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巨大转型期，其变化之大，发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屈学，也经历了巨大转型和发展变化过程。至为可喜的是，如大家所感、所见，屈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在我们这一代，不仅获得了持续发展，而更以新的面貌达到了空前繁荣。

      屈学的发展、繁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绝非完全是纯学术兴趣，更主要的乃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正因为如此，屈学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它不仅随着历代学术（诸相邻学科）的发展而发展，更随着历史社会环境的变迁和需要而显示其日久弥新的生命力。纵观历代屈学史，在持续发展中无不具有时代的烙印。

      ２０世纪的屈学，有着显著的时代特点。

      在本世纪的百年中，屈学之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一、从世纪之交至“五四”前后，是屈学开始转型期的第一个阶段。清末民初在楚辞学领域虽然出现了像马其昶的《楚辞微》、刘师培的《楚辞考异》等对楚辞文本进行考证、注释，且功力深厚的著作，但从治学方法上说，还只是沿习了清代朴学的余绪，尚少新的发明。而梁启超、王国维研读楚辞著作的问世，则是近世屈学发展开始转型的标志。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的梁启超，虽不以楚辞研究为其治学的主要方向，但他于１９２２年发表的《屈原研究》和１９２３年发表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部分），却别开生面，开近代楚辞学之先河。梁氏在研究楚辞中，虽也依传统注重对文献的考证，但在分析和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却开始运用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艺观点。如他说“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从而在屈原研究中既注意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的探究，又注意对屈原心理的剖析和人格的张扬。如他以“感情中心”说，作为理解屈原诗歌的基础，以“矛盾心理”分析诗人屈原的悲剧性，认为屈原未尽国家、民族的义务而死，“成就了万动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磨相荡”。他还以“想象力”、“浪漫式”等现代文艺学观念来说明屈原作品的文学特点，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令人耳目一新的。他更进一步将楚辞与《诗经》相比较，认为“三百篇”是“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是“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他还首次将屈原及其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范围内考察，将楚辞与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比较，与希腊神话相比较。这些在近世楚辞研究中耳熟能详的观点和方法，正是由梁氏在２０年代启其端的。

      当然，屈学始终有它的特殊性。除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外，由于从历史文献上积淀下来的众多问题，古文献的考证、辨析和研究，也始终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四”以后的三十年，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是同时开展的。从治楚辞的学者来看，不同的人虽有所偏重，但往往也是相兼的。大家知道，学者闻一多在楚辞的校补、解诂、疏正方面下过很大工夫，并有传世之作，但其治楚辞的主要贡献是把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引入楚辞的研究之中，开对楚辞进行文化综合研究之先。游国恩先生虽主要贡献在训诂、考据，但他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其本身，还从楚国的民间文学、地域性诸方面溯其源，并从历史的继承角度对屈原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做深入探讨。他在解释屈作时多方以“五四”新文化观点，纠正汉、宋旧说，对楚辞研究有继往开来之功。郭沫若以其学问的博识和革命诗人的热情介入楚辞研究，并且是现代第一个尝试用唯物史观研究屈原的学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民族矛盾尖锐和黑暗政治统治的特殊背景下，他对屈原的民族精神和政治革新思想做了大力的传播，使屈学研究与时代需要相紧密结合。又首先利用今译的方式、话剧的创作，向社会传播屈原的楚辞作品和伟大诗人的不朽人格和精神。其他如鲁迅、刘永济、谢无量、郑振铎、姜亮夫、陆侃如、饶宗颐、苏雪林等，都为新楚辞学在不同方面做出了贡献。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当时，大陆上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尚健在的老一代学者都乐于尝试着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研究学术问题。

      １９５３年恰逢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这一活动促使了中国学术界对屈原进行研究的少有高潮。当时全国各报刊都有有关屈原研究的论文发表，其中有知名学者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俞平伯、游国恩、林庚、陆侃如、何其芳、朱东润、孙作云等，也有年轻一代的作者。并出版了新中国后第一部《楚辞研究论文集》。这一活动至今使人记忆犹新，其重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立，尝试用新的观点研究屈原的开始，如在当时占主导性的文章中，开始使用“爱国主义”、“人民性”、“政治革新”和“历史进步性”等来肯定屈原。从此以后，在相当一个时期，这也成为学术界、古代文学研究中，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古代作家的尺度。而其更重大的意义远不止此，在当时，通过研究屈原、纪念屈原，还极大地推动了重新认识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热情，反对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为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古典文学研究创造了契机，打下了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古典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屈学研究，像其他学术文化领域一样，实际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即１９４９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和１９７９年至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多年，虽然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不断，但屈学研究还是取得相当成绩。如屈学著作的古籍整理出版，老一代屈原学者论著的重印和新的屈学论著的出版，都仍在相对正常地进行。郭沫若的《屈原研究》、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刘永济的《屈赋通笺》、朱季海的《楚辞解故》、王泗原的《离骚语文疏解》、詹安泰的《离骚注疏》，这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以及马茂元、陆侃如、文怀沙的楚辞选注本、今译本等，都为屈学在新时代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自１９６６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包括屈原研究在内，完全处于停顿状态。而这时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在完全由当时政治需要和操纵下发起的所谓“评法批儒”运动中，关于屈原“法家”思想的研究。当然这已与学术研究无关，是不足为训的。

