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嗣后，自称“拚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写了《致察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对白话文大加嘲讽。他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对此，新文化阵营坚决给以反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针对种种流言，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答辩书实际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张的简要概括，也标志着刊物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更为增强。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之流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他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与非凡勇气。《每周评论》用特大标题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许多报刊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在答复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种“兼容并包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范畴，但在军阀政府言论封锁的情形下，却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鲁迅则以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在“五四”前夕的这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