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 络 连 接 世 界

会员管理
 带雨的云 558
 王风 372
 作协推荐 307
 运河散人 263
 零度 261
 古月重升 210
 郑永涛 173
 张天珍 169
 轻舞飞扬 154
 孙新坤 154
  •  第二种忠诚(中篇小说...
  •  第十二章 山神土地...
  •  第十一章 除魔告城隍
  •  第十章 都城隍判官互...
  •  第九章 化梦点才子...
  •  第八章 化梦点才子(...
  •  第七章 遇仇人禅定...
  •  第六章 与地藏菩萨对...
  •  第五章 悟德收妖僧
  •  第四章 乱法坛悟德羞...
  •  楼梯寄情
  •  她说什么了
  •  吴稚晖何许人也
  •  《爱,能勿劳乎?忠,...
  •  枫叶的招摇
  •  自在杨花
  •  “地坛”的魅力
  •  田间小路
  •  人散茶已凉
  •  发自病榻的心语
  •  浅伤
  •  溱沁
  •  孤煞
  •  梦魇
  •  奈何
  •  道
  •  淡然
  •  天道
  •  超脱
  •  英雄决
    当前位置:首页   理论研究 >> 文学批评 >> 批评是批评出来的
  • 批评是批评出来的
  • 作者: 温雅 日期:2008/1/25 阅读:1805 次 【 】 A级授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作者】李陀

     

         11月26日夜,李陀现身广州,面对本报几位同仁再次强调:“现在国内的文学批评有点溃不成军。”
      1978年,39岁的“产业工人”李陀正在贵阳修改关于李四光的剧本,电话传来,他的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李陀从北京石景山的一家重型机械厂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成了一名“驻会作家”。
      “驻会作家”李陀看了很多外国作品后,开始觉得自己这么写作不行,1982年他决定暂时放下小说,先做积累,结果“小说就一直放下,最后就变成搞文学批评的了”。
      1986年,“文学批评家”李陀又调到《北京文学》当副主编,跟主编林斤澜搭档,推出了很多先锋小说,比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1989年6月2日,应芝加哥大学之邀,访问学者李陀前往美国。一访就是5年,1994年李陀才第一次回国,此后他又陆续在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大学当访问学者,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直到现在。

