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正强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是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伦理道德革命入手，集中批判封建礼教，这决不是全盘反对儒家文化，更不是“全盘反传统”。五四运动的缺点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决不能和“文革”相提并论。对待传统文化必须一分为二。

     五四运动又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个是文学革命运动，一个是思想启蒙运动，后二者从１９１５年《新青年》的创刊算起，距今已有８２年。作为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至今尚未受到什么非议，作为文学革命运动，也已由它的实绩来证实它的无可争辩性，唯有作为一次破天荒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常受到一些人的诟病，说法虽有不同，但都可归入“五四全盘反传统”论。当然，也有人把它和“文革”相提并论，甚至把五四时期的反孔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完全等同起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我在１９９１年曾写过一篇《“五四全盘反传统”辩》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看来，还有必要进一步弄个水落石出。
    在五四时期就出现过一些儒家学派（不是封建复古派）主张发扬儒家思想，保存中国传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儒学”，这一学派的思想理论，一直绵延到今天。他们做了很多细致的研究工作，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成就，本文对此不持异议。笔者所不能同意的是那种夸大五四运动的缺点，并把它无限引申的做法，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因此不得不进行争鸣。
    　　　　一
    早在１４世纪到１７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借助古代希腊文化中的现实主义文艺和唯物主义哲学来摆脱中世纪的封建桎梏，建立起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人文主义，也就是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因此，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到了１８世纪，欧洲各国先后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提出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批判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
    启蒙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中进行的。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是“理性”，它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者们“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他们要把过去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统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重建一个符合“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的理性王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当然，他们所宣扬的理性王国只能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
    正当西欧各国摆脱了中世纪封建势力的束缚，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统治仍然十分牢固。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思想具有特别漫长的历史，在中国就很难出现西欧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
    中国的封建统治是建立在分散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这种异常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数量极大、经济细胞极小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统一，就使得封建统治异常牢固。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力、缓慢的生活节奏、封闭的生活方式、浓厚的宗法观念及以等级制度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层层依附、层层隶属的人伦关系，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欧洲虽然也经过中世纪封建蒙昧的黑暗时代，但１７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８世纪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终于使欧洲彻底摆脱了荒谬的宗教教义和彻底结束了封建暴政。正当欧洲各国都在突飞猛进的几百年里，中国却依旧处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中，正如雨果所描述的那样：“欧洲一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留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也正象英国学者穆勒所说的一样，象中国这样“千百年来不变地固守着一种习俗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首创性，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习俗’习惯和‘成规’却使他们的民族智慧僵化，文化停滞不前了。”１７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还不算全面落后，由于朝政腐败，闭关自守，倒退僵化，到了１８世纪才全面拉开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差距。
    封建蒙昧主义是一种排斥理性、排斥科学、反对文明进步、主张保守复古的愚民政策，要反对这样一种盘根错节的政策，没有巨大的冲击力是很难奏效的。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是不可想象的。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开始，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激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觉悟。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以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为主的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序幕，黄遵宪、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一批先进人物都积极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思想，其中严复翻译介绍西方著作最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和卢梭的《民约论》，特别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在当时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怀疑与批判并不自五四运动始，早在明清之际便已露端倪。李卓吾是怀疑儒家思想的第一人，他提出儒家经典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更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只是由于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这叛逆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随着世纪之交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传入，儒家思想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纲常名教便成了众矢之的。
