小说中人物的动作在美学质地上与以前文学相比较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描写人物行为时采用了直描生活原相的视角，不再进行理想化加工。如《公朴》记述了一位新任县委书记初次下基层，不声张、不显摆、不露声色解决实际问题的事情。

我是乡通讯员，在6月大旱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骑自行车从县城来自称老李的中年人，此人衣着朴素，务实能干，来到镇上即要求到抗旱第一线。半路上遇到一位看守水泵的求助时，他是这样做的：

话音刚落，老李却对他说了声：“把闸拉开。”随后扔掉鞋子，摘下挎包，挽起裤腿，抄起坑边的一把铁锨，跳进水坑里，大锨大锨地捞起泵管笼头底下的淤泥来。

老李这一连串动作，使我和那小伙子愣了神儿，直到往外扔泥才恍然大悟。我和小伙子几次争着换老李，可都被他拒绝了。

老一代工作者扎实的工作作风、真正实干家的风貌通过老李的一连串动作，让读者如亲眼目睹一般，更能增加切身感受。

《沉重的爱》里姜娜醉酒失身后，悔恨不已，面对热恋的爱人，姜娜觉得自己已经不再纯洁，无法再与能干、进取的赵春般配，虽然自己失身的初始原因在他身上：

“你走吧！”她悲凄地对他说。是侧卧在床上，双手捂着泪脸对他说的。

“为什么要我走？你说清楚？为什么？”他站在她的床前问。

“你赶快离开我！”她陡地从床上坐起，冲着他哭吼着。“我要你离开！离开！”

“好！我离开，离开！”他转身奔房门走去。

“你给我回来！”又是她的声音，一种生硬得如磨盘般沉重的声音。

“你到底是怎么了？”他转回身，走到她的床前，越加不可思议地惊愕地看着她问。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她扑到他的怀里，头顶着他的前胸，双手搂着他的腰部摆着，抓挠着，哭着对他说，“我真的对不起你呀！——”

这几段的语言、行为都极具特点，淋漓尽致地剖析了二人痛苦、急廹的心情，姜娜的有苦难言，赵春的不知所措，如读者亲眼目睹一般，将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无遗。

追求人物形象原生态真实质感，使作家在叙述时，保持了冷静的超然，用一种几乎绝对不介入的方式叙述。余华说：“我喜欢这样一种叙述态度，通俗的说法便是将别人的事告诉人。而努力躲避另一种叙述态度，即将自己的事告诉别人，……我追求的是无我的叙述方式。”

张宝玺小说恰当地做到了此点。《潜流》里的韩成功可谓一个恶棍形象，对领导溜须拍马，处处迎合，很会见风使舵，并且此人心狠手辣，以陈副县长为靠山，作威作福，哪怕对总经理也敢于当面奉承，背后捅刀子。但作者并未将他贬的一无是处，文章也描写了他的工作能力，做事干脆利落，具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处于公司副总的位置上，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是总经理朱宏宇的得力助手。

在任何时代，人们的爱情生活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爱情的矛盾是社会矛盾的折射。正如中古时代的家族仇恨扼杀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贵族社会的道德教条对精神生活的桎梏酿成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封建王朝的徭役制度剥夺了孟姜女和万喜良的幸福，安娜·卡列尼娜的不幸反映了俄国贵族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一样，凄凉的悲剧往往孕育在时代的大悲剧中，它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即使在人的心灵自我交锋中，读者也会感受到作用于它的社会和历史的强力，挖掘社会环境对人物心灵的强制和影响。张宝玺着力剖析人的心灵的社会内涵和意蕴，挖掘心灵中潜在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展现特定的时代面貌。

当代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为张宝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他广泛搜集材料，以人们最丰富、细腻的感情为切入视角，记录下当代的真实生活状态，并让读者体会到当下现实与我们的生存期望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