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美林

【内容提要】
简述孔尚任生平，着重介绍其创作《桃花扇》的过程，揭示其创作《桃花扇》之意图，评述《桃花扇》的思想内涵，分析《桃花扇》之艺术成就，探讨《桃花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孔尚任；桃花扇；侯方域；李香君

一

在清代曲坛上，继洪昇《长生殿》之后，又出现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传奇可算得上是中国戏曲史上的双子星座，而两位作者也得以相提并论，一时有“南洪北孔”之称（杨恩寿《词馀丛话》卷二）。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堂，又号岸堂，别署云亭山人。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据其《出山异数记》所述，康熙二十二年（1684）时为37岁，可推知其生年为清顺治五年（1648），也即是南明永历二年，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有年71。

孔尚任系圣门后裔，自幼就读于孔庙侧之四学宫，20岁考取秀才，但参加乡试却不第。康熙十七年秋，隐居石门山，据其《告山灵文》：“维康熙戊午九月十二日，鲁人孔尚任同两弟倬、恪来游石门，选胜涵峰之阴、欲结草堂三间为偕隐地……”戊午即康熙十七年。然而不数年，即康熙二十二年，便应衍圣公孔毓圻之邀，出为其治夫人张氏之丧，继而又任重修家谱之责。康熙二十三年冬，玄烨南巡北返，往曲阜祭孔，孔尚任由孔毓圻之荐得为玄烨讲经。他讲辞中颇有“颂圣”之语，因此颇得玄烨欢心，指示随从大臣云：“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联衷，着不拘是例，额外议用。”以此，孔尚任被“特简为国子监博士”。他在《出山异数记》中，充分表示其感激之情，云：“书生遭遇，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虽然，他在此文之末，不无犹疑地云：“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尽管如此，他毕竟于次年即康熙二十四年赴京任职。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以佐属随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下河海口，治理水灾，因此得以亲身体验灾害给百姓造成的困境，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中有云：“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浸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且不知处所。”但却因“与孙在丰同往修河诸员，未尝留心河务，唯利是图”的罪名，被九卿议决拟“撤回差往各官”（王氏《东华录》卷九）。孔尚任乃从泰州返回扬州，于康熙二十八年冬季，离开扬州，回到故乡曲阜。次年二月，方始回北京续任国子监博士。康熙三十四年转任户部主事。至康熙三十九年升户部员外郎，旋即罢官。至于何以获谴，有谓因《桃花扇》内容为玄烨所忌而贾祸，但现存资料尚不足以证明此点；有谓因被诬与贪贿案有牵连而遭罢，此说亦有待进一步论定。但孔尚任罢官后，未即回乡，仍滞留京华，意图复官却是事实，他的友人李恭赠其诗云：“紫陌寻春无处存，罢官堂上暮云屯。琅玗藤老环三往，车笠人来共一尊。此日保方留圣裔？昔年遗事说忠魂。升沉今古那堪忆，只羡君家旧石门（东塘家居石门山，讽之速归也）。”孔尚任自己于康熙四十一年所作《人日新居，同余同野、金青村、王古修试笔》诗中，也透露出企求复出的心情，有云“客榻又随新舍扫，朝衫仍付旧尘封”，直到复官无望，才表示“故山今日真归去，上马吟鞭急一抽”（二诗均见《长留集》）。此际已是康熙四十一年岁暮。

孔尚任乡居生涯虽优闲疏散，但也寂聊愁苦，在《秋堂漫兴》诗中有所抒发。此后不久又复出游四方，康熙五十一年去东莱，在《东莱二首》诗中云：“寄食佣书原细事，那能鲁史即春秋。”可见其潦倒困顿。五十三年又至淮南，访老友刘廷玑。得刘之助，五十四年归乡后，于石门山建秋水亭。不数年，即康熙五十七年，便与世长辞。

