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人在河那边对你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你可千万别会错了意。那一定是一个你从不认识的男子，在调你的情。为什么？倘若是你认识的男子，他绝对不会不喊出你的名字。而且，在这样一种场合，他越是喊得亲热喊得甜蜜，越是能捕获你的欢心。倘若他对你有情，而你对他无意，他也不必感到尴尬。

同时，你绝对不要联想到，这是广西的刘三姐在跟你唱情歌。刘三姐所唱，心中并没有你。她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内心情感的发泄。要知道，真正的情歌，只适宜于两个人之间。大庭广众之下唱情歌，十有八九是一种挑逗，你如果愿意被挑逗，你才可以和他渔歌互答。

《关雎》便不是这样一首情歌。

读《诗经》当然不能不读这一首《关雎》。《诗》有四始，《关雎》，风之始也。

什么是“风”呢？《诗经》有十五国风。有关这个“风”字的解释，三千年来，不胜枚举。《毛诗序》是这么解释的：“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是什么东西呢？西汉之时，有四大家传授《诗经》的学者，一是鲁国（诸侯国）的申培。申培是什么人呢？他大约生于公元前219年，死于公元前135年，少年时代跟浮邱伯学诗，做过楚国的中大夫。汉高祖十二年时，刘邦到鲁国还专门接见过他，后被汉文帝拜为博士，汉武帝时，他做到太中大夫。他所传授的《诗经》称鲁诗。他的弟子众多，著名的就有赵绾（做过御史大夫）、孔安国、庆忌等人。一是齐国的辕固，这是个大儒，很有意思。一次，辕固与黄老道家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问题。黄生根据君尊臣卑理论认为汤、武并非受命而王，而是弑篡；辕固则强调汤、武乃人心所归，是受命而王。景帝对于两人的观点不置可否，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的判语结束了这场学术争论。景帝之母窦太后崇尚黄老之学，好读《老子》书，她向辕固请教，辕固直言不讳地说：“此家人言耳。”说黄老之学是妇道人家没见识说的话，贬道家而扬儒家。窦太后听后大怒，命令他到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暗中相救，才得以脱身。他所传授的诗就称齐诗。一是燕国人韩婴所传授的诗，称为韩诗。他生于约公元前200年，死在公元前130年。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

这三家诗因为用的都是“今文”，就是当时西汉流行的语言文字，因而风行一时。而毛诗晚出，前三家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之时，毛诗只是在民间传播。它是由鲁国人毛亨（人称大毛公）和赵国人毛苌（人称小毛公）所传授的，所以称“毛诗”。而毛诗用的不是当时的文字，是古文，就是秦汉之前的文字。这样一来就有了四家争鸣。这几个人都是饱学之士，有的还是从前朝走过来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国宝级”人物。四家所讲述的诗经都不大一样，互相之间也就存在竞争。偏偏奇怪的是，前三家诗最后都没竞争过后一家，三家都先后消失了，而用古文传授的毛诗反而流传了下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本子，就是“毛诗”。

《毛诗序》又是怎么来的呢？二“毛公”对诗的解释，称“传”；后来东汉一个大儒叫郑玄的，给毛诗做了“笺”，人称“郑笺”，后来元好问有首诗叫作：“诗家只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说的就是西昆体诗虽好，可惜的是缺少像郑玄那样的笺注。后来唐代人孔颖达又做了“疏”。传是对原诗的解释，笺是对传的解释，疏又是对笺的再解释。这三家合起来就成了后来的《毛诗正义》。《正义》里面有序，分大序、小序。小序是列在每一首诗之前的，用来解释各诗的题旨的，大序只有《关雎》一篇才有，相当于后世的总序。小序的作者相传是子夏、毛公，子夏就是孔子的弟子卜商，做过春秋时魏文侯的老师；大序的作者，郑玄认为是子夏，但从朱熹开始，都认为是东汉卫宏。朱熹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的：“(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范晔又是根据什么认定卫宏作《毛诗序》的呢？不得而知了。如此，我们是信郑玄的还是信范晔、朱熹他们的呢？这很难说清楚。不过，是谁作的我们暂时可以撇开，不管是子夏还是卫宏，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从汉朝开始，《毛诗序》就已存在，并且宋代都接受了《毛诗序》的观点。

费了这么多笔墨讲《毛诗序》，似乎无关宏旨，其实大有必要。因为，一篇大序不仅告诉我们古人是怎么理解《关雎》一诗的，更重要的还告诉了我们一部《诗经》的性质和主旨。

这篇大序，先解释了《关雎》。它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毛诗解为后妃为文王寻佳偶；朱熹解为文王寻后妃。不管哪种解释，一个共同点都在于说明文王之行风化，自后妃之美德始。“风”就是风化、教化之意。