    严复在其《论世变之亟》中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谭嗣同指出，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名教极不人道，都是历代统治者用来“愚黔首之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历来的独夫民贼，固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刘师培在《罪纲篇》中揭穿所谓“三纲乃天所为”的谎言，认为纯系“邪说妖言”。梁启超也批判了保教尊孔“束缚国民思想”。可见批判孔门儒学是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五四时期不过是前一时期的继续和扩大罢了。
    五四以前中国曾经出现过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改良主义思潮遇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对，变法维新的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帝制，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这是极其伟大的功绩。但是这次革命没有经历西欧启蒙运动那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没有真正的觉醒，反革命势力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的理想未能实现。它的思想启蒙的任务只有在七、八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得以完成。因此五四运动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补充，它弥补了辛亥革命最大的缺陷——思想启蒙。它是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首先是袁世凯称帝，实行卖国独裁，提倡尊孔读经。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以后，又出现张勋复辟的丑剧，旧思想旧礼教死灰复燃。鉴于反复发生的帝制复辟都与尊孔尊君有关，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才提出对孔子和儒学进行重新评价，正如陈独秀所说：“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批判儒学，第一是因为反动派总是利用儒学作为复辟帝制的工具。”
    批判儒学是否就是“全盘反传统”呢？易白沙在《孔子评议》一文中已作了回答：“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为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子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子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传统文化一般是指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体系而言，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既包括儒家学说，也包括诸子百家之学。儒家思想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即使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他各家的学说也被吸收到儒学中来，并且一直在起作用。比如说，儒家学说中并没有医学和军事学，医源于巫，道也源于巫，医道不仅同源，而且中医的基本理论便来自《黄帝内经》，它的阴阳五行观念则源于《易》，它们都是道家的思想体系，儒家是“祖述尧舜”而讳言黄老的，但是中医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藏。儒家也不谈军事，但孙子兵法在历代社会生活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乱世。因此，把批孔说成是“全盘反传统”是没有丝毫根据的。
    那么对孔子与儒学进行重新评估是否就是全盘反孔呢？有人根据胡适夸大地赞扬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这句戏言，便宣称“打倒孔家店”就是全盘反孔。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时的先驱者对儒学思想的重新评估是相当客观和冷静的。陈独秀明白表示：“我们反对孔教，不是反对孔子个人”，“儒术之道，非无优点”，“非谓孔教一无优点”；李大钊说得更为透彻：“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又说：“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之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五四批孔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陈独秀说：“儒学的核心是礼教，它是封建伦理政治的根本。”礼教的要害是三纲五常，汉儒把三纲神秘化，把它说成是天的安排，宋儒又把它发展为理学，因此三纲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前面已谈到世纪之交的启蒙思想家早已集中批判过三纲。三纲中最要害的是“夫为妻纲”，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基础上，宋明理学又给妇女套上许多绳索，宣扬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妇女“从一而终”，死了丈夫必须守节，遇强暴必须自尽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清末的启蒙思想家，把妇女问题作为向旧礼教发动进攻的突破口。陈独秀的《妇人观》、陶履恭的《女子问题》、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都集中批判了“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谬论，他们大呼“礼教吃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批判礼教入手，发动一场伦理道德革命，然后把战果扩大到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但是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古典文学名著却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下，对从诗经到明清小说等优秀遗产的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陈独秀、胡适还推崇《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的正宗，鲁迅编校《唐宋传奇集》，撰写《汉文学史纲要》，他盛赞屈原、庄子、《史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金瓶梅》等作品，还搜集、整理、辑录、校刊古籍，研究传统木刻、碑刻、拓片。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五四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的珍视，即使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先驱者们也不是全盘否定。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说：勤、俭、廉、洁、诚、信等传统道德，“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因此只要我们重视事实而不停留在某些口号的表面现象上，是决不会得出“五四全盘反传统”的轻率结论的。
    至于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甚至说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江青一伙所谓批林批孔的理论基本一致，这更令人吃惊。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它的性质和意义，前文已有概述，这里只想用最概括的语言把它和“文革”作一简单的对照：
    第一、二者的时代背景不同：
    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篡权、张勋复辟，国内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族危机深重，中国人民痛感专制政治之苦，渴求救亡图存，因而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由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发动一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运动，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不乱，企图在乱中夺取最高权力。
    第二、二者的性质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把解放人的思想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要把人的头脑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文化大革命”则适得其反，它始终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思想禁锢运动，它以极“左”的面貌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封建蒙昧主义，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扇起宗教式的狂热。
