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召政 陈晓明 杜书瀛

华夏呼唤盛世史诗

熊召政 

     少年时读杜甫的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大理解其深意，只是困惑，好运当头的人，为何写不出好文章来。稍长，读辛弃疾的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便渐渐能窥其堂奥。这种英雄气度，与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所表述的那份苍凉，可谓一脉相承。

　　中国文学自古至今，一直有着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一个命题，几乎成为中国作家代代相传的基因。这便是杜甫“文章憎命达”的来由。自秦以降，中国历史跨过那么多王朝，始终是乱世多于顺世，至于盛世，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疮痍与苦难，在作家的心中发酵，出乎为文，成就了不少名篇。如果我们以文学的眼光看中国，则魏晋与盛唐是两个既非常优秀又迥然相异的范本。魏晋时期虽结束了东汉末期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但还称不上顺世，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作家们，为摆脱士族政治的压抑，而穷形极相地张扬个性。这种放纵的结果，导致作家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最终两败俱伤。魏晋风骨，作为个体而言，是心灵解放的绝响，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则是一种责任的放弃，是破坏而不是救赎。

　　盛唐的文学却不一样，文学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却是国家的事业，几乎每一个作家，无论他是宰相还是平民，是元帅还是穷儒，都有着锦心绣口吐出七彩华章的能力。至今，盛唐气象令我十分景仰。盛唐气象即国家的意志符合民族与百姓的需求，而文学又非常准确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一种积极健康的情绪主导并作用于作家创作。今天，我们不管是读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样气势豪迈的诗句，还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样卓然傲立的自信，都能让我感受到作家磅礴的胸襟；即便狂放如“天子呼来不上船”，浪漫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我们仍能体会到作家既惊世骇俗又心地坦然的大家情怀。

　　当今之世，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迅速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程度不同地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我们正置身于千载难逢的盛世之中。中华民族再一次抖落满身的风霜与心灵的疮痍，跃上理想的高地，创造亘古未有的史诗。

　　相比于时代，我们的文学显得有些滞后。虽然，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格调高雅品质浑厚的作品，但相比于狂飙突进多姿多彩的时代，文学的声音尚未达到黄钟大吕的效果。就我的阅读经验，衡量盛世文学的标准，应该感情充沛却绝无矫揉造作；虽有儿女情长却更具英雄气概。大凡一个气势雄健的时代，文学的园林里绝不可能是一片窃窃私语。脂粉气、浅笑与哀愁，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

　　精神气象是衡量盛世的重要标准，文学恰恰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的具体体现。文学不可能像政治与经济那样直接作用于社会，培植国力，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却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生于斯世，就应该有能力承担斯世的责任。作家不能选择时代，但时代却可以选择作家。在当下，一个作家对社会不但要有清醒的批判的能力，更应该有昂扬的建设者的责任。

　　所谓盛世，即政治家可以引领潮流，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科学家可以让手中的灵蛇之珠发出更为璀璨的光芒；而文学家，尽可用手中的彩笔，写出超迈古人的瑰丽雄奇的史诗。让更多的史诗般的作品诞生，这应该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学的选择。

　　心灵之树顽强生长

陈晓明

     关于文学衰落的说法，在欧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有过一阵子热闹，这种说法的极端的表述就是“小说已死”。小说是文学的主导力量，小说都要死去，更遑论别的文学体裁。说出这种话的不是什么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诅咒，而是那些对文学怀有无限激情的先锋派人士，如苏珊·桑塔格、约翰·巴思、唐·巴塞尔姆等人。在他们看来，实验小说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人类在文学上的想象力已经枯竭，小说已经走到极限或终结。显然，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先锋派文学，他们自以为，先锋派文学代表着文学想象力的极限，如果它们都没有新的作为，没有新的可能性，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当然，巴思后来从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和拉美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里看到新的希望，文学似乎还有新的得救的可能。但这一切在８０年代也是昙花一现，不管是先锋派文学还是传统延续下来的纯正的文学都蒙受了后工业化社会到来的冲击，电子工业创造的新的文化生产类型和消费方式，使传统文学陷入困境。

