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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尚任及其《桃花扇》——《桃花扇校注》序
  • 来源:转载 作者: 一剪梅 日期:2008/6/9 1 阅读:2385 次 【 】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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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陈美林


    【内容提要】
    简述孔尚任生平,着重介绍其创作《桃花扇》的过程,揭示其创作《桃花扇》之意图,评述《桃花扇》的思想内涵,分析《桃花扇》之艺术成就,探讨《桃花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孔尚任;桃花扇;侯方域;李香君


    在清代曲坛上,继洪昇《长生殿》之后,又出现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传奇可算得上是中国戏曲史上的双子星座,而两位作者也得以相提并论,一时有“南洪北孔”之称(杨恩寿《词馀丛话》卷二)。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堂,又号岸堂,别署云亭山人。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据其《出山异数记》所述,康熙二十二年(1684)时为37岁,可推知其生年为清顺治五年(1648),也即是南明永历二年,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有年71。

    孔尚任系圣门后裔,自幼就读于孔庙侧之四学宫,20岁考取秀才,但参加乡试却不第。康熙十七年秋,隐居石门山,据其《告山灵文》:“维康熙戊午九月十二日,鲁人孔尚任同两弟倬、恪来游石门,选胜涵峰之阴、欲结草堂三间为偕隐地……”戊午即康熙十七年。然而不数年,即康熙二十二年,便应衍圣公孔毓圻之邀,出为其治夫人张氏之丧,继而又任重修家谱之责。康熙二十三年冬,玄烨南巡北返,往曲阜祭孔,孔尚任由孔毓圻之荐得为玄烨讲经。他讲辞中颇有“颂圣”之语,因此颇得玄烨欢心,指示随从大臣云:“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联衷,着不拘是例,额外议用。”以此,孔尚任被“特简为国子监博士”。他在《出山异数记》中,充分表示其感激之情,云:“书生遭遇,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虽然,他在此文之末,不无犹疑地云:“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尽管如此,他毕竟于次年即康熙二十四年赴京任职。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以佐属随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下河海口,治理水灾,因此得以亲身体验灾害给百姓造成的困境,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中有云:“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浸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且不知处所。”但却因“与孙在丰同往修河诸员,未尝留心河务,唯利是图”的罪名,被九卿议决拟“撤回差往各官”(王氏《东华录》卷九)。孔尚任乃从泰州返回扬州,于康熙二十八年冬季,离开扬州,回到故乡曲阜。次年二月,方始回北京续任国子监博士。康熙三十四年转任户部主事。至康熙三十九年升户部员外郎,旋即罢官。至于何以获谴,有谓因《桃花扇》内容为玄烨所忌而贾祸,但现存资料尚不足以证明此点;有谓因被诬与贪贿案有牵连而遭罢,此说亦有待进一步论定。但孔尚任罢官后,未即回乡,仍滞留京华,意图复官却是事实,他的友人李恭赠其诗云:“紫陌寻春无处存,罢官堂上暮云屯。琅玗藤老环三往,车笠人来共一尊。此日保方留圣裔?昔年遗事说忠魂。升沉今古那堪忆,只羡君家旧石门(东塘家居石门山,讽之速归也)。”孔尚任自己于康熙四十一年所作《人日新居,同余同野、金青村、王古修试笔》诗中,也透露出企求复出的心情,有云“客榻又随新舍扫,朝衫仍付旧尘封”,直到复官无望,才表示“故山今日真归去,上马吟鞭急一抽”(二诗均见《长留集》)。此际已是康熙四十一年岁暮。

    孔尚任乡居生涯虽优闲疏散,但也寂聊愁苦,在《秋堂漫兴》诗中有所抒发。此后不久又复出游四方,康熙五十一年去东莱,在《东莱二首》诗中云:“寄食佣书原细事,那能鲁史即春秋。”可见其潦倒困顿。五十三年又至淮南,访老友刘廷玑。得刘之助,五十四年归乡后,于石门山建秋水亭。不数年,即康熙五十七年,便与世长辞。

