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村官路

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

“村长助理”王强站在顺平公路的岔口处，不时地跺跺脚，活动一下有些僵硬的腿脚。偶尔有村民经过，都会停下来跟这位新上任的村干部寒暄几句。他只是讪讪地笑笑，却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对方。

这是他的老问题了。平时，如何称呼那些共事的村干部就让他挠头不已，“按年龄算，应该叫叔叔，但同事之间似乎更应该直呼其名。”

被动“下乡运动”

王强的正式职务是村委员会主任助理，任期3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录入村委的文档，还要负责教村民一些简单的电脑知识。

村里的干部多数由中年人充任。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上下，基本是中学学历。站在这个行列里，大学生王强显得很扎眼。

“来这里之前，我权衡了很长时间”，他说。

王强喜欢自嘲为“第二代知青”。在他看来，自己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到做了村官，跟建国初期的上山下乡运动颇有几分相似。同样类似的，还有那句著名的“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传口号。

与当年的知青不同的是，在日趋紧张的就业压力下，这轮“下乡运动”显然是大学生的一种被动选择。

不过，政策的制定者们更喜欢引用梁漱溟说过的那句，“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在他们的设计里，基层就业的大学生像撒进土壤里的种子，长出的将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硕果。

在王强看来，所谓的“乡村建设”是一个距离自己很遥远的理想宏图，他所能够奢望的，仅仅是基层工作经验能够帮助他顺利地在合适的时机转为城里的公务员。

难以复制的“北京模式”

刨去每月230元的保险费用，王强每月的收入在1800元左右。这比北京市区中小企业给的报酬略低一些。不过对他来说，能解决北京户口是个更大的诱惑。

读了4年的金融专业，王强一直希望能够进入银行工作。但对他来说，北京户口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坎儿。直到毕业前两个月，他报名参加了北京市选拔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考试。

今年7月，总计3095名大学生被北京市“村村有大学生计划”录用，成为新鲜出炉的村官。王强仅仅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根据人事部统计，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有4000多万。因自然减员等因素，全国每年须补充100万-150万名基层干部，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县、乡两级。

“若无有效的政策引导，大学生下不去，既不能缓解就业压力，又不能制止县、乡两级继续招用低层次人员，‘人多没事干，事多没人干’的状况将会继续存在，基层干部队伍的结构也无法改善”，原人事部副部长陈存根说。

依照中组部的规划，从今年开始，政府将在5年的时间里分批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庄任职。北京市显然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自2006年以来，该市共招募了8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任职，基本实现了“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但显而易见的是，“北京模式”的成功，更多在于北京户口以及未来就近升迁的极大诱惑力，对于非中心城市的基层来说，并不具备可复制的条件。

基层就业的制度出口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之下，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工作，仍然是中央各相关部门不约而同的共识。

近年来，团中央、原人事部、教育部和中组部分别牵头出台了各自的就业计划。参与这些计划的大学生可以得到每月600至1200元的生活补贴，并在报考研究生和公务员等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的一位官员估计，“现有的国家计划总规模在10万至20万人之间。”

此外，各地实施的地方专项就业计划合计达到48种。

有人试图改变这种“多部门、多项目”的工作格局。2006年11月，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上，陈存根提出，鉴于多个计划工作内容基本相近，重点工作时段也大体一致，各项目缺乏统一规划、统一安排，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各类专项计划的整体规划。他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央有关部门将这几个项目统筹为一个项目，制定统一的政策。

担任人事部副部长的1年多时间里，陈存根敦促人事部相关司局撰写了“一揽子”计划，希望在5年内推动百万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但随着他调任重庆市组织部部长，“一揽子”计划逐渐被搁浅下来。

一位参与相关文件写作的成员评价说，“政府推动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最大难点在于编制。”现行的基层就业计划大多集中在支农、支教、支医等领域，都属于传统的事业单位范畴。如果采用“定岗定编”的方式，政府每年要增加以数十万计的工作人员，就此背上巨大的人员和财政包袱。

“这项工作牵涉到多个部委，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非常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处长评价说。

他还透露，明年1月份，中央即将出台新的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纲领性文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正在酝酿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扩大基层就业的学生规模，并相应增加财政和政策支持。新计划将采用周转编制、规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定向吸纳就业的比例等方式，扩大基层就业大学生的制度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