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傅先生说：我过去常常读鲁迅先生的创作集《呐喊》和《彷徨》，有时信笔写一些读后感，本来只想供自己他日参考而已。近日重行翻检，觉得其中有一部分似乎不妨公开给爱好文艺的青年。

傅庚生先生以杜甫研究和古典文学批评著称于世，著有《杜甫诗论》、《杜诗散绎》、《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等，在学界影响甚大。窥其著述，鲜有论及现代文学的文字。偶尔看到民国旧刊《中学生》杂志上的“傅庚生读‘呐喊’”栏目，不禁眼前一亮，才得知傅先生对鲁迅的小说不但非常熟悉，而且论述精辟，时有高见。特别是其用阅读古典诗词的方法来剖析鲁迅小说的语言，并将其与中国古典文学比较阐发，既注重“咬文嚼字”，即他所说的“要多读几遍，要精读，要运用自己的情思去追索作者的，希望能约略窥见作者原有的意象。文字只是媒介，故事的外形只是果子的皮壳；透过它们，才有值得我们求索的东西在”；又注重在此基础之上与作者情思相契，从而达到“精研与达诂”，因而缘情度理，与作者情感相契合。傅先生认为，“吾人于批阅文学作品时，耸动感情，以契合作者在心之志；运用理智，以冲其发言之诗：故品鉴实兼情知二者之用。”也即其所谓的“研之精则悟之深，悟之深则味之永，味之永则神相契，神相契则意相通，意相通则诂之达矣。”以如此方法和眼光来阅读和分析鲁迅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视角。

鲁迅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就语言而言，鲁迅自述“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每写完一篇，总要求“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鲁迅的小说，根植中国古典小说，但有所蜕变，同时熔铸外国文学资源，自成一家，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就其语言而言，正如王瑶先生指出的，又与同时代某些作家语言的过分欧化不同，“他要求合乎我们祖国语言的规律和习惯，要求‘顺口’；这在文学语言的继承性上就自然会在以前的白话小说和可用的古语中去采取了。这是构成鲁迅作品的风格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正是和我国的古典文学相联系的。”但鲁迅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联系的例子，以及鲁迅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比较，依然缺乏有力的论证。傅先生则弥补了这一缺憾。傅先生说：“我过去常常读鲁迅先生的创作集《呐喊》和《彷徨》，有时信笔写一些读后感，本来只想供自己他日参考而已。近日重行翻检，觉得其中有一部分似乎不妨公开给爱好文艺的青年。这些随笔并未怎样‘深入’，但为了常常读，常常想，总也该剥入了一两层；比起只读一过的，容许有一日之长吧。”这显然是自谦之词。傅先生在论述《呐喊》和《彷徨》时，一再强调反复的阅读即他研究古典诗词的“精研”，进而才能“达诂”，终而才会与作者之情理相契合，才会对作品有深切之体味。对于《彷徨》，傅先生没有专论，只是在《国文教学识小篇》中论述“咬文嚼字”和“缘情度理”时举例涉及。傅先生从炼字用词的角度分析鲁迅写作的认真精当，并用他独具的古代文学批评的眼光，将《孤独者》、《伤逝》、《肥皂》等与《刺客传》以及古典诗词相比较，颇能给人启发，同时从微观的角度也夯实了鲁迅小说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

一 “精研与达诂”

古典诗词的赏析研究，十分注重字词的考训释义，傅先生将其引入鲁迅研究当中，可谓是有益的尝试和实践。在谈到“精研”的重要性的时，他批评了一些人曲解了陶渊明的“好多书不求甚解”，读书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傅先生说，“陶渊明他明明说‘好’读书，‘每有会意’便是了解，‘欣然忘食’便是欣赏；既能了解，又能欣赏，他才‘好’这营生的。他的《移居》诗中有句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真是个乐学的人。我们草三潦四地读书，说是学渊明的不求甚解，就是连‘五柳先生’也不甚了解。”这种随意的阅读，“不但不能帮助写作，恐怕连增进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也不会有。”读者只有体贴入微、声应气求，才能深刻领悟作者的用心。为此，他将《孤独者》、《伤逝》、《肥皂》同《刺客传》作了比较：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写几个不为世所知的豪侠之士的行径，“旁若无人者”，何等气魄！鲁迅《孤独者》：