      ８０年代初至今，二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中国社会与学术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令人惊叹。在这一情况下，也迎来了屈学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如前所述，在此以前中国屈学也与其他学术、学科一样，曾经历了两次观念的更新和方法的变革。“五四”时期引进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引进了俄国１９世纪民主主义文艺家的理论和前苏联的批评模式。而８０年代以后在克服学术思想政治化、单一化的倾向后，出现了文学研究多角度，理论、方法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屈学研究中，就是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和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同时，屈学研究者队伍的迅速扩大和研究成果数量的猛增，更是这一屈学研究高潮的标志。

      过去学者曾将楚辞研究的范围划分为四大类，如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曾将楚辞研究划分为训诂、义理、考据、音韵四类。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分为“辑注、考证、音义、论评”四类。这大致反映了传统楚辞学的范围和主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屈学研究中，新的角度不断出现，新的门类不断形成，旧有的分类已不适应现代屈学的研究现状。从而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对屈学范围重新进行界定，对屈学内容做更全面、更细致、更科学的划分。如有人提出将现代楚辞学划分为楚辞考古学、楚辞神话学、楚辞宗教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地理学、楚辞辨伪学、楚辞文化学、楚辞作家学、楚辞艺术评论学、楚辞艺术心理学、楚辞译注学、楚辞接受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博物学和楚辞改编学等１５类（见罗漫《关于楚辞学科建设的思考》）。也有人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概括并加子目，以避免叠合、交叉。这一工作虽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楚辞研究领域的拓宽和逐渐迈上现代化的情况。

     楚辞研究领域的拓宽，首先表现在将楚辞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博物学）做交叉研究，以深入地解决楚辞的产生和楚辞文本中存在的诸多疑难问题，以及相应地说明楚辞在古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和贡献。特别是利用新的考古成果，借助近些年来关于楚史、楚文化研究的硕果，来进一步考察屈原的思想渊源、骚型艺术的形成，以及解决楚辞作品中的诸多文物、语言、史实的问题，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绩。近年来比较文学勃兴，又开拓了把民族诗人屈原引入世界文化、文学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为丰富世界诗学、诗学理论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关于屈原的生平（包括有无其人，生卒年、族别、乡里、流放次数、路线、任职、列传记载等）、思想（包括哲学、政治、美学思想、思想所属流派等）、作品（包括篇目、真伪、系年、文体、题意、性质、版本、错简、文字训诂、音韵、语言、艺术特征等），以及楚辞的新注、新解、今译等，都在既往基础上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大量的论著。同时在学术民主的气氛下，不断展开互相商榷、讨论和论争。近年来规模较大的论争就有三次：一是又一次产生关于屈原是否有其人的论争，二是关于屈原有否爱国思想的论争，三是关于楚辞研究中巫化倾向的论争。

      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本是不争的事实。但本世纪之初，就有人力图从否定屈原作品开始，进而否定屈原其人的历史存在。其始作俑者为四川今文学者廖平，他在其《楚辞新解》、《楚辞讲义》等著述中，认为楚辞乃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是汉人恶秦而归之于屈原名下，从而基本上否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的著作权。１９２２年，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史记·屈原列传》有七大可疑处，从而认为屈原是一个“传说的”、“箭垛式的人物”。此后何天行、朱东润等人亦有相应之论。这种在疑古思潮之下的轻疑妄说，当然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６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一批日本学者如玲木修次、三泽玲尔、白川静和稻田耕等人，又相继提出否定屈原存在的言论，从而引起中国许多学者的再次起而驳正，著名学者姜亮夫、汤炳正、郭维森、屈守元以及众多的中青年学者都纷纷著文参加论争，一时又成为屈学的热门话题。

