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革命的发起

“文学革命”由胡适首先提出。他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相较于温和的胡适，真正的文学革命是陈独秀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中发起的，他鲜明的提出了"三大主义"：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适）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胡适"八事"明显偏于文学形式之革命；其中涉及精神内容者（一、二、四）也只是泛论，且强调的是自我表现，并未谈到文学之外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不仅明确地将文学"改良"改为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革命"，并一开始就在欧洲社会政治革命和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框架中谈及"文学革命"，将文学革命看作整个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一部分。

二、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做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的文学团体在100个以上。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学生们1919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两大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时有21个会员，成员有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和郭绍虞等人。他们在刚被任命为《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在《小说月报》的第12卷第1期里，文学研究会发表自己的宣言，规定了三条原则：（1）联络从事新文学的人的感情，以求互相理解，结成一个作家的团体；（2）“增进知识”，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知识；（3）为作家协会“建立基础”，借以提倡文学工作不是消遣或娱乐的方式，而是一种“终身的事业”。

1921年1月发表的这个宣言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献身于独立的、可尊敬的文学事业的专业作家团体的第一份宣言。它证明20多年来他们的晚清先辈们为文学职业化所作的努力是合理的。通过发展会员、在其他城市建立分会、出版新刊物——《小说月报》之外，著名的有《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文学研究会得以巩固和扩大阵地，使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树立起职业作家的声誉。除了叶绍钧、茅盾、王统照、许地山之外，文学研究会还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如谢冰心、许钦文、黄庐隐和丁玲。文学研究会还主持了大量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小说月报》出专刊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研究会在1925年达到它活动的顶峰，其后逐渐衰落，到1930年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主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它最初是由少数亲近的朋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都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经过一连串非正式的磋商，他们决定出版一份新文学刊物。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上海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泰东”首先利用了他们的才能。1921年7月，创造社正式在上海成立时有8个成员。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出版《创造季刊》。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1926年大部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1926年又创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1929年1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1921至1925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1924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著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过在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人道主义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20 年代初期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三、个性解放

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首先在于个性的发现。在文学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市场上充满了日记、书信和主要是自传体的作品——全都是满纸的顾影自怜和自我陶醉，而且激荡着青春的放纵。文学革命使20多岁的男女出了名。他们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们确实体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所号召的那些品质：他们是进步的、有闯劲的、科学的和个人主义的。用陈独秀形象的说法，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为陈腐的中国文化的尸体带来了新鲜活泼的细胞。

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的活力，它给五四文人以更加积极的品德，并将他们与他们那些脆弱的、筋疲力尽的传统主义的对手们区别开来。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之内，这种青春激情的爆发可以用一个难以捉摸的字眼概括：爱。对于迎着浪漫主义疾风骤雨而前进的五四青年，爱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作家们是这一倾向的带头人。写几篇爱情的自白书和追求一种基于爱情的“摩登”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时髦。因而五四作家们的普遍形象常是因爱情而纠缠在一起的一对儿甚至是三角。由于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丁玲和胡也频这样一些受爱情折磨人物在爱情上的行为和方式，个性的重要意义受到广泛的认可。爱成了新道德的无所不包的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法，礼法现在只不过是遵奉者的束缚。在解放的大潮中，爱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认为通过爱和宣泄自己的感情与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敢于爱还被看作一种叛逆和诚恳的行为，是抛弃虚伪社会一切人为限制以发现真实自我并将其揭示给自己所爱的人的行为。就这种意义上讲，20年代的浪漫主义情绪完全是世俗的，并且，根据夏志清的意见，“在哲学上是浅薄的，心理上是不成熟的”：它未能“探索心灵的深处，信仰一种更高的超脱世俗的或内在的真实”。

四、对现代性的追求

在五四时期，“现代”的意思对于肤浅的人们是“摩登”，是时髦，是赶上西方最新的风尚——从服装和发型的式样到文学流派。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以鲁迅为代表，现代一词意味着主观主义与在新的更好的未来世界中建立新中国的民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深刻矛盾。

五四文学的“现代主义”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就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一阶段相似。依照欧文·豪的看法，那时的现代主义不讳言自己源出于浪漫主义，“宣称自己是一种自我扩张，是事物乃至个人活力的超验的、放纵的扩大”。

夏志清教授这样评论五四文学的“现代主义”：现代中国作家即使不同意现代西方作家的绝望情绪，也会同情他们的厌恶情绪，但是因为中国作家的眼界不超出中国的范围，为了从西方或苏联引进现代制度以改造目前国家的腐败状况，他们仍然将希望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中国的作家们有勇气或洞察力同等看待中国的景象与现代人的处境，他们就会置身于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了。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希望。

参考书目：

夏志清：《小说史》

余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

《剑桥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