……大殓便在这惊异不满的空气里完毕。大家怏怏的，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垫上沈思。忽然，他留下泪来了，接着又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嚎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写一个不为世所容的独行之士的行径，“铁塔似的动也不动”，何等坚毅！再读《刺客传》

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

写一个爱好艺术的人的赏音与技痒的样子，“彷徨不能去”，何等依恋，多么肫挚！陆游《宴西楼诗》：“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风”；“因循”、“容易”所含蓄的意境，和这里的“彷徨”相仿佛，都需要我们低徊要眇的去吟味，再读鲁迅的《伤逝》：

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写一个醉心于理想而失散了的人的迷离与憧憬的臆念，‘小小的家庭’多么令人悠然神往？李商隐《无题》诗：‘重帷深下莫愁裳，卧后清宵细细长’，‘细细’和这里的‘小小’韵味相当，不过一个表现惝怳之思，一个却是表现欣漾之情的。你在读到这些字句时，若不能掩卷以思，就不会亲切的领略到那滋味。一盏名贵的茶，要你慢慢的去品它；一口气儿灌下去，你反而会觉得它并不怎样解渴的。

在傅先生看来，鲁迅《彷徨》中人物的刻画描摹，一点也不逊于太史公的如椽大笔。魏连殳的“铁塔似的动也不动”同高渐离的“旁若无人者”都有不为世道所容的“孤独”，同时又都体现出人物的孤独坚毅；高渐离的闻筑声“彷徨不能去”，和涓生对吉兆胡同曾经“小小的家”的留恋，都深切地表达出“彷徨”的心境，也同李商隐的“重帷深下莫愁裳，卧后清宵细细长”中的“细细”具有味之不尽的蕴含，需要我们“低徊要眇的去吟味”。傅先生将《彷徨》同《刺客传》以及李商隐的诗词联系贯通，指出了鲁迅在小说刻画描摹上的功力，同时也不言而喻地论述了其同中国古典文学以及诗词的关联，带给我们深切的启示。

《彷徨》在摹写人物的动作时，和应当时的情境，“句法的繁简，能和动态相合，富有暗示性。”这点上也可同《刺客传》相比。他举例道：

……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

……陈豨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

前面里的“俯而笑”三字，把壮士暮年的田光见疑于人时的情景活画出来，后段里的“仰天叹”三字，把居常鞅鞅的韩信失势受屈时的心境也写得活现。鲁迅《肥皂》：

……我刚在练八卦拳……。”他立即转身向了四铭，笔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问他什么事。……

……招儿带翻了饭碗了，菜汤流得小半桌。四铭尽量的睁大了细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这才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

这些把过去旧家庭里亲子之间的怪现象也托盘而出了，再看《刺客传》：

……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拔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掺其室。时怨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傅先生认为这几个例子，句法简短，通过动作传神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及性格，并且含有丰富的暗示性。这些“专用确实、简短的字句，记叙惊险匆遽的事变，是很得体的。我们读到这一段时，不自禁地呼吸和脉搏都要迫促起来。《肥皂》里‘只见四铭就在她面前耸肩曲背的狠命掏着布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一句，用极其冗累的句子，写装模作样，心口不如一的伪君子的做作，也是很得体的。我们读到这一句时，‘观人于其微’，就可以觇及四铭的虚伪，连一个小行动都讨人厌。——这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