孔尚任一生，著述甚丰，既曾纂《孔子世家谱》、《阙里新志》、《平阳府志》、《莱阳府志》，又撰有《出山数记》、《人瑞录》、《享金簿》、《画林雁塔》。至于诗文创作则有《�Ｌ眉�》、《湖海集》、《长留集》、《石门集》、《岸堂稿》等。近人汪蔚林辑有三册八卷之《孔尚任诗文集》，是目前较完备的孔氏诗文集，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戏曲方面，孔尚任曾与顾彩合作写有《小忽雷传奇》，他在创作《小忽雷传奇》过程中所积累之艺术经验，确大有助于其后《桃花扇》的创作。

《桃花扇》之作，历经十余年，其始于“未仕时”，作者“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桃花扇》小引），后去淮场，在河务之暇，于昭阳（江苏兴化）李清枣园中继续撰作，据李详《药裹慵谈》卷一“孔东塘《桃花扇》”所记：“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传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鸣鸣，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但此际尚未脱稿，返京后，在至交田雯一再催索之下，“不得已，乃桃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成，盖己卯之六月也”（《桃花扇本末》），己卯为康熙三十八年。

《桃花扇》之作，为孔尚任赢得极大声誉，据其《桃花扇本末》云“《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玄烨亦命内侍急觅以进。此年“除夕”，友人昭阳李清之子，时官左都御史的李柟，召金斗班为其演出，正“值东塘生日，诸伶演此为寿，纳东塘上座。唱至佳处，东塘为点一筹；或有小误，则新加指授，合拍而已，自是金斗班超躣群班之上”（李详《药裹慵谈》卷一“孔东塘《桃花扇》”）。次年，孔尚任被罢官，但李柟仍招亲友观看《桃花扇》的演出，“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独推东塘“上坐”，“命诸伶更番进觞”，又邀其“品题”，座中之人无不“啧啧指顾”，孔氏则“颇有凌云之气”，可见其得意非凡之情态。

《桃花扇》最初刊本为康熙戊子四十七年所刻，此后有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吴梅以为兰雪堂本较佳，但又云“楚园先生（即刘世珩）据诸本釐订校勘，至为精审，已驾各本而上之”“又经其覆勘一过，期于尽善而止”（见卷首吴梅《校正识》）。其实，刘氏之《暖红室汇刻传奇》乃由江苏兴化学者李详为之校勘订正。刘世珩原为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辛亥革命后居海上，曾聘李详馆于其舍楚园，既为其教育子女，又为其校刻古籍。李详精于选学，为明季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之八世孙。其五世族祖、弘光朝大理寺左丞李清（号映碧），则为孔尚任至友。上文已叙及，孔氏曾于其枣园写作《桃花扇》，并邀其听赏。如此，李详审定此剧，自当更有会心，吴梅之誉，实非谬奖。今即以1979年广陵古籍刻印社所刻暖红室刊本为底本，与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康熙本以及兰雪堂本、西园本互校，为照顾一般读者，不出校记，有重要异文必须交待者，则加注说明。同时，为便于今日之读者赏读，附有简要注释。

二

《桃花扇》主旨何在？孔尚任在[先声]出中借老赞礼之口说此书乃“借离合之情，寓兴亡之感”。具体说来，即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以反映明王朝特别是南明王朝的覆灭过程。在《桃花扇小引》中，孔尚任又称：“《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从剧本的情节安排来考察，可以印证孔氏此言。《桃花扇》全剧44出，正剧40出，其中正面叙侯李爱情的虽有[听稗]、[传歌]等15出，但这15出则是与其余25出相互渗透，紧密串联的，也就是将侯、李爱情故事与南明王朝覆灭过程交织在一起，正如孔氏在《桃花扇小识》中所说：“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此自述正表现出孔氏借侯李爱情故事叙写“帝基不存”的意图。