　　在中国，８０年代是文学复兴的时代，文学承担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想象，表达人们的愿望和情感。但进入９０年代后期，文学更多地关注生活本身以及人的本身，这无疑也是向文学本身的一种回归。到了２１世纪初期，文学面临着更多的困扰，人们从文学回到自身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未来希望，而是看到那些个人化的话语碎片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地飘流。文学在这样的时代遭受太多的非难，这确实有点悲凉之感。我们呼唤文学要有创造力，呼唤文学要对时代更有力量的穿透，呼唤文学有能力进入人的心灵。

　　文学在倔强地存活。我们现在谈论“纯文学”概念，并不是指先锋派实验意义上的探索性的文学样式，只是指在传统文学规范下的文学创作、保持和维护文学性品质的文学观念。文学本身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使得文学不仅有能力强烈地关注现实，也有能力坦然地走向市场。

　　文学以更加灵活自由的方式存在于当代社会，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渗透进当代生活，渗透进当代日常的语言和交往方式。广告、图像、手机短信、互联网络上的帖子，如果说这些都不过是文学的“鸡零狗碎”，那么，其他的书写形式、新闻报道、经济学文章等各种写作都越来越被浸染上文学色彩。

　　事实上，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留恋文学写作的全部依据。文学可以更本真的方式与我们发生关系，文学写作如何成为个人精神的延伸。这种表述当然是有条件的，在消费时代，文学写作不可避免又与市场发生关系，它经常会被急功近利的行为所异化。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发现那些更纯粹的文字，更靠近生命存在的文字。因此，我以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是有福的，文字可以与生命联系在一起，可以与个人的内在体验融合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什么东西都在旺盛生长的时代，我们感觉到文学有一种内在之力，可以沉静地以它的方式存在于书写中，存在于虔诚的阅读中。

构建包容的审美氛围

　　杜书瀛

     从根源上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电子媒介”这个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内容、生活方式和内容、思维方式和内容、感情方式和内容、感受方式和内容等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随之，人们的审美文化实践以及整个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样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可能导致审美文化版图的改写、以至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

　　但是有学者据此断言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因而文学批评也会被文化研究取代等等，却未免过于悲观。我认为，文艺学包括文学批评必须在承认和研究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的基础上，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对新现象做出新解说，甚至不断建立新理论。当然，我再次强调，对这些新变化、新动向也不能夸大其词――似乎艺术、艺术家在这种新变化、新动向之中失去了意义，理论研究也失去了价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人类的整个生活和艺术还是照常互动；特别是那些所谓高雅艺术和艺术家作家的创作，也并没有在所谓“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浪潮中消失，恐怕也不会消失；对它们的理论研究也会存在，文艺学和美学不但会存在并且会不断发展。还是那句话：人是最丰富的，人的需要也是最丰富、最多样的。文学所创造的“内视世界”和影视所创造的“图像世界”各有优势，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他们应该共同发展，不能互相取代。“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也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古典艺术，也没有过时。谁敢说，古希腊的雕刻、贝多芬的音乐、曹雪芹的《红楼梦》、泰戈尔的诗……过几百年、几千年就没人看了、没人喜欢了？而且，“精英艺术家”也不会被“卡拉ＯＫ演唱者”取代，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会不断涌现，并且会不断产生照耀时代的巨星。

　　正因为审美和艺术不会消亡、对审美和艺术的理论思考不会消亡，因此，理论会不断更新，文艺学和美学会随时代前进而变换它们的思维形式、存在样态和述说方式。任何理论都必须随历史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随社会现实、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譬如，目前就急需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网络艺术，广场艺术，狂欢艺术，晚会艺术，广告艺术，包装和装饰艺术，街头舞蹈，杂技艺术，人体艺术，卡拉ＯＫ，电视小说、电视散文，音乐ＴＶ等等，进行理论解说。再如，应该走出以往“学院美学”的狭窄院落，加强美学的“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美学绝不仅仅是“知识追求”或“理性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文学、纯艺术的“神圣领地”，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意义、新发展、新突破。
 
【原载】 《人民日报》2007年0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