值得指出的是，到了后来，关于“风“的解释就开始发生质变。变化之一就是朱熹提出的“风”是民歌说；变化之二就是“诗缘情”说的文学观念突起；变化之三就是后世的革命家对劳动大众的情感迁移。风，也就成了风俗。

朱熹提出民歌说，要否定《诗经》作为圣贤经传的传统观点，一个可能是为他的“四书”张目，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他的天理扫清障碍，而否定圣贤经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乐于见到的成果。把“风”当作民歌，还有理论上的支持，那就是诗缘情的文学观念取代“诗言志”。所谓“风化、教化”即主“言志”；所谓民歌，即主言情。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而，“风”为民歌说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这一变化，并不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自然而然的转变，相反，这一转变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是圣贤经传，那么它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普通劳动人民；而既然定性为民歌，那么它的版权无疑则要归属劳动人民了，而这恰恰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能力的有力佐证。这就是《诗经》性质问题的谛奥所在。人类业巳跨进21世纪的门槛，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令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么，《关雎》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诗。人皆有爱，发乎为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只是人的一种本能。而人有立志，志立于心，心之所志，发言为诗。这便是《诗经》中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毛诗大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关雎》所唱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俨然有那种“美人如花隔云端”的朦胧之境。然而，《诗经》三百篇所歌之美人与淑女是有区别的。美人侧重于她的外在描写，而淑女则往往与君子对举。其意十分明显。

那么，《关雎》所唱的仅仅是一种爱情吗？仅仅是在呼唤自己心中的爱情吗？显然不是，相反，《关雎》抒发的主要是一种志，就是君子对淑女志在必得的感觉，扩而大之就是君侯对贤人的渴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先指认一个对象，一个“淑”字，表明此女之品与德，值得君子向往；而全诗并没有说淑女对君子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爱，全然是“单相思”。诗人也没有告诉我们，君子最终得到淑女没有。在没有得到“淑女”前，君子“辗转反侧”。末二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显然是君子在辗转反侧的良好愿望：我要是得与淑女匹配，一定要好好对他，这是君子在心里的誓言。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长期以来被视作为孔圣人赋予此诗一种道德规范。这也是错读圣意。倘若真的仅仅是什么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赞歌，何以哀而不伤？其所以有哀，乃君子之志可哀也。君子之志为何？就在于对美好品德和教化天下的追求。

值得格外指出的就是，《诗经》时代的“君子”绝不是什么女子对男子的通称。什么是君子呢？“君子”一词常见于《尚书》，是对贵族的通称。如“君子所，居无逸”、“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以“君子”称贵族，是家族宗法主义的产物，因而，同样被赋予了天命观念。《诗经》中的“君子”显然是与平头百姓相对的，如“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标准，和小人相对，是整个先秦时代两种人格的规定。孔子给君子规定的三种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己都说做不到。更何况其他什么人呢？

同样，《关雎》中出现的“琴瑟”、“钟鼓”恐怕也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拥有的娱乐工具。不说《诗经》时代，这些高雅的乐器，到了今天尚没有普及到一般工薪阶层，更遑论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了。能说《关雎》是民间的乐音吗？

那些反过来挖苦朱熹们，说他歪解此诗的新青年们，所指认的一句能够与爱情挂上勾来的便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啊，多美的爱情场所啊，多朦胧的爱情意境啊，什么“雎鸠”是离爱情最近的鸟，什么淑女配君子，君子追求淑女啊，又有水，又有鸟，又有男，又有女，在他们眼里，只要有男女在场的地方，必然会生出一场缠绵的爱情，却全然不顾这是三千年前。

三千年前的《诗经》时代，平头百姓没有今天的帅哥靓女们那么浪漫，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奴隶或贫寒的日子里的百姓人家。有人歪掰出这样一首歌：“原始社会好，原始社会好，原始社会人们光着屁股跑，男的追，女的跑，追到之后按在地上搞一搞……”虽然粗野，倒还形象，道出了三千年前的“爱情”真相。

可见，三千年的这首所谓的“爱情诗”，是后人会错了意的绝唱。

到底是谁在歪解《关雎》呢？后世歪解《关雎》的，连关雎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如果说雎鸠真是一种所谓的爱情鸟，那么，后世这种鸟为何不见用来作爱情的代表呢？相反，倒是《诗经》中的鸳鸯成了爱情的化身。

且听雎鸠“关关”的和鸣，映照着君子与淑女的和谐匹配，一首打着爱情幌子的诗歌就这样一唱千年。（本文摘自《刘绪义《诗经》心得》 刘绪义 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