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算是先人的话，在我的记忆里，最高只能到爷爷那一辈，因为父亲的爷爷，也就是爷爷的父亲之上的那一代代，我从来和他们没打过照面，印象之类的记忆，更是无从谈起。他们虽然是比我的爷爷辈份还高的先人，但我没有描写他们的第一手资料。在我的脑海中残存的关于能称得上先人的记忆，只能到我爷爷的那一辈。

    我的亲爷爷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我懂事的时候，顺着母亲的指点叫过去叫过来的本家爷爷，也都是些我爷爷的亲的或叔伯的弟兄们，在同姓里面，属于一大支，门户靠得比较近，显得也最亲情。于是，我们这些孩子叫起爷爷来也就格外热乎。

    按大排行算，我爷爷共有兄弟六人，爷爷是老大，到我懂事的时候，和爷爷同时健在的，还有二爷爷、三爷爷、五爷爷。四爷爷和六爷爷早已过世，六爷爷属正常死亡，四爷爷的死亡伴随着一些离奇的故事，我将在后文加以叙说。

    我爷爷们的父亲一辈，也就是我称呼老爷爷的那辈，有考过秀才、做过私塾先生的，有卖过糖火烧的，有织布卖布的，有榨油卖油的，颇出过一些小手工业者和有点文化水的人。可到了爷爷这辈，据我所见和听说的，没有一个人从事过农业以外的其它行当。

    在我老爷爷和老奶奶的眼里，我爷爷不是一个争气的人。到我老爷爷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还是比较殷实的，爷爷读书时，家里给他请的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先生，一年的报酬是好几担粮食。爷爷读过几年后便不再用功，只好跟着老爷爷下地干农活了。刚刚走出学堂、细皮嫩肉的爷爷是忍受不了农活的艰苦的，更何况老爷爷也不忍心让自己的长子终生从事稼穑。管教上的放松，加之爷爷的率性和好高骛远，养成了爷爷游手好闲的坏习惯。随着老爷爷、老奶奶的相继过世，爷爷便成了无人能管的浪荡公子，几年下来，本来殷实的家底，被他赌得所剩无几。等我母亲嫁到傅家，爷爷将个一穷二白的家彻底交给了只有16岁的父亲和比父亲稍大一点的母亲，自己住到村子苹果园的小屋里，当起了“寓公”。母亲虽然算不上大家闺秀，可姥爷家里有地几十顷，雇着长工，其家业在我们那一带没有几家能比。照门当户对讲，母亲嫁到我们家算是下嫁，下嫁的闺女在婆婆家是应该被宠着的，而母亲说，她嫁到老傅家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罪。父亲有了在外工作的机会，很少回家，孩子又小，母亲希望爷爷能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可身体硬朗的爷爷硬是对家里的一切不管不问，只管按时回家吃饭。冬天，地上结着厚厚地冰的早晨，母亲为了挑两桶水煮地瓜，几次摔倒在地上，又几次重回井台打水。即使在村里人眼里，刚过50岁的爷爷是不应该不帮一下他的儿媳妇的，可是爷爷依然没有，母亲仍旧以她单薄的身子，常人难以理解的毅力和耐心，打理着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善良温和的母亲对爷爷的表现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爷爷酒量大，酒瘾更大。解放初期，爷爷和村干部的一些小小过节，在文革中又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旧事重提，爷爷愁上加怒，心情一天天坏下去，酒也喝得一天比一天多，有时一整天只是喝酒，饭不吃一口，喝到最后，酒精成了爷爷生活的唯一支撑和依赖。直到有一天，爷爷一病不起，终于在酒精的麻醉中走完了自己磕磕绊绊的一生。