      1980年代,至少都认真,能争吵
      1980年代,各个编辑部还都把“为他人做嫁衣裳”当作编辑的天职。当时文学的繁荣局面,得益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而且编辑大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那种文学理想,跟“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期刊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时编辑一旦发现好作品,就会把作者请来,住下改稿,成熟了就发表。发表后还会请作者来开会。其他刊物的编辑看到新作者的出现,也都会马上约稿。
      编辑部内部气氛也很活跃。一篇文章来了,年老的说不能发,年轻的说一定得发。类似冲突是各个编辑部的常态。
      1980年代的批评也是有权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约下的批评家(以下简称为“官方批评家”),也是有权威性的。“伤痕文学”,就是在官方批评家的提倡、鼓励、刺激下发展起来的。
      不少官方批评家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批评家了。不像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懂行。再者,相当一部分官方批评家人品很好。比如夏衍就具有某种人格魅力,对他的权威,作家有所反抗,但也乐于服从。第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文革”后应该有个新局面。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官方批评家、非官方批评家、作家又是一致的。
      最典型的是冯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国作协的领导,又是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有时他要拿出官员身份,进行政策实施;而作为批评家,他又要维护好的作品,鼓励文学思潮。这两个身份的内在冲突,让他左右为难。
      1985年以后形成的新批评家群体,他们的权威性来自文学发展的创新诉求。
      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上,官方批评家总是顾虑重重。而新批评家想的就是文学本身。可以说,“纯文学”潮流并不是作家创造的,而是新批评家创造的,至少是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创造的。
      当时的情况,首先是作家走在前面,而批评家则把大旗树起来。  
      1980年代初,官方批评家,如冯牧、雷达都是伤痕文学的支持者、宣传者,可我们都很怀疑,觉得伤痕文学不是我们期待的文学。
      然而我们的期待也很模糊。汪曾祺的《受戒》之后,何立伟、阿城陆续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但他们没有构成潮流。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把他们看成“寻根文学”的先头部队。
      等到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面世,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也正是这些作品,造成了当时批评界最严重的分化。
      如何看待虚构的历史?如何看待跟社会主义革命无关的小说?官方批评家有点乱了,不少人甚至一下子就丧失了批评能力。
      这时候,年轻一代批评家站出来了。比如季红真,对阿城作品的诠释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今天看来,那种诠释很成问题,但当时震动很大,因为她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
      年轻批评家,像吴亮、蔡翔、程德培,黄子平等人,立刻得到了广泛认同,堪称一夜成名。
      1987年,余华、苏童、北村、格非、孙甘露、残雪这批作家出来了。但包括新潮批评家在内,大家都没注意。批评界还有人说1987年前后没有好作品,“文学陷入了低谷”。
      我就在《文艺报》上写了篇小文章,叫《昔日顽童今何在》。我说你们那些造反精神、顽童精神跑哪儿去了?我认为真正的文学革命发生在1987年,这些作家出现以后,而你们这些批评家居然说是“文学低谷”。
      那篇小文章影响挺大,第二天季红真就给我来信,问我那些作家是谁,上哪儿看他们的东西。于是新潮批评家们又开始关注实验小说这个新潮流。
      在此之前,对寻根文学的诠释当中,官方批评家还有点犹豫。实验小说出来以后,他们就立场鲜明,完全反对。而对实验小说的肯定,再次确立了新潮批评家的权威性。
      新潮批评群体的成员,一般来说,跟作协、文联系统的关系都很疏远。最典型的是蔡翔,他原来是工人,写了很好的批评文章之后,被调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在编《上海文学》理论版时,他仍然坚持撰写独立的批评文章。
      当然,新潮批评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作协会员,但一开始都不是。
      当时发表批评文章的文学刊物很多,最多的是《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文艺报》、《钟山》、《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
      这些刊物,两边的批评家都可以发文章,没有哪个刊物专门发新潮批评的。但是说实话,我当了《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某种批评家要发东西就很困难了,除非有上级命令。《上海文学》也是这样,不会主动发某种批评家的文章。
      1980年代,由于精神生活长期匮乏,所以全民都热爱文学。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刊物,只要是关于文学批评的,也会很快就被注意。比如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崛起》,发在一个“很偏远”的杂志上,但当时很轰动,官方批评家都围剿他。
      全世界都一样,作家一般都假装不在乎批评。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说,文学批评只不过是长在文学这棵树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评;不但看,批评还能对他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比如寻根文学,作家写出作品之后,批评家将其描述成一种文学思潮。这时,寻根文学作家就比较自觉了,他知道自己是文化寻根;而后来的作家就思考,自己要不要参与文化寻根。当时,还有作家提出意识流写作,批评家就说是“向内转”,结果批评家的说法蔓延开来,“内心叙事”成为统治近20年的文学手段。
      当然,批评对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单向引导,而是非常复杂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的过程。比如先锋小说,它就要不断溢出批评的水杯之外,永远给批评家出难题,要跟批评家竞赛。王安忆就是很好的例子。她的《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从虚构到写实,简直是在跟批评家们捉迷藏。
      我觉得批评对创作的影响是构成一个生态,使得各种文学理念、文学见解、文学方法像交响乐一样合鸣,使得文学不断往前走。但我们从来没出现过像别林斯基那样,能对作家产生致命影响的批评家;也没有产生美国艺术史上的格林伯格那样,能够创造一个时代的人。
      那个文学和文学批评繁荣的时代,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恐怕不会再有了。

