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乐山 温暖童谣

我正在打开一个结，梳理一段岁月的缠绕，并此文献给一生饱经苦难的祖母

——题记

外祖母去世40多年了，但一些往事的碎片却牢固地嵌顿于我大脑的沟回，一有机遇它们就光影交织地催化出我的追忆和疼痛。因为，我曾体悟到一种爱，以及由爱而流动的一支歌谣。

外祖母肯定不是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否则在兵荒马乱，义和团和洋鬼子正杀红眼时，她不会被人从老家固安带进京城一所大教堂的收容院里，自此再也没见过家中任何亲人。那时，也就在她十二三岁上，慈禧太后派清军董福祥部把北京西什库北堂包围得严严实实，而且轰隆一声炮响之后，大院里的石龟被削下一个脑袋。

关于外祖母小时候进入收容院的种种背景，我一直在做如下猜测：其一是她的父母是固安县的天主教徒，为逃避义和团的杀害逃到京城，将女儿送到当时有十几支洋枪保护的北堂后下落不明。其二是她的双亲逃荒来京，因无力抚养，将女儿送进一处收养之地。

总之外祖母童年那段特殊遭遇的具体而微我和我母亲都不太清楚，外祖母自己也从不提及。而当我刚开始懂事第一眼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太太。那时她正将我驮在背上，嘴里为我哼着：小小子，坐门墩，哭哭咧咧要媳妇……

外祖母年轻时比较漂亮，我曾见过她三十多岁时一张照片：皮肤白晰，略显宽大的脸盘上有双黑亮的眼睛。前额的发际就似刀裁过一般整齐，带有十足清末民初妇女发型的特征。

外祖母一生是非常坎坷的，童年伶仃孤苦，成年后贫穷仍将其紧紧围裹，接近耄耋还要忍受恶劣居住条件和某种精神上的干扰，而且在诸多不幸的同时，还有疾病折磨和遭际一位不讲理的丈夫。但他从不对此种种抱以些许怨愠，反而乐观对待周围的一切。我曾读过摩罗先生的《体验幸福，体验爱》，他在这篇散文里歌颂了佐西马长老即使在临终前几乎仍带着喜悦。而外祖母这样一个普通的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面对苦难时她的那种宁静与隐忍，在我心中却升起一平淡中的伟拔。

在我四岁时，我的父亲就因急性肠炎脱水死去。他生前是位初小的小学教师，去世后没留下任何财产。他去世一年以后，我和母亲就来到外祖父家。

外祖父也是天主教徒，他是靠耍人吃饭的，在旧时代的北京城里，所谓耍人，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任何财产和固定职业，而是靠忽然干点这又忽然干点那（一般都不是体力劳动）来养家糊口。他曾当过花把式、修理过钟表、给人看过房子，给突然阔起来的暴发户式的妹夫管过杂务。到我懂事之后，他也曾穿起长袍马褂坐在日伪时期大汉奸王揖唐主持的农业总署的缮校室里，当过謄写公文的小办事员。

外祖父对外祖母非常不好，张口就骂不堪入耳的脏话已是家常便饭。而每当其尖声刺耳地骂出那声×你祖宗×你妈时，外祖母却从不还口，有时被逼急了只回一句：人人都有两层父母！从这里不难看出，一种“夫权”的阴影还沉重地罩在她的头上。

我从小直到我去外地工作都是跟外祖母在一个炕上睡，那时的居住条件很差，不像现在的孩子，只要大了一点就有了个人单独的居室，于是不论在感情上或情理上我都是倾向外祖母的。现在起来我那时就像个“文革”时“支左”人员，不过不敢公开表态罢了。

大约从我刚上中学开始外祖父就失业在家。我们的生活来源全靠母亲在当时地处白纸坊的中央印制厂（国民党统治时期专门印钞的厂子）附属医院做护理工作维持，经济上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不过稍微幸运的是我所上的中学是向天主教家庭子女免费。这时外祖母已经63岁了，她为家中生活不致陷入更大困境，便咬着牙拖着单薄的身体给附近有钱人家洗衣服。也就是从那时起她以前患上的支气管扩张症开始恶化，不断抖胸抖肺地咳嗽，还经常咯血。有时我看到她咯出鲜红鲜红血丝便皱起眉梢，好似要大祸临头，她却安慰我说：宝啊，甭害怕，咯点血还可以出一出心火。