    五爷爷和我爷爷是亲兄弟，当过兵，是二次解放诸城时跟着梁兴初的部队走的。之后，一路南下，打过淮海，渡过江，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打没打过枪不知道，只听他说在部队干的是炊事员，经常冒着炮火送饭上前线，有时还遇到过小股敌人的袭击，但五爷爷肩上挑着的饭从来没丢过。五爷爷讲起战场上炊事员的故事，煞有介事，随着他那嘴唇不停地扭动，故事也格外生动精彩。我们这些没见过战场硝烟的孩子，总认为五爷爷的故事里有些夸大其辞的虚假成份，等看了《英雄儿女》、《渡江侦察记》等战斗故事片，才知道战斗中的故事还就是那么回事儿。

    抗美援朝结束，部队征求五爷爷的意见，是否愿意留在上海地方工作，思家心切的他二话不说，坚决要求回家。于是，在战火中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五爷爷解甲归田，重又回到了当兵出发时潍河岸边那个叫李家庄的小村，拿起祖辈用过的锨镢，再次与生养他的故土相伴朝夕。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五爷爷的回家是一个错误，是一个自己终生无法弥补的错误。因为和他一同出去当兵的同村的战友们，只要是留在上海的，都混得不错，有一个姓宫的，当兵前在家念过几年的私塾，竟当上了上海闸北区的公安局副局长。每当这些留在上海的战友回到村里探望亲人，不管人家多么盛情邀约，五爷爷从来不见他们，我想，这其中的难言之隐只有五爷爷自己心知肚明。

    五爷爷身上有着我们家族耿直倔犟的遗传基因，无论何时何代，这样直来直去的人是很难适应仕途和官场的。 上世纪70年代是贫下中农吃香的年代，为了上级的硬性要求，也因为五爷爷上过战场，牌子红，大队里安排五爷爷当上了第五生产队的贫协小组长。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贫下中农协会头上顶着可与人炫耀的光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什么都管，其实屁事都说了不算。村里的贫协主任要听书记的，生产队里的贫协组长要听生产队长的，贫协主任还可以在书记面前哼哼两句，贫协组长就是哼哼也干哼哼。可生性认真的五爷爷却不这么想，他是猪食槽子跌跤认了真食，把贫协组长看成是个比部队炊事员还重要的官。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行为的错误，行为的错误造成了悲剧性的结局。五爷爷一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队长不管的事他管，该队长管的事他也管，管来管去，不善于用心计的他被队长所利用，最后落得个掉进乡里乡亲是非窝里难以拔脚，灰溜溜地辞掉了贫协组长那个小差事。由于家贫，40多岁的五爷爷仍是光棍一条，后来经媒人撮合，离我们村90里地远的石门公社马山后村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跟了他，成了我的五奶奶。五奶奶进傅家门时带了两男一女，为了感激五爷爷拉扯3个孩子，也为了在傅家更好地立足，五奶奶让3个孩子全都随了傅姓。五爷爷和五奶奶结合后，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后，嫁到了几百里外盛产黄金的招远县，这是五爷爷在这世上仅存的一点骨血。

    五爷爷好酒，酒量大小不知道，反正喝得很勤，只要碰见他，总能从他说话时的嘴里闻到酒味。五爷爷下地干活，肩上扛着锄，倒背着的左手里握着酒瓶，口袋里用油纸包着一块炸肉或者几根咸菜条。干活累了，席地一坐，敞开瓶盖，咂上几口。有时只顾喝酒，口袋里装着的酒肴也就忘了吃。不管农活儿多忙，酒是不能忘了的。五奶奶怕他喝坏了身体，总往他酒瓶里掺水，后来让五爷爷发现了，就不再用五奶奶给他准备酒了，总是自己从酒坛里舀酒。地头上，麦场里，菜畦旁，五爷爷总是在喝酒，喝到兴头上，便将手里用作酒肴的炸肉撕成小块，分给围在他身边的小孩子们吃，孩子们吃馋了，就越想吃，五爷爷身边时常围着一群馋嘴的孩子。

