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

     词中出现的词人自我形象，就确是一位远离尘俗、类似于张志和《渔父》词中所写的雅人高士。而也正是基于这类描写隐逸情趣的词篇，宋人就纷纷对朱敦儒的人品和词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黄界说他“博物洽闻，东都名士，南渡初以词章擅名。天资旷远，有神仙风姿”（《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１）。又如张端义称：“赋梅词如不食烟火人语。‘横枝消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语意奇绝。”（《贵耳集》卷上）至于另一位词人汪莘，则更把朱敦儒在词史发展中的地位抬高到与苏、辛相提并论，其言曰：“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方壶诗馀自序》）这番言论，其着眼点主要在于这三家词中所表现的高远胸襟，以及其中流溢的或豪或清之“气”。由此可知，朱敦儒之所以在宋代词坛上得享盛名，是与其人品和词风的清旷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就是这位被人誉为具有“神仙风姿”的人物，却在其垂暮之年犯了一个几乎无法原谅的错误，从而使他悔恨终生。拈出这段史实，就能更加全面和准确地了解朱敦儒的“全人”，以及他作于临死前的那些“看穿”人世的词篇。

    朱 敦儒，字希真，号岩壑，人称岩壑老人、洛阳遗民、伊川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等等。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１国１），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享年七十九岁。他出生在西都洛阳，中年以前基本生活于此。由于家庭富裕，所以经常狎妓冶游、诗酒唱酬，在洛阳的山川名胜作登山临水的游赏。他在后来所写的词中，曾经对这段浪漫快乐的生活做过深情的追忆：“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雨中花》）“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临江仙》）词中提到的伊川、洛浦、二室（嵩山的太室峰、少室峰）、三川（伊水、洛水、黄河），就均是洛阳的山水名胜。所以直到南渡之前，词人在其家乡基本过着一种自由自在、清狂不羁的生活。下面这首有名的《鹧鸪天》，就是他清狂生活和旷放性格的颇为生动形象的写照：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他的狂气和傲骨，便通过这首豪情四溢的小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所以人们谈到朱敦儒，就不能不想到他“几曾着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的名句。

     基于这种追求自由的性格，朱敦儒当然就不愿意轻易出仕。靖康元年，因其“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宋钦宗特意将他召至汴京，欲授以学官之职。朱敦儒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于辞官不就，回归洛阳过他的隐居生活去也。这就以实际行动表现了他不慕功名利禄的高洁志向。

     但是，靖康之变却蓦然惊断了他的“梅花梦”，使其人生道路发生了剧变。他被迫离开故乡，南下逃难，途经江苏的淮阴、金陵、苏州等地，折入江西南昌，再流亡至广东、广西，最终于五十五岁时定居秀州（今浙江嘉兴）。其间，朝廷曾下诏授他以官职，朱敦儒却仍不肯受命。后来，其友人规劝曰：“今天子侧席幽士，翼宣中兴”，“君何为栖茅茹藿，白首岩谷乎？”他这才“幡然而起”，出山做官。从这一点看，朱敦儒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还是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所以能改变以往不愿为官的初衷，投身到抗金复国的政治事业中去。可是，由于他支持主战派宰相李光的政治主张，终于在六十六岁（１１４６）遭人弹劾而罢官。罢官之后，先在台州侨居了几年，到七十一岁（１１５１）时则重返秀州隐居。（以上事迹据《宋史·朱敦儒传》及今人邓子勉先生《朱敦儒年谱简编》）。此时，他的心情就重又回复了宁静和恬淡。这可见之于他在罢官后所作的这首《沁园春》：“七十衰翁，告老归来，放怀纵心。念聚星高宴，围红盛集，如何着得，华发陈人？勉意追随，强颜陪奉，费力劳神恐未真。君休怪，近频辞雅念，不是无情。岩扃旧菊犹存，更松偃梅疏新种成。爱静窗明几，焚香燕坐；闲调绿绮，默诵《黄庭》。莲社轻舆，雪溪小棹，有兴何妨寻弟兄。如今且躲花迷酒困，心迹双清。”词人老矣，他甚至频频辞去宴请，只想在焚香诵经、弹琴游赏中度过其馀生。