    第三、二者所反对的内容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对阻碍社会进步、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攻击外，对优秀的文化遗产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些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恰恰正是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文化大革命”则不然，它不分精华与糟粕，把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统统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悉予扫荡。
    第四、二者批扎的目的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孔子，也不是为了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为了启发群众的觉悟，获得民主自由，尽快赶上世界潮流；“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批倒孔子，而且要借批孔打倒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从批孔到批“周公”矛头所向不是再清楚不过吗？
    第五、二者所产生的结果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它不仅批判了旧文化、旧礼教、旧制度，传播了民主科学，而且宣传了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不仅挑起了全面内战，造成无数冤、假、错案，而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江青一伙的阴谋得逞，新中国将回到黑暗的封建王朝。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推动了历史前进，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是历史的大倒退，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把它们硬拉到一起呢！
    　　　　二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免不了有它的缺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它的功过早已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接着他又指出这个运动的不足：“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在《反对党八股》中又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的缺点有两条，一条是没有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另一条是某些领导人的思想方法片面，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关于后者可以钱玄同为代表，主要是他主张废汉文，这个例子的确比较典型，人们往往抓住这一点来攻击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这个问题陈独秀早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就已经回答了，他说：“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上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激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陈独秀实际上是代表《新青年》的同人，委婉地批评了钱玄同。类似的言论也表现在对待旧戏的态度上，钱玄同、周作人等都有废除中国旧戏曲的言论，这也暴露了他们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
    另外就是在破除旧的落后的传统的时候，总是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特别是象五四这样一场急风暴雨般的斗争，当人们勇猛地冲决旧罗网的时候，总是不能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有时难免说一些过头话，这种偏激在当时也被看作一种斗争策略，正如鲁迅所说：当旧势力“连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时，就干脆宣布“连屋顶也掀掉它”，使他们“魂飞魄散”，才可能“许开一个窗”。鲁迅认为非“过正”就不能“矫枉”，这也是当时多数人言论有时不免偏激的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上述的缺点，但归根到底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决不能无限夸大这些缺点，甚至把它和“文革”划等号。
    当然，我们今天来评价“五四”，一方面应该照列宁说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又必须超越“五四”，比当时的人们站得更高。对于传统文化，历来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崇拜，一种是全盘否定。两种态度代表了两种片面性，其共同点都是不能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问题。传统文化之争，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算起，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复古者主张全盘继承，过激者主张全盘西化，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起着二重作用，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一分为二的，它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也不完全相同，因而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也不能用局部去代替全体。五四时期主要在“破”，所以否定多于肯定，今天当然应该更全面地肯定它的优点。
    儒家文化也有积极面和消极面。首先，中华民族由于历史形成的大一统的国家机器，曾经使全民族历经内忧外患而始终保持着凝聚力，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要求统一，反对分裂，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我们应该珍惜并弘扬这个传统。
    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气节的优秀传统，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要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道德箴言，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也是全民族伦理道德行为的规范，至今仍未失去其光辉价值。此外，刻苦耐劳、勤俭节约，重义轻利等优秀传统以及孔子的教育思想，也都是应该弘扬的。
    至于传统中的落后面如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宗法思想、保守思想以及鲁迅所批判过的诸多痼疾如盲从、自私、爱虚荣、趋炎附势……再加上今天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等恶习，必须坚决清除。
    传统文化中还有不少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必需科学地分析鉴别，并加以改造，才能决定取舍。例如爱国主义，当然是一种优良传统，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我国的每一个朝代当中，屈原、诸葛亮、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岳飞……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但是他们的爱国又总是和对皇帝的愚忠分不开的，屈原和岳飞都重复着同样的悲剧。又比如“孝”，如果指尊敬父母而言，确属传统美德，但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则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应该批判。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孕育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造成我们落后的国民性，对民族的昌盛起阻碍作用。
    总之，我们对古代传统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对五四传统也同样应该一分为二，弘扬其主旋律，避免其片面性，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借鉴。
 
【原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