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水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学说主体属于儒家，同时又批判地熔诸子百家的思想于一炉，是兼采众家之长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代学术宗师，荀子对“天人之际”的哲学思考是相当深刻的，其体宏容深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的《荀子》书中。为了阐发自己的思想观念，荀子常常把大千世界中的“水”信手拈来，作为论据和“武器”。《荀子》中多次提到水，或以水阐明哲学观点，或以水论述王业兴衰，或以水比德君子，或以水阐明人生的道理，自然之水经过荀子哲人目光的过滤，便在“自然的人化”中显现出“水文化”的深湛内涵。

一

　　荀子的哲学思想，以其理论的深度和逻辑力量，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水作为人类探索自然世界本身和规律的利器，自然会被荀子这样的思想家所重视，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辩证思维的过程中，水无疑给了他以重大的启示。他说：“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又说：“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同上）荀子的这两句名言，原本旨在以水变冰、以江海积细流终成其大的道理，来劝勉人们只有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学习，才能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但上述这两句话所体现出的哲学意义远远大于荀子所阐发问题的初衷，其更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对水的温度和变化的观察，发现了质量互变现象。这一现象无疑为人类的哲学思辩架起了感性认识通往理性认识的桥梁。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荀子没能以概念思辩的抽象方式，提出“量变质变”的规律（这一规律直到19世纪中叶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但其深刻的哲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应该对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提出过高的要求。

　　我国商周时期，“天命论”弥漫整个社会，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水是上天作为生活资料供养人类的，从而形成了“山川神祗”的观念。而荀子则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为人类所用，并非“神”的恩赐，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说：“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世上万物皆“尽其美，致其用”，以山水为中心的自然界就更不待言了。他指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对所谓的“山林川谷美”，王先谦认为乃是“多良才及灌溉之利也”（《荀子集解》）。荀子的这种“尽其美，致其用”观念，说明他已摆脱了常人那种对自然山水的神秘和恐惧，充分认识到包括自然山水在内的自然界是可以认识和改造的，人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从而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

二

　　关于君与臣、君与民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重大政治课题。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荀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从总体上讲，荀子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纲与目、本与支的关系，君主是臣民之主、之枢，负有统治臣民的职责。但同时，他也认为君与臣、君与民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互动关系，君主尽管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必须正确运用，多为天下臣民谋福利，才会赢得臣民的归附和爱戴。

　　关于君与臣的关系，荀子十分强调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君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主导，而官吏处于从属地位，是君主政令的执行者。因此，君主的德能与喜怒哀乐对臣下的思想和行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说明此中的道理，荀子以水源的清浊对支流的影响为喻，指出：“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

　　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鉴于君主的品行对臣下的巨大影响，荀子非常重视君主自身的品德修养。当有人问到怎样治理国家这样重大的问题时，荀子鲜明地提出：“闻修身，未闻为国也。”进而又指出：“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朝有饿人。”（《荀子·君道》）这里，荀子把臣比喻为水，君主比喻为盛水的盘、盂；而水的形状取决于盘、盂的形状，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君主对臣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君主要努力修身养德的极端重要性。

