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五首·其二》）

     诗意极显明，不外是说自己退居乡下，不必与人周旋应酬，每天不过种种庄稼，与农人谈谈庄稼的生长情况。看到手植的桑麻日日长大，心里说不出的喜悦。喜悦之余，却又生出一番感伤：如果天公不作美，霜霰来得太早，这一片桑麻岂不零落如同枯莽野草？

     一篇之中，后二句让人感触尤深。“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能作如此之想，可谓一往情深。桑麻虽只是寻常作物，但因是亲手所植，与己有了一种缘分，便不忍见其零落，更何况是生命及生命中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与物有情，何况与人？与人有情，何况与己？

     生命的脆弱一如小草，无论你如何珍爱，一个偶然的意外便可将其毁灭。诗人于这种偶然感触实深。陶集之中，有一篇《祭从弟敬远文》，写得一往情深。他堂弟敬远，比他小十余岁，孝友而有节操，却不幸早逝，死时刚过而立之年。渊明于敬远之死哀痛异常，致祭之文字字血泪：“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奄与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都说天佑仁人，可敬远仁爱如斯，竟不幸短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昨日还鲜活的生命，转眼间成了一抔黄土，留给亲人的惟有哀伤而已。诗人与敬远非但有手足之情，于其为人心性，更是钦迟。可如此美好的生命，竟轻易地为上天剥夺了，诗人的内心说不出的感伤和惋惜，于是发出“如何斯言，徒能见欺”的慨叹。

     上天偏爱将生命中美好的感情和事物毁灭给人看。诗人不愿去承受，可又不能不去承受。个人的生命，在天命面前过于渺小，这是人类的宿命。诗人不甘心于这种宿命，想去抗争，然而又如何能抗争呢？死生有命，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是尽力珍惜自己有限的光阴而已。陶渊明痛感于生命的偶然和短促，因此加倍珍惜有限的生命。

    陶渊明是最知珍惜生命的人，他总怕自己辜负了此生。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一些事，赋予生命一种意义。立德也好，立功也好，立言也好，总得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这是儒家的传统，是每一个士子信仰的价值观，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他总是想努力做一些事，在有生之年能有所成就。

     《形影神》组诗是颇能说明陶渊明思想状况的代表性作品。前人一般认为该诗之旨，是批评慧远“形尽神不灭论”的（以逯钦立为代表），实令人难以苟同。其实这首诗不过是诗人在自诉其内心矛盾，及思量着一种解决方法。《形赠影》云：“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影答形》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神释》云：“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说来说去，无非是嗟叹人生苦短，长生乏术。同样是面对人生苦短，形、影、神三者的态度却不一样：《形赠影》：“我无腾化术，必而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求长生不得，便只好饮酒以忘忧。《影答形》：“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身固有限，而名可不朽，故当努力立功名。《神释》则云：“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饮酒、立善都无从解决人生苦短的忧伤，便只好什么也不想，干脆纵浪大化中。读者当知，形、影、神虽代表三种不同的取向，但亦只是诗人自己的困惑而已，不必当作批评他人来解。

    《神释》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是否已解决内心矛盾，能坦然面对人生苦短的困境呢？虽然在理性的层面上已然参透，但在情感的层面依旧不能超脱。“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两句问得好：行善立名是我之所愿，可是又有谁将它当回事？不是我不立善，而是我以外的因素不让我有所为。这两句当是愤激语。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个少怀大志的人，他向往建功立业，退隐之前，也曾汲汲于功名，只是时运不济，始终未获得实现抱负的机会，加之官场险恶秽浊，诗人又性喜自然，故只好放弃仕途的进取。立善的热切，使诗人激情满腔；建功的无望，使诗人沮丧忧虑。陶渊明一生的困惑与忧患都在此：“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诗人痛感于“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沮丧之余，有时难免借酒浇愁，但即使是这一层颓废，也是因太执爱生命造成。诗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否定这种借酒浇愁的颓废。鲁迅评价阮籍、嵇康反礼教时说：“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以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看似否定的一问，也恰恰是因为无法忘怀于立善。并不是诗人要否定立善，只是现实不给诗人立善的机会；而生命又如此有限，何日方能实现立善的愿望呢？企望愈急切，失落便也愈深，以至于绝望，发出如此酸辛的一问。

    终其一生，诗人都不能忘怀于立善；但现实条件又让诗人无从立善。忧患太深，绝望到了极点，出路何在呢？数百年前的大诗人屈原，因理想破灭而自沉于汨罗江水。但理想本是为了赋予生命一种意义；连生命都毁灭了，岂不有违于珍惜生命的初衷？同样是理想破灭，陶渊明选择了不同于屈原的一条出路。陶渊明没有选择自杀殉志，却获得了另一种升华。那便是：因任自然，并达到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数句诗已然透露出这一信息：饮酒与过多的忧虑，都有害于吾身，有违于珍惜生命的初衷。更为可取的态度应是委运顺化，不再思虑。也只有不再深陷于无边的思虑之中，才能用心去体会生活，获得一种审美化的生存。

    在情感的层面，诗人忧患于人生苦短及功名难立；但在理性的层面，诗人又认识到忧患的无益，于天命取委运任化的态度。这两个层面是共存的，对立统一，并构成一种思考的丰富性和情感的张力，从而带来陶诗底蕴的深厚与震撼。陶渊明对人生的理解，在情感和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审美的层面。立名的理想已然破灭，忧患与放浪都于事无补，自杀又为诗人所不取。回过头来看人生，忽然寻着别一种意义。沧桑之后、诗人体悟到平淡自然之美。纵然不能立不朽功名，但只要存一审美之心，能于寻常生活中体会到意蕴和美，内心世界亦为富足完美，这是一种高境界的艺术化生存。

     体现到诗歌创作中，便是诗人在退隐之后，写出了众多优美的田园诗。其笔下田园风光，恬静自然，却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能于日常生活与寻常景物中体悟到美，是陶渊明的不可及之处。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也敏感于其对情感的淡化处理。而这根源于诗人对人生的理解。

     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陈寅恪盛赞其“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冯友兰曾用“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来概括魏晋风流（《论风流》），陶渊明实可视为魏晋风流的最高代表。用“妙赏深情”四字来概括其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及审美化生存，最为恰当。陶渊明是最珍惜生命的人，所思唯在善待人生，对生之执着，对名之忧患，以及心灵生活的审美化生存，皆源于此。由于对生命的热爱，加倍珍惜生命中美好的感情和事物，并用心去体悟和赏爱；并因对生命之美的赏爱，愈发地珍惜和热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