    孔尚任一生,著述甚丰,既曾纂《孔子世家谱》、《阙里新志》、《平阳府志》、《莱阳府志》,又撰有《出山数记》、《人瑞录》、《享金簿》、《画林雁塔》。至于诗文创作则有《堂集》、《湖海集》、《长留集》、《石门集》、《岸堂稿》等。近人汪蔚林辑有三册八卷之《孔尚任诗文集》,是目前较完备的孔氏诗文集,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戏曲方面,孔尚任曾与顾彩合作写有《小忽雷传奇》,他在创作《小忽雷传奇》过程中所积累之艺术经验,确大有助于其后《桃花扇》的创作。

    《桃花扇》之作,历经十余年,其始于“未仕时”,作者“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桃花扇》小引),后去淮场,在河务之暇,于昭阳(江苏兴化)李清枣园中继续撰作,据李详《药裹慵谈》卷一“孔东塘《桃花扇》”所记:“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传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鸣鸣,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但此际尚未脱稿,返京后,在至交田雯一再催索之下,“不得已,乃桃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成,盖己卯之六月也”(《桃花扇本末》),己卯为康熙三十八年。

    《桃花扇》之作,为孔尚任赢得极大声誉,据其《桃花扇本末》云“《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玄烨亦命内侍急觅以进。此年“除夕”,友人昭阳李清之子,时官左都御史的李柟,召金斗班为其演出,正“值东塘生日,诸伶演此为寿,纳东塘上座。唱至佳处,东塘为点一筹;或有小误,则新加指授,合拍而已,自是金斗班超躣群班之上”(李详《药裹慵谈》卷一“孔东塘《桃花扇》”)。次年,孔尚任被罢官,但李柟仍招亲友观看《桃花扇》的演出,“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独推东塘“上坐”,“命诸伶更番进觞”,又邀其“品题”,座中之人无不“啧啧指顾”,孔氏则“颇有凌云之气”,可见其得意非凡之情态。

    《桃花扇》最初刊本为康熙戊子四十七年所刻,此后有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吴梅以为兰雪堂本较佳,但又云“楚园先生(即刘世珩)据诸本釐订校勘,至为精审,已驾各本而上之”“又经其覆勘一过,期于尽善而止”(见卷首吴梅《校正识》)。其实,刘氏之《暖红室汇刻传奇》乃由江苏兴化学者李详为之校勘订正。刘世珩原为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辛亥革命后居海上,曾聘李详馆于其舍楚园,既为其教育子女,又为其校刻古籍。李详精于选学,为明季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之八世孙。其五世族祖、弘光朝大理寺左丞李清(号映碧),则为孔尚任至友。上文已叙及,孔氏曾于其枣园写作《桃花扇》,并邀其听赏。如此,李详审定此剧,自当更有会心,吴梅之誉,实非谬奖。今即以1979年广陵古籍刻印社所刻暖红室刊本为底本,与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康熙本以及兰雪堂本、西园本互校,为照顾一般读者,不出校记,有重要异文必须交待者,则加注说明。同时,为便于今日之读者赏读,附有简要注释。

    《桃花扇》主旨何在?孔尚任在[先声]出中借老赞礼之口说此书乃“借离合之情,寓兴亡之感”。具体说来,即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以反映明王朝特别是南明王朝的覆灭过程。在《桃花扇小引》中,孔尚任又称:“《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从剧本的情节安排来考察,可以印证孔氏此言。《桃花扇》全剧44出,正剧40出,其中正面叙侯李爱情的虽有[听稗]、[传歌]等15出,但这15出则是与其余25出相互渗透,紧密串联的,也就是将侯、李爱情故事与南明王朝覆灭过程交织在一起,正如孔氏在《桃花扇小识》中所说:“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此自述正表现出孔氏借侯李爱情故事叙写“帝基不存”的意图。

