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从红樱枪战歌到红卫兵战歌和红朝颂歌

　　第一种红色诗歌或革命诗歌，可以分为战歌和颂歌两类。战歌中最鲜明的意象，是“红旗红马红樱枪”，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农民革命本质。红色颂歌是对农民革命所建立的一个王朝的赞美。但是，五四以来的某些红色诗人的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也是不可一概否定的。

　　六十年代，中国诗坛最红的一本诗集是贺敬之歌功颂德的《放歌集》。郭沫若和周扬编辑的《红色歌谣》并不能真正代表当时的民间歌谣。像闻捷、田间那样既写红色诗歌又写绿色牧歌或情诗的老诗人，难免招致个人命运或诗歌创作的悲剧。

　　在文革中，真正独领风骚的红色诗人只有毛泽东。他的诗词，是“红旗漫卷西风”的战歌，“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颂歌，但是，富于反讽意味的是，但知高歌有英雄，焉知饿死填沟壑？

　　继承“革命传统”的红卫兵战歌和颂歌，以红旗红心红袖章为主要意象，红太阳这一伟大的意象，由一个专制暴君独占垄断了。

　　在各种宗教中最常见的仪式是血祭。革命对血祭的宗教仪式的模仿，是在革命的祭坛上奉献了无数烈士的鲜血，然后把革命变成嗜血的复仇。血祭之美，“血染的风采”，迷醉了中国青年的心灵。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原本可以“避邪”的红色变成了“中邪”的色彩。

　　红色颂歌虽然有“莺歌燕舞”的色彩相伴，但灰色调、暗色调、冷色调几乎全被划为禁区，只能用以表现“旧社会”。红亮的调子，成了从革命领袖到工农兵的“清一色”的模式。

　　但是，对于红色诗歌，也不能一概否定。应当有所区别的，首先是４９年建国前后的作品，其次，建国后，继续以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的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与粉饰现状的作品，各有不同的品位。总的看来，正统红色诗歌，没有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任何具有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作品。历史是真正的检查官。文学史的篇幅有限。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作品统统从文学史上删除抹去，不留一丝痕迹。

　　２、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的热血和火炬

　　另类红色诗歌，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有了端倪。有人歌功颂德，也有人力求远离官方的红色话语，张扬个体的生命意识。这两类红色诗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宣传性文学，后者属于创造性文学。陈思和在《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潜在写作”》中指出，我们今天读到的胡风、绿原、曾卓、牛汉、彭燕郊等人五、六十年代的某些当时未发表的诗作，仍然感到是“那个时代如尼采说的血写的书”。

　　新一代企盼曙光的青年诗人骆一禾，在《女神》中写道：“哪一首血写的诗歌／不是热血自焚”。在《巴赫的十二圣咏》中，诗人听到了沿着“黄金风管”的“满身流血”和“敲响的火”。

　　避开官方的红色话语，是一条路；解构官方的红色话语，是一条更勇敢的路。要进行这种解构，首先得像后羿射日一样瞄准红太阳这个靶的，还青山绿水以本来的面目。正当“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的时候，诗人多多警觉地发现，“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芒克觉醒过来，看到“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组诗《天空》）；顾城告诉我们：“红花，／在银幕上绽开／兴奋地迎接春风，／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片血腥。”（《眨眼》）。在蔡楚眼里，所谓“红色江山”，“都是在人的尸体上建筑海市蜃楼／祭起半圈装点江山的虹霓”（《人的权力》）。

　　这是色彩感敏锐的捕获。这是诗人们在一个“错误的年代”洞悉到的真相。乍看起来，似乎是诗人们的视觉变化或幻觉，实际上高度概括了中国红色革命原形毕露的转化过程。

　　近年来，杨春光以个人的新生血液，对“红祸”进行了全面清洗：

　　你在我的血管中流淌

　　把我的长江流成了败血的脉

　　把我的黄河流成了黑血的河

　　把我的青春的岁月流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

　　我为此要用血的代价来清除你的淤毒

　　我为此要用再生的能力把你的肿瘤连根消除！

　　——《红色写作·红祸》

　　这种解构需要热血，也需要火的力量。火不仅具有强大的摧毁力和破坏力，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给人类带来光明、热情和温暖。骆耕野的《不满》，“像煤核怀抱着燃烧的意愿”，曾及时地大声对现状喊道“我不满！”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黄翔等一批贵阳青年以《启蒙：火神交响诗》为总名，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首次张贴，点燃了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的新的火炬：

　　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

　　火炬说

　　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

　　火炬说

　　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

　　火炬说

　　把暴力和集权交给死亡吧

　　火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