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时间的分别，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他告诉我祖国是那么大，一路上车队看不见一个人，每个兵站看见他们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太寂寞了。他说：“拉萨美得很，靛蓝色的天空，衬托着布达拉宫，显得那样壮丽。到了那儿的确像是走到天边似的……。”我责怪他不想念我，不给我写信。他说你看，他拿出一大摞未发的信，内容都是一样的，都要我保重，保护好自己和他未出生的儿子。我看后笑了，说他这些信像是在念课文。他还说他这次回来要画很多画，但是因为不小心把在拉萨、日喀则等地画的速写几乎都让风吹没了。我听后睁大眼睛问他：“怎么会呢?为什么不停车去找?”他说，“我们都坐的是卡车，掉下去一个包就像掉了一个小皮球，连滚带蹦地就消失了。车上那么多人为我一个包停下来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太不上算了……”。他沉默了好久，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我也不好再插话了。他接着说：“我得赶快把我采访的东西尽量地背出来，隔的时间长了就忘了。”我对他说：“难怪石鲁骗我说有什么风婆婆鬼婆婆的，吓得我什么似的，这事真的叫你们摊上了。”他笑笑说：“石鲁真有想像力，其实他也没去过那儿。”黄胄一直就爱赞美我的手，他说它像盛开的鲜花。“让我看看你的手冻了没有，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他伸出他那冻裂还未完全痊愈的双手捧起我的手亲一亲，他的那双手真像锉刀一样，我看着心疼地说：“怎么会冻成这样子?!”他说：“得画画啊!前些天还打着绷带呢，在西宁都治好很多了。”同时他更为丢失的速写而难过，后悔当时的粗心大意，“唉!画了那么多速写也丢了，我以后可怎么画画啊!”
　　孩子出生后，黄胄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他见我下床走动，就埋怨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还老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恨不得帮我一起喂养这个早产的孩子。在我们的三个孩子中，只有生老大的时候，黄胄是一直在医院陪我的，以后的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有在我身边。他在医院的陪伴，使我感到有了依靠，尽管这是早产儿，生命一直处于垂危之中，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正当我们刚刚有一个家，而这个家还不稳固的时候，解放军总政治部又下来命令，让黄胄到北京报到。我实在是无法承受这个事实：我们相聚才两个多月就又要分离了，孩子还这么小……。黄胄也不愿离开，可是总政治部却一再催促他起程。这件事情的缘由据说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徐悲鸿先生和院党委书记江丰认为黄胄很有才华，一定要请他到中央美院去任教。还没等到中央美院为他办好手续，解放军总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创作室，由文化部的魏巍(作家)和虞棘(诗人)来领导。创作室的成员是分别来自西北、西南、华东等军区的作家和画家。像西北军区的黄胄、西南军区的何孔德等，都是军队中非常有才华的画家。“不能把业务尖子放到地方。”这是总政治部主管文教的傅钟副主任后来说的。

　　他走了以后，我和杨国光的妈妈一起带着梁穗回到了我学校的宿舍。不久，学校放暑假，我就抱着刚满一百天的孩子来北京找黄胄。到北京的那天是7月28日(我觉得这个日子似乎与我一生都有联系)。这天，黄胄到火车站去接我。当他见到他的儿子长大了，像正常的孩子那样笑着，向他咿呀地说些什么的时候，他真是高兴。他把孩子举得高高地说：“爸爸愿为你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