大爱无敌是我从外祖母那里真正领悟到的，记得上中学时学校离家很远，只好从家带饭，而我们学校里有钱家庭的子女比较多，她怕我在同学面前丢面子，就动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白面，给我做了“金裹银”花卷带到学校去吃。

我上学必需从养蜂夹道北口（基本上对着中南海南门）一直向北再穿过校场胡同。那是一条笔直而狭长的路，冬天无疑是迎着一道风口前行。她怕我冷，硬是凭了过硬的手工给我做了一件蓝布面的棉大衣，穿出去既不觉寒怆又温暖无比。

外祖母对我的学习似乎也寄予一定厚望，她常说，好好念书，将来学到本领是自己的，谁也抢不去。可在当时民不聊生，百业萧条，毕业即失业的境况下，我想即便我学到本领又有何用，将来我到哪里找事干？现在想起那时我对自己认定的前途，简直就像威廉·萨洛阳笔下那个只能在街头去卖桔子的路克（见萨洛阳短篇小说《桔子》）。然而，如今每当这话似从冥冥中踅回，我便忆起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的一段文字：比去，（大母）以手阖其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已。虽然，我和作者的身份、时代有别，但一种酸楚却是相同的。

就在我读初中三年级时，这座行将腐朽的城市已被解放军四面包围，由于工厂停工，母亲也失去了工作。幸好有一位在北京的《明报》记者找上门来，问能否给他照看一个刚刚断奶的孩子，他说他的妻子去天津教书，现在北京围城，不知可时才能回来。就当母亲还在犹豫之际，外祖母一口答应下来。

以后，一段颇为奇特的日子突然呈现眼前：全城停电，每到夜晚全家枯坐于一盏煤油灯旁，街上像死一样的静寂，但远处却响着连续不断的枪声，似双方交战，更像彼此向对方提出的一种警示。但，就在这种令人绝望气氛中，外祖母还是全心全力地哄着那个名叫明明的孩子，让他时不时发出一串冲散僵寂的甜甜笑声。

由于城市被围，像我们这样的贫困人家事先没任何物质准备，整整一个冬季，连一张青菜叶都看不到，每天三餐全是韭菜花、芝麻酱就窝头。吃水也要赖着脸皮到有钱邻居家的自来水管下去接水（以前是有人用水车送水）。可是每当我们时，外祖母都要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天主会保佑人度过各种灾难。那时虽然我早就不信天主或上帝了，看到她那么开朗，心头也便释然了。

北京解放的第三个年头上，我第一次离开外祖母到地处河北省杨柳青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支公司去参加工作。母亲则是在北京刚解放不久就被分配到通州区的一个单位，于是全家在1951年冬便从北京府右街迁到了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通州小城……

我一直虚构着某种联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老天是否常常搞错花名册，外祖母似乎刚刚摆脱一点点衣食之忧时，又被抛入一种住之困境。难道对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上苍也要对其施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考验？如果并非如此则意味着存在对众生普施的一种残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出自外祖母来到通县后便面临三间晒死人的小东屋。

那三间小东屋坐落在当年通县堂子胡同（改革开放后已建成楼群林立的吉祥园小区）19号。其实住过东厢房的人数不胜数，为何单单说这三间东房“晒死人”呢？且看一下它的结构便知个中原委了。这房的进深，也就是说东西向的长度短得出奇——仅2.3米，况且这窄窄的三间东房的前脸没有砖头砌起来的垛子，只是两根木柱支撑着前檐。再有，除了最上面的木格窗棂和下面的窗台，中间是六扇玻璃窗。夏日骄阳肆虐，整个房间赛个火笼，即使紧贴后墙坐，阳光也会晒到脸上，那才叫没处藏，没处躲，而那时院子和整条胡同连一棵遮阳的树都没有。到了夜晚，吸入房顶墙缝的热气又钻了出来，躺在床上汗湿床褥，无法入眠。

有一次我从外地探亲回家正值暑热之际，我抱怨母亲，单位给租下这样的房子为何就认了头。外祖母却说：不要紧，俗话说“住窝窝，吃饽饽”，你们怕热，我可不怕，心定自然凉。望着蹲在里屋木门坎上借矮矮窗台挡阳而热得气喘的她，我的鼻子倏地一酸。