在精研作品时，傅先生特别注重虚字表达的语气和传达的感情。不但古典文学中的一些经典应该朗诵，新文艺中的一些好的作品通过朗诵也可以加深领悟。他引刘大櫆《论文偶记》说：“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诵读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傅先生认为，好的白话文作品无疑是经得住诵读的，“语言本身就有抑扬顿挫、轻重疾徐的语气，言文合一了，这语气便很地道地形成了白话文中自然的音节。这‘自然’是文章的极诣，就诵读来说，它便也是诵读的极诣。”反之，一些差的作品由于气势不连贯，词句板直冷漠，不能引人入胜，也经不住朗诵。他先举了《孟子》三宿而出昼的一段和《刺客传》中“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的一段，分析了其中虚字所蕴含的情感因素。接下来，他举到《肥皂》的例子：

……“这真叫作不成样子，”过了一会，四铭又慷慨的说，“现在的学生是。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学程呢，为他化了的钱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给他进了中西折中的学堂，英文又专是‘口耳并重’的，你以为这该好了罢，哼，可是读了一年，连‘恶毒妇’也不懂，大约仍然是念死书。吓，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

这段里的词气，表现四铭的有所为而发的牢骚，不待细说。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嗡。”她不等说完话，便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厨下去。昏黄只显得浓密，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傅先生分析说：“一个‘了’字，也写出四铭太太心中的无限怅惘，和说不出的倦意。然而晚饭总得去做，肥皂的泡沫也总得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这便又引起了作者无限的怅惘；可见那‘了’字也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孔乙己》的结尾中，老板反复念叨孔乙己还欠他十九个钱——“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老板重复的这些句子，在我们看来，一方面表现出老板的唯利是图，再则也暗示了孔乙己的结局。傅先生认为，“这些句子，我们稍地拖长了声音去读它，由音节上去体味它的情调时，会发现词句的踽踽凉凉，映照着孔乙己的身世。”章学诚说：“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饭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之者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常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突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傅先生所言，可谓是章氏这段话的发挥，如果没有这样的咬文嚼字，自然也达不到其所谓的“精研与达诂”，与作品始终隔着一层，无法体味作品的轻暖甘旨。

二、“悲喜与同情”

傅先生认为，咬文嚼字是文章的“细读”阶段，只有以此为基础，缘情度理，才能欣赏和透彻地了解作品。鲁迅的作品“以悲天悯人伟大的同情心凝聚而成”，因而鲁迅“有‘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一类替哑子‘呐喊’的创作。表现人生，是作者的愿望；批评人生，是作者的理想。作者以理来的，读者要以知往；以感授的，要以情接。情知相辅的去缘情度理，才会有所得。不然，便只能接触到所描述的故事的外形，受不到情趣的感召，思想的陶镕，读了也等于没读。”为此，他举了李密《陈情表》开头和鲁迅《明天》中宝儿之死的例子：

……她现在知道他的宝儿确乎死了；不愿意见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他一面哭，一面想：想那时候，自己纺着棉纱，宝儿坐在身边吃茴香豆，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

这一段作为《明天》的高潮，“写到了母爱的深挚处”。“宝儿活着时，话说得有意思，‘连纺出的棉纱，也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现在‘她的宝儿确乎死了’，自然一切也都跟着死去。所以‘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空虚，自己听得明白。’”

鲁迅写作《孔乙己》（1919）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1905），作者对于没落的知识分子“那刻画的清晰的印象，和对于在讽嘲和哄笑里的受了损害的人物之同情，这这个做作品蒙上了不朽的色彩。”但对于青年一代而言，科举未有切身的毒害，因而也难以领会作者的旨意。因而傅先生建议青年们读《孔乙己》时，参照《白光》，再读一读《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入考场的故事，自会对科举之弊端有深切之了解，从而对作者的用心，以及作者“给予孔乙己身上的同情心，便会增强一二分了。”同时，应该对作者的情感态度有所体会，通过小伙计之口，淡淡的写下来，“几乎每一段都有‘笑’，笑的背后却隐着眼泪。我们至少也该带着‘虽笑不和’的心情去读它，不该当真就‘粲然’，‘莞尔’。”《孔乙己》的结尾，写到中秋过后，天气渐冷，小伙计“整天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而孔乙己“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傅先生认为：“这样的衬托着写，见出作者伟大的同情。”《孔乙己》结尾，老板重复着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傅先生认为，这些句子，如果我们拖长语调去诵读，也会体味其中作者所蕴含的无限同情和怜悯。

