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水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我国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作为一代名相，他在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成就了一代霸业。后人追述其言论著成的《管子》一书，是一部丛集诸说、涉及百家、包罗万象、宏博精深的奇书（据考证，该书是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数代“管仲学派”的集体著述，最后由刘向“定著”的，计86篇，亡佚10篇）。尽管该书“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但其中的多数篇章记录或反映了管仲的治国思想。书中《水地》等篇关于“水”的论述堪称大观，别具特色，蕴涵着丰富的“水文化”内容。

一

　　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把金、木、水、火、土“五行”视为世界的本原。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水生万物的哲学观念（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几乎是中华民族一种普遍的心理意识，《管子》一书的作者就是持有这一观念的代表。《水地篇》说：“故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万物莫不以生。”明确地把水看作世间万物的根源，是各种生命的根蒂。为了增强上述论点的说服力，《水地篇》接着说：“是（水）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华，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这段话主要表达了二层涵义：其一，水浮天载地，无处不在，世间万物中都有水的存在，这是水独具的神奇之处。其二，万物之所以繁衍生息，充满生机与活力，靠的是水的滋养哺育；如果没有水，万物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

　　在《管子》看来，水不仅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命之本，同样也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本源：“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凝蹇而为人。”这就强调了人是由水生化而来的，即男女精气相合，水流布形成胚胎再成为人体。其实，人和万物一样，不但生命孕育离不开水，而且生产生活更是时时刻刻离不开水。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除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则成了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物质元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都离不开水的滋润。

　　可以说，《管子》的上述观点，与人和世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唯心论是针锋相对的。

二

　　和先秦前后的许多思想家一样，《管子》的作者也热衷于以自然之水的品性和功用比附于“道”或君子之德。似乎是受道家鼻祖老子的影响，《管子》也极力推崇水，盛赞水是“具材”（材美兼备），是“神”，要求人们取法于水。《水地篇》说：“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这段话主要意思是说：水是既具备材又具备美的。水柔软而清澈，能洗去人身上的污秽，这是水的仁德。水看起来是黑色的，其实是白色的，这是水的诚实。计量水不必用“概”（刮平斗斛的器具），流到平衡就停止了，这是水的道义。人都愿往高处走，水独流向低处流，这是水的谦卑。谦卑是“道”寄寓的地方，是王天下的器量，而水就聚集在那里。这里，《管子》依据水的不同功能和属性，以德赋之，唱了一曲水之美的赞歌，实与老子“上善若水”和儒者“以水比于君子之德”的观念一脉相承。尤其是“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的言论，分明是道家水性哲学的体现。这里，《管子》通过盛赞水具有的“仁德”、“诚实”、“道义”、“谦卑”等优良品德，主旨是规劝人们要向水学习，效法水的无私善行，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三

　　治理国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似乎与水不太搭界。但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往往能从水性和治水活动中得到治国安邦的启发，并升华为治国安邦的思想。《管子》在以水喻政方面多有精辟的阐述。

　　《牧民篇》指出：“下令于流水之原（源），使居于不争之官（职业）；……下令于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也。……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用水自源头顺流而下、自然而然的形态，说明颁布实施政令应顺应民心、易于推行的道理。

　　《管子》认为，治国治民必须要掌握好七条基本原则，其中用好“决塞”之术是重要的一条。何谓“决塞”，《七法篇》说：“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对于“决塞”的含义，《君臣篇下》做出了如是解释：“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就是说，百姓过于封闭就要去疏导，过于流通就要去封闭，就如同流水一样，开坝使之流，堵塞使之止。《七法篇》又说：“不明于决塞，而趋众移民，犹使水逆流。”《管子》受水有利有害、能行能止、能上能下等特性的启示，在治国治民上制定了一些处理矛盾对立统一的策略。如“治人如治水潦……居身论道行理，则臣服教”（《七法篇》）；“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也”（《君臣篇下》）。