其实我早已觉察外祖母之所以能如此随遇而安，完全来自一种宗教信仰的寄托（她几十年如一日每晚诵经祷告）。照我看来这并不可取。然而有一点是我非常赞佩的，即在明知不可得与不可抗时，爽得给自己或他人一份心灵的宁静。

至于让外祖母突然感情凄凉和无助的，则是出于另一件事。那就是我母亲参加工作后，被无端地怀疑成与准特嫌有关的有历史问题的人。

这种非常荒谬的猜测虽然在大约十年以后完全真相大白，并且就连“史无前例”时都未涉及到我母亲什么，但外祖母却正好赶上那段疾风暴雨却未见以后的柳岸花明。

要讲清单位因何怀疑我母亲，还得从本文前面所说的我外祖父那位“忽然阔起来暴发户式”的妹父，也就是我从未见过的姑姥爷谈起。

我的那位姑姥爷也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似乎是在读完高小就去了地处宣武门内天主教堂下设的一个法语补习班去学法文，他天资慧颖，只学两年就能讲一口流利法语。之后就被当时法国人统治的北京铁路局请去当翻译。据说他每月挣回来的银元要用小驴驮回家中。但是他的子女们个个都很不争气，老子死后几杆大烟枪就把上一辈留下的家产统统抽光，而且兄弟姐妹又相继离世，只剩下我一个最小的表舅（他大我12岁）。

这时日历已翻到公元1948年，也就是北京围城前夕。我的这个表舅虽是北京五卅中学高中毕业生，但在谋职中踏遍几乎所有门坎也未能找到工作。接下来他就去卖纸烟，卖炸糕，还拉过几天洋车，后来实在无饭辙就去我家吃蹭饭。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那时已经上了初中一二年级。

一天我外祖父的一个朋友的儿子来我家看望，那人当时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小文书。他了解到我表舅的困境，就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的208师。谁也没想到，表舅当兵不久，先是随部队开赴青岛，继而又去了台湾。

后来时隔四十年之后，改革开放了表舅回大陆探望我们才知道，他去台湾后混得很好，现已儿女成群，而且均系留日或留加拿大的博士。原来表舅去台湾后的第三年就脱离部队，先是几个人集资搞运输，以后又在某私企当人事科科长直至退休。

可就是这样一个明明白白的故事，在全国解放初期被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们演绎成另一种版本，剧情虽然惊险，事实却全然失真。于是被选入角色的表舅和母亲便成了台湾特务和大陆国民党员的最佳组合，而我竟成了这对神秘人物的私生子。不过幸而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并未将我读成如此难堪的剧中人。

母亲在那段被白眼相视的日子里，她唯一能对之以泪洗面的就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因为担心、悲伤，再加上经常地喀血，人已瘦了一圈，竟然显得有些形销骨立。记得1955年通县在搞“反胡风运动”时，母亲被单位指定去通州师范学校参加集中整风学习，外祖母形单影只地一人在家（外祖父已经去世）。一天，正赶上我只有两天假的时间回家探望，我刚一进门就见她独自一人坐在床上哭，她一见我便语无伦次地说，你母亲被人带到师范学校也回不来了，这可怎么好！我当时真不知怎样安慰她好，说“胡风是搞文艺的，我母亲根本不懂文学，不会有什么牵连”，可她根本不知胡风是何许人也。后来听邻居说我走后第二天，外祖母喀了好些血，还非要邻居刘婶扶她去通州师范学校，经过大家好一阵劝阻才罢。

到了1958年夏，正值全国高校扩大招生，我毅然办了退职手续回到通州，准备迎接第二年的高考。

外祖母一见我回来便高兴地说：“宝啊，你可回来了，姥姥想你呀，而后又颇为神秘地告诉我，这是天主将你送回我身边的。”

然而时间就像一张无情的砂纸，粗厉而残酷，它将人间一切美好，尽职尽责地打磨得干干净净。在我离开她近十年中，外祖母老了许多，牙齿几乎脱光，张口笑起来有些傻傻的，但比以前越发慈祥了，她耳朵也聋了，不向她大声说话就什么也听不见。但她腿脚还行，还能给我和母亲做饭。