    孔尚任此种创作意图在情节发展中也充分显示出来。在孔氏笔下,侯李故事始于崇祯十六年(1643),活动于明朝南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此际,距朱明之亡不足一年,清军连连入侵,义兵纷纷揭竿,崇祯朱由检自缢煤山。虽然外祸内乱频仍,但南都金陵依然一片歌舞升平,“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听稗])“秦淮烟月无新旧,脂香粉腻满东流,夜夜春情散不收。”([眠香])可谓满城士绅,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无人关心天下兴亡、百姓苦难,“……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义旗拿。”([抚兵])中枢大臣争于内,边防武将斗于外。朝中大臣为拥立谁为人主,结党营私,相互争斗。凤阳督抚马士英与阉党余孽阮大铖勾结江北四镇武将,拥立昏庸之福王朱由崧。但由崧即位后,并未励精图治,却以声色自奉。凤阳督抚马士英以拥立有功,升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四镇武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进封侯爵,阉党余孽阮大铖也得以复官,“日日罗织正人”,([逮社])。而坚持抗击清兵的史可法,则被令其“督师江北”。至于四镇武将又互相杀伐,争夺地盘,他们又听从马士英、阮大铖调遣,“移镇上江,堵截左(良玉)兵,丢下黄河一带,千里空营”,以至清兵乘虚南下,扬州城破,南明终于覆灭。《桃花扇》一剧正是如此形象地描绘出一幅“昏君乱相”的生动图景,深刻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灭的原因。传说康熙帝玄烨读此剧至[设朝]、[选优]等出时,不禁皱眉顿足,叹道:“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螟庐曲谈》)。此亦可证明此剧确实能起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之功用。

    孔尚任借《桃花扇》一剧所抒发的“兴亡”之感是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离合”之情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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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桃花扇》剧照,西安电影制片厂1963,王丹凤饰李香君,冯喆饰侯方域

    侯方域身为复社四公子之一,是当时与阉党魏忠贤余孽进行斗争的士人领袖。在孔尚任笔下,他的是非观念还是分明的。起初因柳敬亭依附魏阉拒绝听其说书,后知其业已离开阮胡子,便对之肃然起敬;([听稗]);他也能答允兵部尚书熊明遇之请,代父修书,劝阻左良玉不要东下南京,而在原地驻扎([修札]);当马士英劝说史可法拥立福王时,他也曾向史可法指出福王有“三大罪”,不可拥立([阻奸])。凡此,均表现出他的清醒识见和鲜明立场。此后,被阮大铖逮捕入狱([逮社]),直到清兵逼近南京,城中大乱,他方始从狱中逃出,前往栖霞山,从此“跳入蓬壶似梦中”([栖真])。但侯方域华竟是仕宦之家的士子,在他身上也难免没有旧时文人的双重性格。他也曾寄情山水,寻花问柳,“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访翠])。显然,他与出自下层的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相比较,性格要软弱得多。

    李香君虽是秦淮名妓,但素为复社文士所敬重,当侯方域在阮大铖以货利相结纳、不无动摇时,她却义正辞严的责问:“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并且立即“拔簪脱衣”,退去阮胡子所赠的妆奁([却奁])。她的作为,立刻促使侯方城自责,并且更加敬重她。正因为李香君坚决反对魏阉余孽,因此阮大铖得势后,便挑唆马士英加害于她,并且说动马士英强迫她出嫁给田仰做妾,李香君誓死不从([守楼])。但此后,又被强行拉出去为马士英侑酒,她乃趁机痛斥这班权奸:“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重。”表示抵死不惧磨难,“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骂筵])充分表现了极其高尚的气节。最后在师父苏昆生携扶之下,前往栖霞山寻找侯方域([逃难]),又被张道士当头棒喝,与侯方域双双入道,在家国兴亡中结束个人情恋,所谓“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入道])他们的情恋始终与南明王朝的兴亡纠缠在一起,或者说通过他们相恋相爱,分离重见,又复分开的过程,反映出南明王朝的最终衰亡。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着重谴责阉党余孽阮大铖。阮大铖原也是“词章才子,科第名家”,极其擅长填词制曲,颇有“白雪声名”,但却“身家念重,势利情多”,不惜投入客氏、魏阉怀抱,成为阉党门人,一时“权飞烈焰”,显赫一时。谁知一朝“势败寒灰”,不免被“人人唾骂”,但又不肯洗面革心,而是到处钻营,意图东山再起。由于他积极营求、一心谀附马士英,终于获得一官半职。当他重新得势后,便迫害李香君、缉拿侯方域,以“报复夙怨”([逮社])。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劝说马士英“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抽兵东去,以致“北兵杀过江来”([逃难]),南明小朝廷倾覆!