四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此，《管子》有深刻的认识。《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即认为水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作者还通过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河流和水质情况与国民的体貌、性情、道德等对照起来，指出：“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而果敢。越之水浊重而自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作者具体论述了齐、楚、越、秦、晋、燕、宋各国水质的差异对当地百姓品貌习性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上述评说与事实未必完全相符，甚至渗杂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因素（如战国诸子对宋人常有微词，而该文“独赞楚而美宋”），不免失之偏颇，但其阐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可能是受《管子》的影响或者与《管子》“英雄所见略同”，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地形训》、《汉书·地理志》以及《世说新语·言语》、《水经注》等典籍中，都有与《管子》类似的言论。如《吕氏春秋》说：“轻水多秃与瘿人，重水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幸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多尩与伛人。”《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气。这样的分类虽不一定科学，确也道出了山水感召和影响人类的客观现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认为水对人的气质、情操、心态等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他曾有这样的描绘：“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水注之，水出西溪，……斯地盖古冶官所在，故水权称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这段文字无非是说，澄明水质、清冷渊流可对士人闲适柔静的风度产生不小的影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则把前人的认识用“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八个字加以概括，可谓言简意赅。事实上，人们生活的环境因地理、气候的关系，造成了水的多寡和时空分布的不同；同时水对处于不同环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泽与灾难也是不同的，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必然造成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习俗和价值文化观念。我国古代逐渐形成的邹鲁文化、齐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世界上出现的内陆农业文化、海洋文化、炎土文化等类型，都有力地说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对人们习性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

　　尽管人们习性的形成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但绝不能夸大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意义。对于这一点，《管子》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甚至把“水”对人性的影响推入了极端：“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民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告人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水地篇》）这无疑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中，因而走向了绝对。

　　与管子同持此观点的人颇多，除中国的以外，近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精神，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为，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这些言论无疑与《管子》的认识有不谋而合之处。可见，具有唯物倾向、直观片面认识水土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古今东西相映的。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苛求《管子》的作者。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地理环境对人性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古代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远比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得多。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当今信息化社会中，由于科技的日益发达，交通工具的先进便捷，使人们的交往、流动十分频繁，客观上大大弱化了传统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把握对人类文化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免陷入各种极端之中。

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寻找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自己安居乐业的处所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事实上，从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选择“风水宝地”作为栖息之所的重要性。因此，在数千年的进化过程中，“风水”（尽管其中含有不少迷信的成份）也就成为中国人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代名词。不言而喻，不但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环境离不开水，而且优美的自然环境更是不能没有水，水在“风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故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出现的大地有机说中，始终把水看作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管子》中亦有精到的见识：“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血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水对大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就是风水中所说的“得水为上”的要旨所在。

　　基于以上的认识，《管子》中明显地表现出关于追求理想生存条件的“环境选择”的思想。《度地篇》指出：“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意思是说，圣人选择建设京都之处，必定是地势平缓、水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且背靠着山，左右有大的江河或湖泽，城内筑成沟渠网络来排泻污沥之水，并导入大的江河而排泻出去。这样才有利于人类万物的生存。《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就是说，凡是建立大小城市，不在大山的脚下，也要在大河的旁边。建在高地的，不能靠近干旱地区，要有充足的水源；建在低地的，不能靠近涝洼地，以省去建筑排水沟堤的花费。

　　城市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又与水息息相关。《管子》上述关于城市选址的论述，是古人关于生存“环境选择”经验的概括，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之美好生存环境的理想，闪烁着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灵光。纵观华夏民族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逐渐意识到选择良好的自然环境对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无论是半坡时期的聚落，还是殷商时期的城邑，乃至后来的城镇，大多建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此种选址的生态学价值是：靠山或背坡，冬可以挡风，夏可以纳凉，而且给人以稳固安全之感，同时可以兼顾防洪的需要；靠水，更是人类聚居的必备条件，因为接近水源，一方面可以为人类生活和交往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水还可以造就清雅宜人、生气勃勃的理想生态环境。由此观之，《管子》中提出的关于选址建城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哲学意义。它提醒今人：在城市选址、规划和建设中，必须重视防洪、供水和水环境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治水思想。鉴于其内容较多且专业性较强，本文暂且割爱，拟撰专文详细论述。　（注：本文成稿于1998年4月，修订于200年2月）

　　主要参考文献：

　　　　1、《管子全译》，谢洗范、朱迎平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刘沛林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