我在家进行高考复习并与她再次团聚的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心境最为宁静与平和的时刻。外祖母似乎对这个世界没有更多的索取，只要我给她一点小小的帮助，她都感到非常满足。这在当时人人都无法摆脱物质匮乏之困局的窘态下，无疑是对家人的最大安慰。

记得那天我从北京二十五中考场参加高考回来，路过东华门大街一家老字号的酱肘子铺，我给她买回半斤酱肘子，她高兴地连连咧着豁牙露齿的笑口说：姥姥这辈子没白疼你，没白疼你！

考试结束后我被北京师专录取，开始是走读，我想一面学习一面挤些时间在家多陪陪她。但后来功课很紧，我每天跑校就做不到了，于是只好住校，只是周六下午和周日回家。

不幸的事情总是在人的意料之外，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周日的下午，外祖母正在坐着同我聊天，她先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抬起右手捂着左上胸喊痛。当时我慌乱至极，凭我所了解到的医学知识，很有可能是心绞痛，而肺病的痛是不会这么穷追猛打，于是恐惧、担忧、慌乱一瞬间将我牢牢围拢。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当下，也许要好办得多，打车、呼120或999，可那时甭说出租车，通州那块连辆三轮车都没有，而且所有市民家中均无电话。情急之下我只好先扶她上床躺下，我骑车去了县医院（母亲那天正在6里外的单位值班），令人极为失望的是医院只派了两名年龄仅有十八九岁的实习生，她们来了只用听诊器在胸部听了听，连个诊断结果都开不出来。

打那儿以后，外祖母心脏经常间歇而且一病卧床不起。由于白天家中无人，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只管她做做饭的保姆。这样凑合了半年之后，她向我提出，要我给她从北京请一位神父来，她要向天主做临终忏悔。这个要求让我非常犯难，因为在那种强调阶级斗争和全民笃信无神论的年代，严格说这是一种“犯禁之举”。但我还是从北京南堂将神父请到家里来了，让她满足了最后的一个心愿。

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在她整个病程中，她似乎没什么痛苦，只是恹恹地躺在床上很少说话，那是她心中的“神”在支撑着她（当然我更愿从心理学上去审视这一现象）。

外祖母去世是离我毕业分配工作还有大约四个月的一个春天的上午，那天是1962年5月2日。这一天我原本可以全天在家的，但早晨起来我也没看出来外祖母有什么异样，她仍是一语不发地躺在床上，于是我就因一篇毕业论文想交到老师手里而去了北京，并计划至多半天就返回家里。谁料想等我回到家中，前脚刚迈进门坎，母亲就哭着跟我说姥姥走了。当时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是怎样一种状态，我只觉得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让人绝望。我没有哭，说真的，我认为外祖母解脱了。因为我没有丁点勇气看着曾经疼我爱我的人被疾病折磨得求生不能，速死不得；我怕，我怕与我相依为命的姥姥会终于传出一个永别的眼神，更怕她说出什么令我肝肠寸断的话。我反而镇定下来对母亲说：走了也好，免得她爱罪。

在那种年代，丧礼是很简单的，那天母亲单位来了人，帮助入了殓，棺材放在雇来的一辆马拉的大车上，我们将遗体护送到新城南门外的一块义地上埋葬。

……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好像站在一条时间通道的另个出口，万里东风起，改尽山河旧，贫困夭夭逃之。外祖母！如今我和您的重外孙们都已住上华楼丽舍，岁月可鉴，在您生之时，您所信仰的天主没让您遇到这样好时光；在您死之后也根本不可能送您一处本不存在的天堂。如果真有天主或上帝，我恨它们，是它们从我身边夺走了您——我一生最可敬可爱的人。如果真有，我也会以想像的方式，裂锦般哧哧撕碎它们。因为宇宙本源就恶蓄着死之因。我相信休谟的话：宇宙中悲苦超过快乐，痛苦的事实证明上帝不仁，又非全能。

我还是常常梦见您，恍恍惚惚中您似隐于莫名之巅，凝望着您曾在那里居住过的地方——即将成为国际新城的古老的通州镇，但有时您仿佛又回到那三间“晒死人”的小东屋。而更多情景是您依旧背着我，嘴里给我哼着那支童谣：

小小子，坐门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