    南明王朝也并非全无忠贞之士,《桃花扇》中史可法,即为此类人物。他虽被马士英、阮大铖所排斥,但“却全不介意”,仍然“操兵勦贼”([争位])。只是四镇武将不和,使他深感“将难调,北贼易讨”([争位])。最后投江而死。至此,“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沉江])。

    总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形象地总结了南明小朝廷内部派系之争,未能团结御侮,以致朱明王朝终于彻底崩溃。正如[拜坛]出眉批所云:“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明无一非私,焉得不亡!”孔尚任所揭擿的南明覆灭的原因,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桃花扇》虽被誉为信史,作者也以此自许,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但又说:“至于八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子虚乌有之比。”在[孤吟]出中又借老赞礼之口说道:“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均表明传奇《桃花扇》对于“民事”、“人情”等等也有所“点染”、“含糊”和“遮盖”,因此,我们不可处处以历史事实来比照,历史剧毕竟不是历史。例如史可法也曾参与迎立福王,但《桃花扇》中却未曾叙及,此是作者不欲以此减轻马士英、阮大铖的罪孽。又如左良玉原本是病殁九江,但《桃花扇》中却是被其子气死,并让他斥责其子说“做出此事,陷我为反叛之臣”云云,这又表明作者认为左良玉其罪固大,但并非诚心反叛,等等。可见《桃花扇》一剧,不过借助一段史实,写出作者对南明王朝倾覆原因的见解而已。但一些细节、科诨,却又有所本,近人吴梅在《顾曲麈谈》中罗举颇多,不赘引。其实,孔尚任总结南明覆亡之原因,也具有一定局限,将南明王朝之所以倾覆,全归罪于派系之一方——马士英、阮大铖等,而对另一方——侯方域、吴应箕、陈贞慧等却全无批评,似亦欠公允。东林、复社文人自居“清流”,意气用事,在政局危急状况下,不能团结御外,而绝人太甚,以至彼此形成水火,令人遗憾。此外,这些文士出身世家,颇染纨绔习气,实际上也并无力挽救将倾之大厦,却有心流连于风花雪月,也不足道。

    《桃花扇》结构严密,正如吴梅所云“通体布局,无懈可击”(《戏曲概论》卷下)。孔尚任也自诩:“每出脉络联贯,不可更移,不可减少。”(《桃花扇凡例》)以此对照剧作,也确实如此,前后情节,无不彼此呼应。而作者自许道:“全本四十出,其上本首试一出,末闰一出,下本首加一出,末续一出,又全本四十出之始终条理也。有始有卒,气足神完,且脱出离合悲欢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桃花扇凡例》)对这一创制,评价不一,梁启超加以首肯,说“《桃花扇》卷首之[先声]一出,卷末之[余韵]一出,皆云亭创格,前此所未有,亦后人所不能学也。一部极哀艳极忙乱之书,而以极太平起,以极闲静极空旷结,真有华严镜影之观,非有道之士,不能做此结构”(《曲海扬波》卷一所引)。而梁廷柟则持不同态度,认为增加的几出,“是为蛇足,总属闲文”(《曲话》卷三)。考察全本,这四出戏也不能完全视做“闲文”,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先声]、[孤吟]、[余韵],均以老赞礼为主角,由其串联前后情节,作者亦借其口抒发难于通过剧中人物所表达的哀愁、沉痛之情,这几出戏自有其功用。

