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诗歌曾经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青春岁月中无数个美好的日日夜夜。她在我们的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和神圣！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与诗相伴的美好岁月，已离我们越来越远。可以说，自从某些故作纯情的诗人的诗歌大受追捧，自从诗歌成为了诗人们自娱自乐的卡拉ok之后，当代诗歌在我心中的地位便从此一落千丈。如今，那些昔日令我心存感激的诗人们，果真是廉颇老矣？    

    2007年的某一天，笔者在书店里不期而遇地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出版的诗歌特大号。翻开杂志的首页，我赫然看到了一则编者的留言。其中写道：“应当说，目前是中国新诗发展最好时期之一。诗人们对诗与思、诗与现实、诗与艺术的理解和洞察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敏感、深入和精微。各自相异的诗观与不同的写作的方式并存，相互映衬，丰富且绚丽。这是个诗人自主写作的年代，老诗人写得朴素、透彻，其作品却更有分量；中青年诗人成为诗创造的主体，他们井喷般的写作喷涌出中国诗歌新的高度，而层出不穷的新人出手不凡，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然而，在拜读了被编者称之为“优中选优”，“有代表性”的这期诗歌特大号之后，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想起了大跃进年代时的浮夸风。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被称之为是新中国工业生产的黄金时代。农业生产大放卫星，红薯大得来连人都抱不动。那时的诗歌创作，简直比现在我手头的这期诗歌特大号所说的诗歌井喷还要喷得厉害。一个公社甚至都有好几个诗歌创作组。连我外婆家的一位远房亲戚都一不小心就成了诗人。他的几首诗都因想象奇特和大胆的夸张而在当时上了最权威的《诗刊》杂志。并受到了文坛大家和前辈们的广泛称赞。    

    读罢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这期《人民文学》，我真觉得，当今一些诗人的诗歌，简直就像是外星人的信手涂鸦，仿佛存心要让地球人都看不懂，真是难为了读者。看看这首名叫《祈求》的诗吧“如果我的祈求能被听见/诗人们/请在伊拉克那个乞讨的小盲孩碗里/写下这样的诗歌：/春天来了我却不能看见”。这是诗歌吗？我只记得我曾在某著名的杂志上读到过一则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故事：在巴黎的一个地铁口，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但行色匆匆的人们，根本无暇理会盲人的乞讨。一位见此情景，从盲人身边路过的诗人在牌子前面加了几个字，就成了：“春天来了，我什么也看不见”。这美好的诗一样的语言立即打动了过往行人的心，他们纷纷向这位盲人解囊相助。我以为，像《祈求》这样的诗，哪里谈得上是什么“优中选优”的诗歌佳作，该诗作者简直走的就是郭敬明一样的“创作路线”。    

    再看看该期杂志中的这样一些诗吧：“我有一个秘密——/我爱上了垃圾箱边的疯子。我爱/他与一群苍蝇的窃窃私语，爱他与一匹饿狗/善意地对峙，我爱他听得懂小动物悲惨的命运/薄霜正在降临。我爱他把一打避孕套吹成球形”，“今晚向妓女学习如何与不爱者相处/在六合街，在加缪写过的那种/小门厅，今晚的湖南妹/是县城生活的导师。她随手/逮掉一根耻毛：如果这根针/扎不痛你们的手指……”，“正在此时X先生的精子/如万箭齐发升上天空/却找不到N女士的卵子/她总是改变自己的线路”。我不知道，诗人们究竟是在写诗，还是在向我们讲解底层人们的“性生活指数”和给大家上生理卫生课。屈原和李白们恐怕永远都想不到，当今诗人们井喷出来的，竟是这样一些“精品”。如此的诗歌，的的确确要让人刮目相看了。    

    这些年来，诗坛简直越来越像娱乐圈。那些患有妄想症的诗人们，有的幻想和王小丫一起到乡下去放牛，没人的时候就好偷偷地亲一口。有的居然公开宣称愿意被富婆包养。有的诗人为了捍卫诗歌，竟连裤子都脱掉的。甚至还有王婆卖瓜，公然宣称自己的诗歌超过李白的。“梨花诗人”们写起诗来，简直就像流感病人打喷嚏，只图自己打得痛快，根本不考虑环境是否污染和读者的感受，连大便都一起放进了诗里。对此，我们连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国家一级作家，诗人赵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众应该提高自己的审美。    

    中国历代的诗人的社会地位都是最高的，被看作最智慧的人群，只有在这个时代，诗人是被踩在脚下的。并坚信历史会证明自己的诗是真正的诗歌。但我要实话告诉诗人赵丽华，大众的审美水平再怎么提高，也绝不会提高到把大便当作黄金来欣赏的地步。诗歌堕落到如此的地步，许多诗人不是自己去从内心深刻地反思，却动不动就去责怪读者不读诗，鉴赏能力低下，甚至总是幻想，仿佛有人要存心与诗人们过不去，与其为敌，以致将所谓的“保卫诗歌”变成了古今诗坛罕见的脱裤子闹剧。真是丢人现眼，玷污了圣洁的诗歌。（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