    跟爷爷一样，可能也是由于酒的原因，五爷爷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得病后，我父亲和五爷爷家的叔叔们几次陪他去潍坊和青岛的大医院。回天无力的大夫们对我父亲讲，回家等着吧，不要再花冤枉钱啦。五爷爷也觉得日子不多了，也就不怎么在乎，一边治病一边喝酒，他是喝着酒进入天堂的，临死前一天晚上，酒瓶子还放在炕头上。

    二爷爷是单独的一支，他有两个妹妹，男的只有他一个。二爷爷早年上过两年私塾，因为脑子笨，早早就辍了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放了暑假和秋假，是要跟大人下地干农活的，干的最多的是到割倒的麦田里拾麦穗和给耕地的大人们牵牛。我最愿意给二爷爷牵牛，二爷爷是耕田种地的老把式，特别会使唤牛，给他牵牛省劲。在我的记忆里，二爷爷的肩上从来不曾闲着，不是扛着犁，就是背着耙，再不就是一捆青草，生活中的二爷爷，没有一天不是和农活联系着。二爷爷的地里活干得非常专一，也非常精到。就拿打地瓜沟来说，我们家乡先前是地瓜产区，人们的生活来源百分之九十靠的是地瓜，种地瓜是大人小孩都会干的活络，因此，打地瓜沟就成了老把式们显示身手的好机会。打地瓜沟要下很深的犁，一条地瓜沟要一个来回才能完成，而且要两头牛拉一张犁。两头牛和一头牛不是一个使法，如果两头牛劲不往一处使，或者使反了劲，打出来的地瓜沟难免歪歪扭扭，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别人笑话的不是牵牛的，而是扶犁的，这就更显示出犁把式的要紧。生产队里就那20几头牛，多年的相处，哪头牛什么脾气，二爷爷都一清二楚，二爷爷使唤起牛来得心应手。和二爷爷搭挡，我基本上是个摆设，只是到地头拐弯时方显示一下我能尽快领着牛转过弯来的作用。走直趟时，我时不时望着天上飞过的鸣叫着的鸟雀，脑子里冒出些古怪的想法，手里的缰绳若有若无，不知不觉中自己走偏了，牛也跟着走偏，这时只听身后一声鞭子的脆响，随之而来的是二爷爷一声急急的吆喝：“偏了偏了，你这孩子！”听起来二爷爷的高声大腔里带着怒气，实际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二爷爷从来不跟别人动气，何况我还是他的本家孙子。等到地头休息时候，我摘下二爷爷腰间的烟袋包，给他卷支喇叭烟递到嘴里，他会不顾疲劳地讲很多狐女鬼怪的故事我听。夕阳西下，荷犁而归，二爷爷一味地低头走路，半日的疲劳令他不会多说一句话。回到家，依然是清水煮地瓜和豆油咸盐炖白菜，外加一壶略带苦涩味道的瓜干酒。二爷爷没有远大的抱负，非常实际，是兄弟们当中最务实的一个，一生从没离开过生养他的故乡。他终生与土地为伴，以五谷为养，故乡四季的农事相伴他一生。二爷爷生有两子一女，姑姑心地奇善，快30岁才嫁到邻村，精神上的疾病一直缠绕着她，两个叔叔，一个赶马车，一个赶地排车，赶马车的大叔叔和二爷爷一样，是一把使唤牲口的好手，在我们那一带很是出名。