      ——要是生活按照朱敦儒所自我设计的道路安稳地沿续下去的话，那末他就将以一位比较“彻底”的隐逸词人而留名词史。可是，天却偏不从人之愿，就在他已达七十五岁（１１５５）的垂暮之年的时候，权奸秦桧为请朱敦儒教其儿子作诗，却强令朱敦儒父子出山为官。关于此事，《宋史》作了这样的记载：“敦儒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而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也说：“（朱）致仕居嘉禾（即嘉兴），诗词独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为删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阳作诗，遂落致仕，除鸿胪寺少卿。”也就是说，秦桧为了粉饰太平和欲使其子的诗艺有所长进，即以官爵为饵，诱迫朱敦儒父子出仕。那末，朱敦儒又是如何处置这一人生难题的呢？据周书记述：“希真老爱其子，而畏窜逐，不敢不起。”一方面，朱敦儒为儿子的前途考虑，另一方面又慑于秦桧的淫威（如若拒绝，弄得不好就会招致窜逐流放之祸），这位原本在乡间过得好好的老人，竟巍巍颤颤地跑到临安去就任新职了。但是，当他刚上任不久，时隔仅半月，秦桧却又病死。冰山一倒，谏官们纷纷上疏弹劾秦桧父子的罪行，连带累及朱敦儒等秦氏门客，于是朱敦儒又遭罢免，仍旧回归秀州。当时，物议哗然，对朱氏投靠秦桧而又被废一事引发了一片指责讥讽之声。先是有人作诗讽刺朱的出仕：“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侯王着眼看。”后来，就连宋高宗赵构都深以朱的举动是“始恬退而晚奔竞”，弄得朱敦儒声名狼藉，无以自辩。这样，此位原先在士大夫中素有“静退无竞，安于贫贱”（绍兴二年广西宣谕使明橐推荐朱敦儒之言）令誉的隐逸之士，就落了个“晚节不终”的下场！

      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崇尚气节的朝代。虽然这个朝代中也出过不少变节的无耻之徒，但作为它的主流文化，正统的士大夫文人推崇气节、高扬正气。如北宋的范仲淹及其庆历革新的同党们，就是这方面的表率。范仲淹本人极重名节，虽处逆境而其志不摧。而当他三次被贬时，僚友们非但不缩头避祸，反而站出来为其伸张正义，其勇气着实令人钦佩。其中如尹洙，特意上疏请求与范同贬。李纮、王质等在为范仲淹送行时，也公然声称：“希文（范仲淹之字）贤者，得为朋党，幸矣！”（以上据《宋史纪事本末》卷２９）这种人格力量，后来又影响到了南宋士大夫们。《宋史·忠义传序》曾说，自范、欧等“诸贤以直言倘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五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而相比之下，朱敦儒却因个人利益和患得患失之情，不惜以垂暮之年投奔大奸臣秦桧门下，这就难免会遭到受人讥讽和惹人嗤笑的结果了。

     至于朱敦儒本人，其内心的悔恨交加，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回想当年，他曾何等自傲地高吟“几曾着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而现今却被人们嘲讽为“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其间的落差竟有“天上人间”之别。因此在他重归秀州岩壑直到临死前所作的词中，就多出了一层自怨自艾之情。例如下列词语：

    白日去如箭，达者惜分阴。问君何苦，长抱冰炭利名心冀望封侯一品，侥幸升仙三岛，不死解烧金。听取百年曲，三叹有遗音。（《水调歌头》）

    新来省悟一生痴，寻觅上天梯。抛失眼前活计，踏翻暗里危机。莫言就错，真须悔过，休更迟疑。要识天苏陀味，原来只是黄虀。（《朝中措》）

     在前一首词中，他责问自己为何要“冀望封侯一品”和“长抱冰炭名利”之心。在后一首词中，又怨恨自己为尝甜羹（天苏陀：或称天酥陀，指一种佛教徒所食的甜羹），最后竟吃下了一把酸菜（黄虀：腌菜）！而为欲摆脱此种简直无法遣释的烦恼，词人就只好以彻底“看穿”人世的办法来寻求解脱。下面这首《念奴娇》，正就表现了他以“虚空”二字来作自我解嘲的精神努力：

     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修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今只如此。杂居打了，戏衫脱与呆底。

    他自称一世之中曾经遍历人间的坎坷曲折，因此已经将人世的虚空看透看穿。什么花呀酒呀，什么愁呀恨呀，都已被自己抛开丢净。从此以后，只管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逢场作戏，了此垂生。既不想学做圣贤，也不去管他人的嗤笑，总之是“演戏”将毕，只管把戏衫脱给那些比我更傻的呆子们穿上，让他们再去演出那五光十色的“人间戏剧”！这和他临死前所说的“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西江月》）一样，正是依仗着将万事看“空”和将人生视为“做梦”的“看穿”思想，词人这才勉强地维持了他心理的平衡和宁静。