《阿Q正传》表面虽看起来行文沉静冷漠，但下面依然蕴含着作者火一般的同情——“作者面临着人世的愚蠢、诡诈、欺凌、排挤和不平，不能自已的表现着、批评着、恻悯着、希冀着。乍看去，他像是持着‘冷眼看他世上人’的态度，有时话也说得像是‘冷语伤人六月寒’；然而他的热心肠，时时可以‘从字缝里看出’。他的创作之所以伟大，不在那冷隽的笔，终于还要数他那一盆炽火似的心田啊！修辞立诚，我们读下去，读下去，他那取之不尽，挹之不竭的同情心，都若隐若现的交织在有意无意的铺叙中。天地间，唯有情感的动人，不会有丝忽的勉强，不会有万一的偶然。真便真，假便假，一便是一，二便是二；加热到摄氏表九十九度了，水也还不会就沸起来。”鲁迅的这种写法，我们不妨视作反讽，正如韩南所言：“反语和超然态度，对于像鲁迅这样充满了道德的义愤、教诲的热情和个人良知的作家来说，是心理上和艺术上都会必然采取的东西。”傅先生虽然没有直接指出鲁迅的这种写法，却细致地揭橥了这种写法的内涵。阿Q输了钱，他的钱“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傅先生分析说：“‘替别人着急’；你说阿Q傻气吗？这里却正是他没有失却那粹然的天性的表现。‘肿着眼睛去工作’；作者已经寄予偌大的同情在他身上了。”傅先生认真地分析每一个句子，分析鲁迅这种“寓热于冷”的写法，仔细咀嚼作者在其中蕴藏的深意和感情，从而达到与作者悲喜相埒。傅先生认为，“成熟之作品，必入手即有攫住读者心灵之力量，挑之喜则喜，控之悲则悲，导而不迫，疏而不失，直至其最高潮，使读者涵泳沉酣，留连忘返，然后其文情复渐次轻减，至于结束，使读者掩卷惝恍，有无限迷惘依恋之思，此际读者之胸中已他无所有，惟有一片同情；是作品之成功。”《阿Q正传》和《孔乙己》无疑都是能够引起读者同情并“涵泳沉酣，留连忘返”的成功作品。

三、缘情度理

傅先生通过古典文学和《彷徨》中的例子，阐述了阅读过程中最为基础的“细”、“透”、“深”和“广”，这些都是分析的工作，终而要进行综合，“披文以入情”，“才可以跟作者的心曲交通”，从而达到同作者情思相契合。否则，就是“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故乡》的结尾写道：“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深黛颜色，连着推向船后艄去。”这段景色描写，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可谓景语皆情语也。作者即是在怜悯水生等农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在伤感自己的虚无。正如傅先生所言，“这不是单纯的写景，船上人在把这景象摄入眼睑时，已经因移情作用把青山人格化了。敏感的读者应该意识到‘青山’是谁的化身。人们的想象是紧跟着感情活动的，因此构成的意象，便是情与景的交融。抒情文里写景的句子，不是‘拾穗’般的杂掇起来的。”如果读者“不能透过外在的景色”，感受这种“情景相识的境界”，“体会到他们内在情感发展的痕迹，就不会观得和作者相同的意象，一切便都索然了。”鲁迅在景色的描绘中灌注了自己的真情，读者只有透彻地了解作品沉入其中，才能同作者的感情波荡浪随。对于作者的曲笔，读者也要能细心“通幽”。如《药》中瑜儿坟上平添的花环、《明天》里单四嫂子的梦没有梦见儿子等，都是不可放过的重要细节。还有一切细节，是作者故意不去写明白，可能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力，也可能是要含蓄，或者“藉他事来做衬托的”。傅先生举到《一件小事》的例子，“车夫的满身灰尘，不妨害其为伟大；自己身上穿着的绅士式的皮袍，对于人格的渺小，仍然是没有帮助的。”《肥皂》结尾的含蓄以及弦外之音，“都需要揣摩一番，残能透入”，了解作者的用心。