      1990年代,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
      1990年代,新潮批评家群体很快就消失了。年轻的职业批评家,要么到学院去了,要么改行做别的。
      进入大学的那部分批评家,成了学术机制里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应该面对普通读者,学术研究应该面向学术界,完全是两回事。
      张颐武等学者,习惯于把学术名词搬到报纸上,搞得谁也看不懂,而一些人却觉得很深奥。1990年代初,此风盛极一时。
      原本不错的批评家跟风而上,也开始生搬硬套一些学术理论,其结果是,批评失去了风格,变得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看批评的人也越来越少。
      艺术市场化,起源于美术界。1990年代初,画家开始赚钱了,个别批评家就开始写有偿评论。此风渐渐成了美术界批评的潜规则。当文学批评家忙于参加发布会,拿200元钱车马费时,美术界写篇评论已经可以拿几千甚至上万元钱了。于是,这个潜规则又很快蔓延到了文学批评领域。
      有趣的是,文学批评领域率先实现“市场化”的群体,是1980年代的一些官方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与出版、销售合成一体,很快就被“收编”进了商家宣传这个炒作体制当中。
      商业大潮中,期刊也没法不“湿鞋”。我想,大概只有《读书》至今还没有拿钱买版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有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读书》就那么几个编辑,也比较赚钱。如果有一天他们也入不敷出,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坚持下去。
      1990年代,记者、编辑中诞生了一个很大的批评群体,这个群体也很快就与商业机制融为一体了。那种批评无所谓方法,没任何节制,毫无标准地吹捧作品。
      这样一来,像以前那样对文学创作起着关注、监督、反省作用的批评家队伍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1990年代以后,什么“70后”、“80后”、“个人写作”,看似火爆。不过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些批评家滥用命名权而已。滥用命名权,也是1990年代以后批评家权威性丧失的一个注解。
      所以,在1990年代,文学批评没什么作用,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
      当然,少数有文学理想的人还在坚持,但人数太少,不能构成生态,所谓———大势去矣。

      未来的文学,可能的批评
      但是,我不会认为文学真的死了。
      从宏观的历史来看,文学从来没死过。压迫越深,文学的反抗能量就可能越集中。
      现在是文学大众化的时代,文学被商业化。商业化对文学的压制,与专制主义对文学的压制不同。但如果把问题抽象一下,就会发现,文学的发展不是被这种机制压迫,就是被那种机制压迫。
      所以我觉得,现在文学及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无非是在一个新的压迫机制里,寻求新的生存能力和新的可能性。  
      未来的新的文学机制将是什么样的?
      我想,这个机制很可能是对大众化的一个反动——少数人为少数人写作。
      19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我觉得,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
      我觉得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就是一个征兆。它是经过改造的散文,有人说是跨文体写作,但我觉得这个命名不太好。它有点像鲁迅的杂文,但比鲁迅的文章轻灵好看。那些轻灵的散文结集之后,就构成了很厚重的批评。
      而未来我理想中的批评家群体,应源于自由撰稿人、记者、编辑。
      必须注意,西方从来都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截然分开,批评家与学者之间也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美国的职业批评家收入很高。比如给《纽约时报书评》写稿的人,都很有资历,他们的稿费高到不需要依靠基金会。再比如,《纽约客》派查建英到中国来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给了她一年的收入。
      美国文艺批评家能够独立于商业之外,所以拿钱写评论就必然是丑闻。美国的文坛丑闻,我只听说过作家抄袭,没听说过谁拿钱写评论。(
     
    【原载】 《南方周末》

本文共有评论 0 篇︱查看本文的评论
 相关文章
 
  • 网址:http://www.chinanwa.com 电子邮箱: 1009068986@qq.com  1187295260@qq.com
  • 电 话:13001130361   QQ 1009068986 1187295260 创作群195592079 文学群167243224
  • 版权所有:  中国网络作家协会 『 中网协 』 ┋ 全新打造    网络支持: 中网协
  • Copyright ◎ 2003-2018 www.chinanw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06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