    怀着这种实质悔恨而又复归平静的心情，朱敦儒终于在七十九岁（１１５８）那年的正月初九，寂然逝世。据讲，他死前曾作《梦记》一文，称他梦中游一山中人家，其主人深富山林岩石隐逸之趣，盖神仙真人之流，而独与朱晤谈甚欢。梦醒之后，犹目想心思，因纵笔作记。第二天正值元旦，子孙环侍，朱就出示此《记》，且曰：“所游甚乐，悔不便为住。”其后八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乐。”终于在三更之后，端坐而伸启手足，寂然而逝（事据赵与时《宾退录》卷６）。这个传说可能是“小说家言”，但《梦记》中却记录了朱氏本身真实的思想状态，此即：临死前的朱敦儒，就确确实实想重新回到那种山林岩石的隐逸生活中去——这或许也可看成他在悔恨以后所更加迫切需要重归的精神家园吧。

     其实，朱敦儒之所以会踏上秦桧的“贼船”，在此之前就已潜伏着心理方面的原因。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１１记载，绍兴十七年（１１４７）王明清求朱敦儒为其父亲王铚的文集写序，朱序中有王铚受知于秦桧之语，明清表示异议。朱就解释道：我与汝父皆秦桧不喜之人，此文传播开后，秦必闻知。如无这类为秦捧场之语，恐会惹祸。明清听后，不以为然，即举欧阳修《与王深父书》中所云“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进行反驳，终于使朱删除了上述吹捧秦桧的文字。但从此事看，朱敦儒对秦桧着实怀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即使在写一篇与秦无关的文章时，心中都考虑过是否会得罪秦桧而惹祸的问题。因此当秦桧强令他出山为其儿辈传授诗艺时，当然就不敢违命。故而周必大在记述朱敦儒这段遭人诟病的经历之时，就作了这样一种语带惋惜的叙述：“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识者怜之。”（《二老堂诗话》）由此看来，当时人在批评朱的晚节不终时，还是带有几分原谅和怜悯之意的。而从周必大所分析的两方面原因（爱子和畏祸）来看，朱氏之所以会屈从而踏入歧途，就一在于过分地为子孙计谋，二又在于缺乏向邪恶势力抗争的勇气，这恐怕也是某些读书士人的通病。所以在讲过朱敦儒的这段史实之后，我们就很易联想到另一位与他情况有些相似的文人——明末清初的吴伟业（梅村）来。吴伟业是明朝末年有名的才子，崇祯四年会试第二，廷试赐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官授翰林院编修。明朝灭亡，他在南明小朝廷继续任职，因与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政见不合，遂弃官归里（今江苏太仓）。但在清朝统治全国之后，清世祖闻其才名，力迫他入都为官。他因家庭之累，未能以死抗拒，终于出仕新朝，担任秘书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后因母亲病故，即又重新返乡隐居。但上述那段有损于民族气节的变节行为，却成了他终生的心病。因此临死前特意嘱咐家人用僧衣人殓，墓碑上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七字，以示他耻以清朝官吏“盖棺”的悔恨心理。在病中，他曾作过一首悔恨交加的《贺新郎》词，词中所忏悔的就主要是这两条：一是“草间偷活”，亦即贪生怕死；二是“脱屣妻孥非易事”，亦即家庭观念太重。而这两条，就正与朱敦儒的情况相似。当然，朱的变节行为相对来说，还不像吴那么严重，所以其词中就没有像吴词中“竟一钱不值何须说”等极端沉痛的自责之语，但那种悔恨交集的痛苦心情却也足让这位年近八旬的老词人翻来覆去地睡不好安稳觉了。我们试读其《笛鼓令》：“纸帐绸衾忒暖，尽自由、横翻倒转。睡觉西窗灯一盏，恰听打、三更三点。残梦不须深，念这些个、光阴煞短。解散缰绳休系绊，把从前、一笔勾断。”在那夜深入静之际，他反思一生，真想把从前那段为人所诟病的往事一笔勾断（了结、勾销）！由此看来，朱敦儒毕竟还是一位有廉耻之心的文人，尽管这种悔恨已经无法改变他自己所写的个人历史。

      孟子曾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下）我们在朱敦儒所写的那些隐逸词中，可以感知其为人的一个侧面；而读他暮年所写的那些以“看穿”思想来排遣悔恨心情的词篇，则又感知了他为人的另一侧面。合而观之，就不仅对这位著名词人的复杂思想面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感悟到李白“行路难，多歧路”（《行路难》）的浩叹，确实是含有很深的人生哲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