在解读鲁迅唯一写爱情的小说《伤逝》时，除了作品明显的寓意之外，傅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你也同情于子君的遭遇吗？为什么同情呢？你可曾觉察到在怜悯那些盲目相爱的青年男女吗？你也曾领会到作者写这篇小说，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愿望：消极的希望人们在没有弄清一件什么道理之前，不要贸然的做时代陷阱的牺牲者；积极的希望人们能更伟大些，挺起胸膛，担当起自己的过失，不要害别人做刍狗吗？你读到‘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降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两段时，你可曾假定这便是作者透露出来的主旨吗？鲁迅写着一段‘伤逝’，为什么藉着‘涓生的手记’用第一人称写呢？假如改为客观的描写，会不会同样的成功？……”如果没有对作品的深切了解，没有对作者以及人物的“了解之同情”，决不会找不到这些理解作品的关节，也无法和作者的心曲交通。只有解决了这些疑问，“对于作者情思的卓绝、形式的完美，才会有亲切的领会。”傅先生可谓是在《伤逝》的“文心”去“雕龙”的。同时又不乏个人创见，譬如他觉得小说所体现的“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愿望”，即“消极的希望人们在没有弄清一件什么道理之前，不要贸然的做时代陷阱的牺牲者；积极的希望人们能更伟大些，挺起胸膛，担当起自己的过失，不要害别人做刍狗”，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我们对于傅先生所谓的“消极的愿望”并不陌生，但“积极的愿望”却熟视无睹，或者阐发不够。《伤逝》指责那种盲目的忽略别的人生要义的爱，既有失望的忧虑，无望的“寂静和空虚”，同时也在挣扎，涓生认为“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但“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傅先生“以意逆志”，很简练地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愿望”来概括，既不脱离原作，又启人深思。正如清人谭献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

小结

傅先生解读古典诗词的方法，以中国传统诗学为基础，又融汇了现代西方批评理论，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达诂”方法。陆侃如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的“序”里，提到梁宗岱在《屈原》自序中所说的“批评的内线和外线。”陆先生认为，梁宗岱所言的“外线”，即是傅先生所谓的“朴学的考据”；“内线”，即傅先生所谓的“就文以论文”。陆先生同时指出，傅先生的“就文以论文”受到西洋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具体点说，受到了新批评的影响。这点即使在傅先生带有整体观照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中亦不难看出。傅先生阅读鲁迅小说，对于语言非常倾力，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语义学分析，某些部分过于晦涩，甚至“穿凿附会”，如在分析《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时，傅先生说：

这呼声笞违了四千年来的习惯，正是“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赵贵翁便“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赵”是百家姓的第一位，“贵”是飞黄腾达的阔人，“翁”是年高德劭的称号；这个组合的名字，代表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和吃人的绅士。——从“古久先生”的命名来推演，我们这样的“肢解”赵贵翁，未必是怎样穿凿附会的。果然这般的映射着，表现的技巧上便未免有些“落言诠”了。但这是体例适然，而这一篇《狂人日记》又是作者“最初的一篇”创作啊。

傅先生说“我们这样的‘肢解’赵贵翁，未必是怎样穿凿附会的”，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肢解”的味道。虽然《狂人日记》以象征手法，将社会关系当作家族关系来思考，并予以以有力的抨击，但鲁迅在塑造赵贵翁这个人物时，是否锱铢必较，在这个名字上寄托了如此深的寓意，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过度纠结于此，就有陷入过度诠释的危险。尽管如此，傅先生用古典诗学的方法阐释分析鲁迅的小说，将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的联系落到实处，开辟了一个新颖独特的视角，带给我们莫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