     ８０年代中期，还发生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关于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讨论。其讨论是由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引起的。作者认为屈原并无鲜明的爱国观念与意识，屈子只是“忠君”并非“爱国”。在长期称屈原为爱国诗人的情况下，提出这一问题当然颇引起关注。这个问题实际牵涉到关于中国先秦历史方面的某些问题，如怎样认识先秦时代的国家和国家观念等，而这又与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伦理学有密切关系。这次讨论既牵涉到对屈原的评价，又牵涉到古史研究。几年内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竟不下数十篇。

     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学术界出现的所谓“文化热”，在楚辞研究中也多从地域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对楚辞文化背景、楚辞在文化学上的意义等进行探讨。而有一些研究者在注意到楚辞与巫文化密切关系的同时，提出了屈原是“巫官”或“大巫家”，其作品是“巫歌”等极端观点，从而引起一些学者著文批评。这一问题并未多有争论，但作为当前屈学研究的一种倾向，理应及时加以纠正。

     这些年来，学术讨论的空气一直是十分浓厚的，如关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间互相渗透的关系问题，屈原之族别与苗文化之关系问题，屈原之出生地、生卒年和自沉问题，屈原作品主人公和屈原之关系、《九歌》诸神之来源、《九歌》之文体问题和对屈赋艺术个性的认识和体认问题，都在不断被考察和商榷。特别是在每次屈学研讨会上，不同观点时时有所交锋，思想一直是十分活跃的。

     屈原研究者队伍的扩大，是当代屈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从事屈原研究的从二十多岁的青年至八九十岁高龄的学者都有。其中有屈学的专攻者，也有治其他学术而兼治屈学者。一些前辈学者虽相继谢世，但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崛起，且成绩斐然，成为学科的中坚。

      近二十年来，楚辞研究成果之多，成绩之大，是令人十分振奋的。据有人统计，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的十年左右时间，楚辞研究专著已逾百部，论文近三千篇。近十年来当也不会少于此数字。在诸多论著中，老一辈学者所贡献的新成果特别引人注目，如游国恩先生《楚辞注疏长编》之《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先生的《楚辞通故》、《楚辞今绎讲录》，汤炳正先生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马茂元先生的《楚辞研究集成》，陈子展先生的《楚辞直解》等。第二、第三代的中青年学者的论著，不仅数量多，而且面貌新，更富于开创性。他们是促使现代屈学走向繁荣发展的主力军（以上参见周建忠著《当代楚辞研究论纲》）。

     还值得谈到的是，近二十年来关于楚辞学研究述评、历代楚辞学史（包括当代楚辞研究史）方面的论著也层出不穷，它们担负了对历代楚辞学进行回顾和总结得失的任务，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楚辞学能够持续发展、继往开来做出了贡献。

     学术界曾有语称“谈不完的《红楼梦》”，实际上伟大诗人屈原和他的不朽华章又何曾谈得完。

     我想伟大诗人屈原之所以获得不朽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他的崇高的品格，他的坚持理想和“九死不悔”的壮烈精神，而所有这些正是我们历久而不衰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他为历代人民、社会精英、仁人志士提供了精神营养和支柱。从另一方面，即从历代的屈学研究者来说，对屈学的热情和精研覃思的追求，往往也正表现了对各自所处时代的忧患意识，以及在纷纭的世俗中，对人格自我完善的渴求。回顾百年屈学，其与时代的关系和意义是昭然若揭的。

     值此世纪之交，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我们屈学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呢？回顾百年屈学，其研究一直是多元化发展的，文献学的研究、思想艺术研究、文化学的研究，以及考证、注释、传播，一直是齐头并进的，都取得了极大成绩，但也还都需要深化。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努力使屈学研究呈现出我们的时代特色。这就需要在研究中，以当代人的人文素养，说出我们的真实感受。并把历史的研究和思考，与对时代的思考和要求有机地统一起来。实际上在屈学史上，比较有成就的学者，自觉与不自觉地也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同意简单化的，以至庸俗化的所谓“古为今用”，但一个学科，如果完全脱离时代的学术走向，完全不顾时代的要求，它的生命力也将是有限的。鲁迅先生曾说过“不应把死人说得更死”，当也包含着这层意思。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由活着的人为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这样一些话，但是它可以启发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者，在具有历史感和追求科学性的基础上，应自觉地赋予屈学研究以时代精神。

    伟大诗人屈原的精神是永恒的，弘扬民族精神的屈学也正是无止境的。

    ＊对百年屈学的回顾，本应包括海内外所有学人的屈学研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三地的学术信息和交流很不充分。为了避免挂一漏万，故本文所论及的只限于大陆的屈学研究情况，应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