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现实主义的回归。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确定苏联文学的任务，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要求苏联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去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先前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不少先前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或“同路人”作家如谢尔盖耶夫-倩斯基、希什科夫、阿·托尔斯泰、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费定、列昂诺夫等，经过多年探索，在新的创作实践中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外，还有文坛新秀如奥斯特洛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和包戈廷等，步入文坛不久便创作出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由于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有法、德、英、美、日本、中国等4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因而大会的结论对各国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英国立即出版了日丹诺夫和高尔基等人的大会发言，《剑桥左派》等杂志赞扬苏联作家严肃而努力地把文学作为工具来集体创造一个有觉悟、有自由、有教育、有文化的无阶级社会，并且批评英美中产阶级作家一心追求个人的艺术和纯粹个人的真理。美国作家在193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美国作家同盟”，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领导，并且在《新群众》、《党派评论》等杂志的推动下，开展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等问题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各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欧洲的回归或复苏创造了条件。英国作家衣修午德的纪实性柏林系列小说、伊夫林·沃的社会讽刺小说和普里斯特利的社会喜剧小说承继18世纪笛福、菲尔丁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满足了生活在动荡年代读者的需要。在美国同样是现实主义占优势的时代，从高尔德自传体的《没有钱的犹太人》、德莱塞的《美国悲剧》、赖特的《土生子》到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觉》、厄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以及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蝗虫之日》等都是反映萧条时代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法国，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被认为是法国的第一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其他优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还有阿拉贡和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保尔·尼赞。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进步作家成了反法西斯文学或抵抗运动文学的中流砥柱。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下，现实主义仍然是总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国情虽然有所不同，但为了反对德、意法西斯的扩张、侵略与统治，为捍卫自己国家、民族的未来，面对着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各国一切具有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操的作家无不运用手中的笔，积极反映现实，以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坚定地与法西斯进行斗争。法国是最早沦亡的国家之一，但法国作家如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都在民族危急的关头参加抵抗运动。安德烈·莫洛亚当年已经55岁，仍然投笔从戎，参加北非、科西嘉和意大利等地的战斗。法国抵抗运动期间出现了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通俗易懂，一反现代诗的朦胧和晦涩而广为流传。例如阿拉贡就改变自己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他那具有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和长篇小说《共产党人》等是这时期极为出色的作品。战争还使萨特从相信个人的绝对自由转而投入现实斗争，从对世界和人生的冷漠，转变为积极介入法国和世界大事，从而创作了不少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小说、戏剧。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但斯坦贝克的《月落》、麦克利什的诗剧《城市的陷落》、丽莲·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等都是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在北欧，无论是被占领的丹麦、挪威的爱国作家，还是作为中立国的瑞典作家，都加入抗击法西斯统治的洪流。中欧、东南欧诸国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1938年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1939年9月攻占波兰，1941年占领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于1939年4月出兵占领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反动政府则先后追随德、意法西斯势力，作为附庸参与德军对苏联的进攻。这些国家的进步作家在面临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往往通过历史小说动员和激励人民向法西斯展开斗争。瑞典作家维尔海姆·莫贝里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如伊·尔日阿内克等借古喻今，以历史小说来揭露敌人，鼓励人民奋起反抗，讴歌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时期报告文学很流行，对战争进展的报道，对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描写都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即使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的统治并不意味进步文学的死亡。尽管史学家认为内战结束了西班牙近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但年轻一代作家诸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迅速崛起，继续唱响反法西斯战歌;内战时期兴起的战地小报以及后方刊物的新闻报道和诗歌专栏、战地剧，都为作家提供了反法西斯创作的园地。在意大利，曾经在法西斯文化高压政策下被迫沉默的知识分子在30年代逐渐觉醒:克罗齐的历史论著借古讽今，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法西斯政权;流亡法国的作家组织了“正义与自由”运动，拿起笔向法西斯开战;隐秘派诗人走出象牙塔，写起反法西斯的政治抒情诗;超现实主义小说家则用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法西斯主义。总之，意大利文学向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回归，并与抵抗运动同步发展，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尽管纳粹分子大肆摧残文化，不仅焚烧图书，而且对作家们从精神到肉体进行疯狂迫害，但无论是背井离乡的德国流亡作家还是留在国内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都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抵抗文学是德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流亡作家更是继承和发扬了德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创造了名闻遐迩的流亡文学，其中一些作品还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瑰宝。

　　

　　 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之下从高潮走进低谷，但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等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革命方向，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意志。进步的自由主义作家坚持批判侵略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如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此外，还出现了金子光晴、小熊秀雄、小野十三郎、冈本润、壶井繁治等一批抵抗诗人。有些正直的日本作家为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向私小说、历史小说和风俗小说等方面发展;许多有良知的作家则完全封笔，表示沉默的抵抗。 然而，即便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很兴旺的三四十年代，也并不是某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方法能够一统天下。由于国情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在各国都得到认同，尤其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各国许多进步人士因愤怒失望而与苏联和共产党决裂。1997年英国出版的《重写30年代:现代主义及之后》就用大量史实说明，虽然英国左派赞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接受它。同时，艾略特、乔伊斯和吴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事实的确如此。综观那时的文学可以发现，同样是北欧的反法西斯文学，并不都以现实主义形式出现，在被德国占领的丹麦、挪威，象征主义手法似乎更起作用，如挪威作家塔尔耶·韦索斯甚至改变以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转而采用象征主义，以巧妙的隐喻和寓意表达他对法西斯的憎恶和对抵抗运动的支持。法国反法西斯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是普遍带有超越现实的倾向和哲理的色彩。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的许多作品是在抵抗运动期间为了配合反法西斯斗争而创作，但他们的指导思想却是存在主义哲学。他们那些关于异化的世界和人生的荒诞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曾风靡一时，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如，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和康普顿-伯内特都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但关注的并不是下层人民的疾苦，前者主要描写有闲富裕阶层的生活、爱尔兰故乡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和恐惧感;后者大多与现实无关，而是以维多利亚后期或爱德华时代为背景，主要表现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 现代主义的高潮尽管已经过去，但大师们还在创作，还有一定影响。虽然吴尔夫当时承认，在社会处于混乱的时候，作家不可能对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完全不闻不问，但她的《岁月》与《三个几尼》并不是写战争、政治，而是关于家庭和性别关系，是许多学者不会想到的另一种政治。乔伊斯仍在写试验小说《芬尼根守灵夜》，艾略特在诗剧《大教堂谋杀案》中继续对表现形式进行探索与革新，并且影响了克里斯托弗·弗赖、奥登与衣修午德等诗人。在美国，福克纳虽然关心政治，抨击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他仍然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和多视角等手法。即使像多斯·帕索斯、斯坦贝克等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在使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手法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试验与创新。前者在社会小说《美国》三部曲中采用乔伊斯式的语言和“新闻短篇”、“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等试验性的文学技巧;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也不断探索综合运用各种叙事技巧，如在小说的叙事文本中穿插了一些散文诗篇，强化渲染特定的氛围或者表示某种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