　　关于君与民的关系，荀子主张君王要积极为人民谋求幸福。如果君王能爱护人民，努力为人民服务，就会赢得人民的拥戴；反之视人民如草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就会与君主离心离德。荀子用河流源与流清浊的关系作比喻，进一步阐发了上述道理，指出：“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与此同时，荀子在对历史兴亡的考察和思考中，敏锐地发现：统治集团的衰败与人民支持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为此，在君民关系的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君民舟水”论，指出：“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里，荀子明确地把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形象地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他以此告诫当权者：君王之舟要靠臣民之水来承载，君主为民，实行王道、仁政，国泰民安，君王之舟就会稳如泰山；反之，君王残民以逞施行暴政，搞得国困民穷，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的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倾覆君王之舟。而朝代的更替、君主的迭换为荀子的上述论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荀子提出了重“王道”兼采“霸道”的政治策略，以及以“礼”为主、兼之以“法”的具体治国方针，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荀子对君民互动关系作出的这种理性思考，不仅在当时很了不起，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研讨政务时，就论证过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一再强调“载舟亦覆舟，所宣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同上）。李世民还意味深长地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论政体》）这些议论成为“圣君”、“贤臣”互相唱和的千古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代明君贤臣，无不以此为镜鉴，正确处理爱民与使民的关系，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主张君主要循名责实，因任而授官，操生杀之大权，拥有控制臣民的绝对权威。他把人民比喻为水，君王的控驭之术比喻为水盆：“为人君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就是说，水的形状取决于盆的形状，要求人民永远听从于君王的指挥。这就把君民的关系绝对化了，如果君王真的按他的思想去做，那么离众叛亲离、统治倾覆也就不远了。

三

　　“性恶说”是荀子的著名主张，是他在对孟子的“性善说”进行批驳的基础上提出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为什么呢，这是由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同上）以及好荣恶辱、妒嫉排他等本性所决定的。如果对这些本能欲望不加以节制，任其自由扩张下去，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社会恶果。尽管“性恶”是人之本能，但荀子认为只要对人性进行必要的改造，人是能够化恶为善的，进而也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关于改造人性的办法，荀子认为教化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他用盆水来做比喻，说：“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同上）就是说，人心就象盆水一样，盆水放正，浊污自然沉淀在下，上面清澈之水就足以鉴人；如果摇晃振荡，把盆底的污浊搅动，上面的清水也会随之变得浑浊，也就不能进行鉴照了。同理，人只要接受良好的教化导引，就会象“正错而勿动”的盆水一样，自然能够明辨事理，晓得是非大义，而不会脑筋混淆、皂白不分了。

四

　　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尚“比德”，亦即由客体自然物的某一特征中领悟品味出某种与主体相关的美德。在这方面，荀子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在《荀子·宥坐》篇中，荀子以孔子为代言人，把水的形态、性能、功用与人的性格、意志、品德、知识能力等联系起来，指出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就是说，水所具有的诸如滋养万物而无私奉献，浩浩荡荡而奔流不息，奔向深谷而无所畏惧，注满低洼而必求其面平坦，保持平坦而不用“概”之类的外力作用，万物受到其洗涤而变得新鲜光洁，千回百转却一往无前向东流去等自然属性和特点，与君子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志”等优秀品德修养有十分相似的地方。通过以水“比德君子”，即从“水”的某些自然属性，联想到人的生活内容及其理想的人格，从而显现出自然之“水”的文化象征意义。这种“以水比德”的观念象征，是荀子“水文化”的重要特色。

五

　　在《荀子·宥坐》篇中，荀子在文章的第一段记叙了孔子师徒关于“宥坐之器”的对话，表达出他关于学习、修身等问题的认识。他写道：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一种倾斜而不易放平的器物）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则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水满则溢，月圆则缺，这是大自然中常见的现象，从这些自然现象中，先哲们悟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满招损，谦受益。为此，鲁国的有识之士在鲁桓公的庙中安装了“欹器”，藉此警示后人“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当孔子有感于此，发出“恶有满而不倾覆”的感叹时，弟子子路请教他有无保持“满”的状态的办法，孔子借题发挥，告诫他的学生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坐》）就是说，只有做到智高不显锋芒，居功而不自傲，勇武而示怯懦，富有而不夸显，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能保持长久而不致衰败。

　　荀子的这段关于孔子观“宥坐之器”的记述，所阐发的道理是十分深刻的，至今仍闪烁着不可泯灭的真理光芒，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记载，晋杜预和南朝的祖冲之都曾制过类似的欹器，以此教育子弟要好好学习，防止骄傲自满。毛泽东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名言，更与上述所讲的道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