孔尚任此种创作意图在情节发展中也充分显示出来。在孔氏笔下，侯李故事始于崇祯十六年（1643），活动于明朝南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此际，距朱明之亡不足一年，清军连连入侵，义兵纷纷揭竿，崇祯朱由检自缢煤山。虽然外祸内乱频仍，但南都金陵依然一片歌舞升平，“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听稗]）“秦淮烟月无新旧，脂香粉腻满东流，夜夜春情散不收。”（[眠香]）可谓满城士绅，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无人关心天下兴亡、百姓苦难，“……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义旗拿。”（[抚兵]）中枢大臣争于内，边防武将斗于外。朝中大臣为拥立谁为人主，结党营私，相互争斗。凤阳督抚马士英与阉党余孽阮大铖勾结江北四镇武将，拥立昏庸之福王朱由崧。但由崧即位后，并未励精图治，却以声色自奉。凤阳督抚马士英以拥立有功，升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四镇武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进封侯爵，阉党余孽阮大铖也得以复官，“日日罗织正人”，（[逮社]）。而坚持抗击清兵的史可法，则被令其“督师江北”。至于四镇武将又互相杀伐，争夺地盘，他们又听从马士英、阮大铖调遣，“移镇上江，堵截左（良玉）兵，丢下黄河一带，千里空营”，以至清兵乘虚南下，扬州城破，南明终于覆灭。《桃花扇》一剧正是如此形象地描绘出一幅“昏君乱相”的生动图景，深刻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灭的原因。传说康熙帝玄烨读此剧至[设朝]、[选优]等出时，不禁皱眉顿足，叹道：“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螟庐曲谈》）。此亦可证明此剧确实能起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之功用。

孔尚任借《桃花扇》一剧所抒发的“兴亡”之感是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离合”之情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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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桃花扇》剧照，西安电影制片厂1963，王丹凤饰李香君，冯喆饰侯方域

侯方域身为复社四公子之一，是当时与阉党魏忠贤余孽进行斗争的士人领袖。在孔尚任笔下，他的是非观念还是分明的。起初因柳敬亭依附魏阉拒绝听其说书，后知其业已离开阮胡子，便对之肃然起敬；（[听稗]）；他也能答允兵部尚书熊明遇之请，代父修书，劝阻左良玉不要东下南京，而在原地驻扎（[修札]）；当马士英劝说史可法拥立福王时，他也曾向史可法指出福王有“三大罪”，不可拥立（[阻奸]）。凡此，均表现出他的清醒识见和鲜明立场。此后，被阮大铖逮捕入狱（[逮社]），直到清兵逼近南京，城中大乱，他方始从狱中逃出，前往栖霞山，从此“跳入蓬壶似梦中”（[栖真]）。但侯方域华竟是仕宦之家的士子，在他身上也难免没有旧时文人的双重性格。他也曾寄情山水，寻花问柳，“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访翠]）。显然，他与出自下层的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相比较，性格要软弱得多。

李香君虽是秦淮名妓，但素为复社文士所敬重，当侯方域在阮大铖以货利相结纳、不无动摇时，她却义正辞严的责问：“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并且立即“拔簪脱衣”，退去阮胡子所赠的妆奁（[却奁]）。她的作为，立刻促使侯方城自责，并且更加敬重她。正因为李香君坚决反对魏阉余孽，因此阮大铖得势后，便挑唆马士英加害于她，并且说动马士英强迫她出嫁给田仰做妾，李香君誓死不从（[守楼]）。但此后，又被强行拉出去为马士英侑酒，她乃趁机痛斥这班权奸：“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重。”表示抵死不惧磨难，“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骂筵]）充分表现了极其高尚的气节。最后在师父苏昆生携扶之下，前往栖霞山寻找侯方域（[逃难]），又被张道士当头棒喝，与侯方域双双入道，在家国兴亡中结束个人情恋，所谓“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入道]）他们的情恋始终与南明王朝的兴亡纠缠在一起，或者说通过他们相恋相爱，分离重见，又复分开的过程，反映出南明王朝的最终衰亡。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着重谴责阉党余孽阮大铖。阮大铖原也是“词章才子，科第名家”，极其擅长填词制曲，颇有“白雪声名”，但却“身家念重，势利情多”，不惜投入客氏、魏阉怀抱，成为阉党门人，一时“权飞烈焰”，显赫一时。谁知一朝“势败寒灰”，不免被“人人唾骂”，但又不肯洗面革心，而是到处钻营，意图东山再起。由于他积极营求、一心谀附马士英，终于获得一官半职。当他重新得势后，便迫害李香君、缉拿侯方域，以“报复夙怨”（[逮社]）。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劝说马士英“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抽兵东去，以致“北兵杀过江来”（[逃难]），南明小朝廷倾覆！