    三爷爷、四爷爷和六爷爷是亲兄弟，六爷爷死在我出生前。六爷爷死后，识得几个字、又有几分刚性的六奶奶，带着唯一的儿子改嫁到了东北，几十年间，偶有六奶奶的消息，也是零零碎碎的，只是傅家健在的老人们时时在惦念着她。六奶奶在傅家为媳妇时，是一个快嘴快舌、说得起放得下的人，心眼也好，是妯娌们的主心骨。再是，她一个年轻寡妇带着个未成年的孩子，到东北那么老远的地方，不能不令曾经和她相处过的本家人牵挂。六爷爷大概是个本份人，没有有关他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同为亲兄弟，三爷爷却是个另类人物。三爷爷的家境在我们家族中是最好的，可他既不愿学文化，又不屑于农事，只是热衷结交兵匪，舞刀弄枪。我可以凭着父辈们的讲述描绘出我想象中的三爷爷。留着用蓖麻油抹得锃亮的分头，穿着上下一身黑的土布衣衫，肩上扛一杆在当时看来已是相当先进的土枪，枪上可能还扎着一块红布什么的，威风八面地从村子走过。像他这副样子在上世纪之初的山东乡村里，在有钱有势人家的少爷里也是一种时髦，因为，家中有这样一个角色，对于混乱年代总还是有一些震慑力的。如果单纯为了打个猎玩个潇洒还是无可非议的，那时候没有文化却有些能耐的农民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可后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使三爷爷偏离传统的人生方向而导致了人生悲剧，他不光彩的作为还令我们家族感到了记忆深处的耻辱。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混乱的中国军阀割据，战火频仍。在鲁南地区，活跃着多如牛毛的土匪和军阀，出生于诸城本土的张步云便是其中很有些影响的人物。张步云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分子，他时而投靠小日本，时而傍依蒋介石，他用诸城及周边县区百姓的血汗筑建着他的军阀霸业。他的城墙修得固若金汤，固若金汤的城墙上砌筑着的是贫苦百姓的冤魂和血汗，还有我三爷爷鞍前马后的一份“功劳”。作为张步云部的非武装人员，三爷爷穿着不带衔的军装，领着饷钱，骑着高头大马，为修建城墙监工。三爷爷为张部效力的原因和动机，至今仍是个谜，但有一点是永远抹杀不掉的，三爷爷用牛筋做成的马鞭抽打过筑墙的民工，更为乡里乡亲愤怒和令我们家族羞耻的是，三爷爷竟然用鞭子打过本村的乡亲，有些被打的还是我们傅族的本家及亲威。虽然三爷爷监工的行为截然不同于当兵扛枪杀人，可在乡亲们的眼里，遭受熟悉的乡党羞辱，在人格上比生人的杀戮更甚。仇恨的种子一旦种下，发芽是早晚的事情，在解放后的一个个运动里，三爷爷的作恶必然在劫难逃。不知他内心里是否真正忏悔过，不知他当初是否预料到鞭影闪过之后会是什么后果。他的子女们在以后的岁月里遭受的冷遇和歧视，使他的罪孽在儿女们身上成为一种洗刷不掉的恶性延续。

    听我父亲讲，在我的爷爷辈里，四爷爷是最聪明的一个。正由于他太善于思考，又加之少言寡语性格孤僻，在亲眼目睹了家族的衰败过程后，对自己父亲那种自以为是的一言一行很是愤怒。最终，他忍受不了家里的压抑气氛和父亲对自己的大儿子——我的三爷爷的过分放纵而离家出走。在我们家族里，像我四爷爷这种孤僻而又偏激的性格，可以说不乏其人，但能够在行动上做得如此偏激的非他莫属。他似乎有意表示出与三爷爷、与家族的决裂而走得很远很远，据说一直走到了靠近苏联的黑龙江漠河一带。他打过松子，挖过人参，放过松排，甚至下过矿井挖过煤。最终死在流浪途中，未留下子息。

    潍河啊潍河，故乡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傅氏家族和他的亲戚他的仇人都生活在她身边的河，千百年流淌，绵绵不断，承载了太多太多。岁月更迭，物是人非，如今，一切的世事都在跌宕中趋向平缓，我的爷爷们也都在灰飞烟灭中只剩下生命的传说。就像他们的先人在他们的言说中得到信息的传承，他们的人生故事在一辈又一辈的傅族后人中偶尔被捡拾着，作为佐证，作为谈资，作为符号，在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中连缀着历史。无所谓平凡，亦无所谓辉煌。

    历史是谁也不能绕过的人生过道，后来者我们，自然也逃不过它设计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