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黄色诗歌
黄色具有最丰富的象征意义。这里,我们仅从下述三方面涉及它的审美特征。
1、为“黄色”正名
根据科学色彩学,黄色是最接近光的色彩,可以带来温暖和满足的印象。在多种宗教中,金黄被视为神性的象征。在欧洲历史上,皇族贵妇淑女曾着橘黄色丝袍以显高贵。只有昂贵的纯白丝织品才配染成橘黄色。由于橘黄色被视为爱的色彩,后来演化成情欲的象征。在绘画中可以看到爱和美之神维纳斯着黄色长裙的形象。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一度把黄色服饰视为妓女的标志,甚至强迫妓女穿戴黄色的缎带、腰带或披肩。近代西方,黄色的这一层象征意义日渐淡化。
现代中国赋予黄色以淫秽、色情的贬义,追溯起来,可能源于美国报界。《纽约世界报》于1890年开始,以“黄色新闻”(yellowjournalism)为栏目,以渲染的手法报导桃色、内幕、暴力和犯罪新闻迎合读者,以致发行量急剧上升。后来,与之竞争的《纽约时报》步其后尘,炒热“黄色新闻”。中文所说的“黄色书刊”,可能是从yellowjournalism的yellow直译过来的。现在,西方并不把黄色视为淫秽或色情,中文中“黄色”所象征的这一层意义,用英文形容词来表达,相当于pornographic(色情的)、obscene(淫秽的)等等。
谈到黄色,首先应当指出情诗或爱情诗与黄色诗歌的区别,情和欲的区别。在禁欲中能够揭示出禁欲的原因和写出人对于欲的渴望,在纵欲中能够写出人仍然感到乏味的精神上的突围,这样的文学和诗歌,当属好的黄色诗歌。如黄翔在《秋潇雨兰》一文中所说的,“对于具有浓厚精神色彩的诗人,他的爱欲总是摆脱不了生命深层忧郁的投影,总是渗透着他的民族的源远流长的心性。这里,绝不仅仅是暴露一个赤裸裸的‘性’字。”仅仅暴露一个赤裸裸的“性”字的,才是西方人所说的“无聊的、低级的”、“淫秽的”的东西。八十年代初,鲁扬曾在《莫把腐朽当神奇——组诗<诺日朗>剖析》一文中指责杨炼“把现实生活中那些流氓、淫棍、‘性解放论者’以及‘种马’、‘种牛’们的丑恶行为大大美化了”。换言之,在鲁扬眼里,这完全是“黄色诗歌”。这种批判显然是极为简单化的。
红色一统天下之时,谈性色变,一概指为“黄色”而扫荡之,甚至民间情歌,也难逃棍子。因此,我们应当为黄色正名。
2、挑战权力文化的黄色诗歌
《说文解字》云:黄,从田荧声(荧是古光字),地之色也。黄是土地的颜色,是中央正色,也是稻谷的颜色;黄河流域、黄土地是中华民族祖先繁衍生息之地;中华民族属于黄色人种,以黄帝为共同祖先,以炎黄之孙自豪。据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色彩崇尚的习俗。有“土德之瑞”的黄帝,原本崇尚黄色,禹王崇尚青色,汤王崇尚白色,到周文王才开始崇尚红色。战国之后,秦始皇重黑色。按照董仲舒的“三统说”,历代王朝的交替,乃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所以,汉代复归尚红的传统。经南北朝之乱,隋朝以后,黄色被钦定为帝王龙袍之色,“黄袍加身”即称帝之意。从此,平民百姓禁穿黄色衣服。到唐代,黄色已成了帝王专用色,日益覆盖了权力部门。
苏晓康等人创作的电视连续片《河殇》,虽然写于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但禁令仍在。《河殇》的作者们不得不自律,从而使它染上了扭曲的色彩。《河殇》固然有比较性的中西文明史论的成分,但不可忽略的是,它同时也是带有政治寓意的散文诗。它以色彩障眼法把中国文明界定为“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第六集《蔚蓝色》),看到了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既可象征民间文化又可象征权力文化的双重特色。它的潜台词不无含沙射影、“指黄骂红”之意:
……此刻展现在你们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孕育变成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第五集《忧患》)
在《河殇》之前,杨炼的《七十年代·中国纪事》中的某些篇什隐隐觉察到黄色文明的二元性:
这是发生在太阳沉睡的时候
夜,批着法衣
却惧怕泥土、爱情和人的笑颜
惧怕色彩、笔和心灵
惧怕民族的真实和情感
——杨炼《黄》
与此类似的是,老诗人孙静轩写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诗人把古老的中国喻为“神话的摇篮,暴政的温床”,已经为《河殇》开了先声。
黄种人的归属,华夏文明的影响和民族风格的形成,养成了中国人对黄色的复杂的矛盾态度。《河殇》对权力文明的质疑,同时在诗人那里也引起了反响。在野草派诗人孙路的《黄色》中,黄色是一个“伤心的名字”,诗人近乎诅咒地把黄河指为“深长,溃烂的伤口”,声言要“解剖”、“戳穿”、“涂改”黄色“这恐怖的大写”。
3、表现民族情感的黄色诗歌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我们的原始意象的蓄水池。黄土地和黄河,作为炎黄子孙胸怀的土地和心灵的蓄水池,千百年来地脉不断,水流不断,是永远可以寄托民族情感的审美对象。作为权力文化之象征的黄色,在当代中国已由红色取代,所以,黄色更适合作民间文化的象征。“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人伦,永远是黄色文明中最可宝贵的思想根源。
当代中国,复杂的民族情感,来自黄色的忧患。农民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组成部分和最受欺凌的群体,他们代表着最强大也是最危险的力量,因为他们身上既有勤劳勇敢的品德,忍受苦难的韧性和道德良知,也有愚昧、落后、奴性和暴民倾向。八十年代由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以浊浪滚滚的黄河之滨陕北黄土高原上大面积黄土为主要色调,传达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沉重和压抑的悲剧感。我们可以从镜头聚焦的“黄土地”发现令人震惊的信息。
爱国主义、民族感情,是某些批评家和诗人排斥的“共名”,但它不止于一个时代的“共名”,它是贯穿炎黄子孙几千年文明的“共名”。《黄河大合唱》、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和《我爱这土地》,不愧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爱国主义名篇。台湾诗人余光中也在长诗《敲打乐》中高昂地唱道:“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乔羽的《我的祖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歌曲中,是非常难得的爱国歌曲,作者避免了红色话语而把眼光对准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今天唱起来,仍然感到那样亲切。骆一禾的《大地的力量》、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和《会唱歌的鸢尾花》、江河的《从这里开始》、杨春光的《黄河摇篮》等以长江黄河为题材的诗作,无不表达了一代中国青年诗人的深厚的民族情感。他们懂得中国的苦难,同时忧虑中国的未来,并为之承担责任。这种意义上的黄色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民间基础,根植于内在于诗人心灵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