    《桃花扇》的关目安排也极机巧,作者在《桃花扇凡例》首条中即点明:“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晴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此言非虚。整部传奇的复杂情节全赖这柄桃花扇串联,由“赠扇”到“溅扇”,再到“画扇”、“寄扇”,直至最后“扯扇”,贯穿侯、李定情以至最终情分的整个过程,同时也织进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派系之争,而李香君的性格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展现和发展。这柄桃花扇确为情节之“珠”,而孔尚任之巨笔也的确是“龙”,自始至终,“总不离乎珠”。至于一些细节的安排,亦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深意,甚至正、反两个人物的姓名首次出现,孔尚任也是精心安排的,如复社领袖人物陈定生、吴次尾的姓名,由同是复社翘楚的侯方域口中提及([听稗]),而马士英、阮大铖的名字则是由鸨妓李贞丽口中说及([传歌]),分别予以褒贬。又如正反两类人物的首次出场,也是耐人寻思的。吴应箕与复社诸人,是在“楹鼓逢逢将曙天”之际,在“杏坛”之前“瞻圣贤”而出场的;阮大铖则是“争洗含羞面”,挨身“混入几筵边”,混进文庙来“观盛典”而被吴应箕等人发现,责斥他“唐突先师,玷辱斯文”,而将其打将出去的([斗丁])。凡此,也当用“巨眼”细心观之。

    《桃花扇》的词曲说白,极其典雅,作者是着意经营的。在《桃花扇凡例》中首先区分词曲与说白之不同:

    词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以求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说白者,此则以词曲代之。若应作说白者,但入词曲听者不解,而前后间断矣。其已有说白者,又奚必重入词曲哉。


    孔尚任也确实如此创作《桃花扇》的,凡叙述情节、交代事实,用说白;凡抒情、绘景,则用词曲。如[沉江]出中,扬州城破、史可法直奔仪真、南京,南京城内“皇帝老子”逃走,“满城大乱”情景,全由史可法自述及与老赞礼对话中表述出来,而《锦缠道》、《普天乐》二支词曲则用以抒发史可法于此困境、前后失据、决心一死的沉痛心情。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还分别对词曲与说白的写作提出不同要求。于词曲“全以词意明亮为主”,反对“艰涩扭挪”;于说白,则须“详备”,且“抑扬铿锵,语句整练”。检阅全书,作者确善于此,以词曲而言,[哭主]、[沉江]分别叙述北朝、南朝的灭亡,感人心脾;以说白而言,[闲话]一出全用说白,其余各出说白也较前此传奇为夥,这就大大增强舞台演出的效果。此外,《桃花扇》中亦有借用他人词曲处,但孔尚任能使其与己作融合无间。此不一一摘指。

    总之,由于此剧的思想内涵及艺术表现皆臻上乘,因而具有至深的感人力量。《桃花扇本末》记载当时在京华寄园演出时,于“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虽然,此剧面世时,朱明王朝覆灭已半个多世纪,尽管清政权替代明王朝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尽管明王朝的遗老遗少必须在清政权统治下生活,但这种矛盾状态必然促使人们怀旧心情的滋生,同时也确实难以找出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孔尚任在这种矛盾状态下,选择了让侯、李二人[栖真]、[入道]的结局,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更使得当时的观众的怀旧情结更加浓烈。而孔尚任友人顾天石将其改编为《南桃花扇》时,“令生旦当场团圆”,孔尚任显然是不满的,表示“予敢不避席乎”(《桃花扇本末》)。顾天石之识见显然不及孔尚任,《南桃花扇》之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正可见其作之失败,也更反衬出孔作之不朽。

     
    【原载】 《艺术百家》200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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