南明王朝也并非全无忠贞之士，《桃花扇》中史可法，即为此类人物。他虽被马士英、阮大铖所排斥，但“却全不介意”，仍然“操兵勦贼”（[争位]）。只是四镇武将不和，使他深感“将难调，北贼易讨”（[争位]）。最后投江而死。至此，“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沉江]）。

总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形象地总结了南明小朝廷内部派系之争，未能团结御侮，以致朱明王朝终于彻底崩溃。正如[拜坛]出眉批所云：“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明无一非私，焉得不亡！”孔尚任所揭擿的南明覆灭的原因，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三

《桃花扇》虽被誉为信史，作者也以此自许，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但又说：“至于八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子虚乌有之比。”在[孤吟]出中又借老赞礼之口说道：“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均表明传奇《桃花扇》对于“民事”、“人情”等等也有所“点染”、“含糊”和“遮盖”，因此，我们不可处处以历史事实来比照，历史剧毕竟不是历史。例如史可法也曾参与迎立福王，但《桃花扇》中却未曾叙及，此是作者不欲以此减轻马士英、阮大铖的罪孽。又如左良玉原本是病殁九江，但《桃花扇》中却是被其子气死，并让他斥责其子说“做出此事，陷我为反叛之臣”云云，这又表明作者认为左良玉其罪固大，但并非诚心反叛，等等。可见《桃花扇》一剧，不过借助一段史实，写出作者对南明王朝倾覆原因的见解而已。但一些细节、科诨，却又有所本，近人吴梅在《顾曲麈谈》中罗举颇多，不赘引。其实，孔尚任总结南明覆亡之原因，也具有一定局限，将南明王朝之所以倾覆，全归罪于派系之一方——马士英、阮大铖等，而对另一方——侯方域、吴应箕、陈贞慧等却全无批评，似亦欠公允。东林、复社文人自居“清流”，意气用事，在政局危急状况下，不能团结御外，而绝人太甚，以至彼此形成水火，令人遗憾。此外，这些文士出身世家，颇染纨绔习气，实际上也并无力挽救将倾之大厦，却有心流连于风花雪月，也不足道。

《桃花扇》结构严密，正如吴梅所云“通体布局，无懈可击”（《戏曲概论》卷下）。孔尚任也自诩：“每出脉络联贯，不可更移，不可减少。”（《桃花扇凡例》）以此对照剧作，也确实如此，前后情节，无不彼此呼应。而作者自许道：“全本四十出，其上本首试一出，末闰一出，下本首加一出，末续一出，又全本四十出之始终条理也。有始有卒，气足神完，且脱出离合悲欢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桃花扇凡例》）对这一创制，评价不一，梁启超加以首肯，说“《桃花扇》卷首之[先声]一出，卷末之[余韵]一出，皆云亭创格，前此所未有，亦后人所不能学也。一部极哀艳极忙乱之书，而以极太平起，以极闲静极空旷结，真有华严镜影之观，非有道之士，不能做此结构”（《曲海扬波》卷一所引）。而梁廷柟则持不同态度，认为增加的几出，“是为蛇足，总属闲文”（《曲话》卷三）。考察全本，这四出戏也不能完全视做“闲文”，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先声]、[孤吟]、[余韵]，均以老赞礼为主角，由其串联前后情节，作者亦借其口抒发难于通过剧中人物所表达的哀愁、沉痛之情，这几出戏自有其功用。

《桃花扇》的关目安排也极机巧，作者在《桃花扇凡例》首条中即点明：“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晴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此言非虚。整部传奇的复杂情节全赖这柄桃花扇串联，由“赠扇”到“溅扇”，再到“画扇”、“寄扇”，直至最后“扯扇”，贯穿侯、李定情以至最终情分的整个过程，同时也织进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派系之争，而李香君的性格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展现和发展。这柄桃花扇确为情节之“珠”，而孔尚任之巨笔也的确是“龙”，自始至终，“总不离乎珠”。至于一些细节的安排，亦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深意，甚至正、反两个人物的姓名首次出现，孔尚任也是精心安排的，如复社领袖人物陈定生、吴次尾的姓名，由同是复社翘楚的侯方域口中提及（[听稗]），而马士英、阮大铖的名字则是由鸨妓李贞丽口中说及（[传歌]），分别予以褒贬。又如正反两类人物的首次出场，也是耐人寻思的。吴应箕与复社诸人，是在“楹鼓逢逢将曙天”之际，在“杏坛”之前“瞻圣贤”而出场的；阮大铖则是“争洗含羞面”，挨身“混入几筵边”，混进文庙来“观盛典”而被吴应箕等人发现，责斥他“唐突先师，玷辱斯文”，而将其打将出去的（[斗丁]）。凡此，也当用“巨眼”细心观之。

《桃花扇》的词曲说白，极其典雅，作者是着意经营的。在《桃花扇凡例》中首先区分词曲与说白之不同：

词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以求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说白者，此则以词曲代之。若应作说白者，但入词曲听者不解，而前后间断矣。其已有说白者，又奚必重入词曲哉。

孔尚任也确实如此创作《桃花扇》的，凡叙述情节、交代事实，用说白；凡抒情、绘景，则用词曲。如[沉江]出中，扬州城破、史可法直奔仪真、南京，南京城内“皇帝老子”逃走，“满城大乱”情景，全由史可法自述及与老赞礼对话中表述出来，而《锦缠道》、《普天乐》二支词曲则用以抒发史可法于此困境、前后失据、决心一死的沉痛心情。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还分别对词曲与说白的写作提出不同要求。于词曲“全以词意明亮为主”，反对“艰涩扭挪”；于说白，则须“详备”，且“抑扬铿锵，语句整练”。检阅全书，作者确善于此，以词曲而言，[哭主]、[沉江]分别叙述北朝、南朝的灭亡，感人心脾；以说白而言，[闲话]一出全用说白，其余各出说白也较前此传奇为夥，这就大大增强舞台演出的效果。此外，《桃花扇》中亦有借用他人词曲处，但孔尚任能使其与己作融合无间。此不一一摘指。

总之，由于此剧的思想内涵及艺术表现皆臻上乘，因而具有至深的感人力量。《桃花扇本末》记载当时在京华寄园演出时，于“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虽然，此剧面世时，朱明王朝覆灭已半个多世纪，尽管清政权替代明王朝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尽管明王朝的遗老遗少必须在清政权统治下生活，但这种矛盾状态必然促使人们怀旧心情的滋生，同时也确实难以找出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孔尚任在这种矛盾状态下，选择了让侯、李二人[栖真]、[入道]的结局，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更使得当时的观众的怀旧情结更加浓烈。而孔尚任友人顾天石将其改编为《南桃花扇》时，“令生旦当场团圆”，孔尚任显然是不满的，表示“予敢不避席乎”（《桃花扇本末》）。顾天石之识见显然不及孔尚任，《南桃花扇》之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正可见其作之失败，也更反衬出孔作之不朽。

 
【原载】 《艺术百家》200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