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8日，萧红弥留之际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为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1月22日上午11时许，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人世，时年31岁。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没有比萧红研究更令人伤脑筋的了:一方面在1933年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她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另一方面，就如《萧红传》的作者季红真发出的感叹,“萧红的思想和才华长期被人们漠视,私生活却不断地被爆炒。以至关于她的生平,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资料出入极大,无法考证”。她的出生、读书、逃婚、被困、得救、生产、离异、再婚、病逝，到作品的评价，几乎关涉她生命旅程的每一腾挪，都有众说纷纭的回忆，越说越糊涂,甚至在最接近萧红的人们笔下，写出来的事情也相去甚远、互相矛盾。留下许多疑团和空白,成为一个罗生门。

    萧红三次去北平，目前的资料和研究都是零散和不充分的。现在当事人已经全部故去，一切疑问，都成了一个谜，可能永远无解。我们此番的地理寻踪就是将萧红在北京的生活痕迹呈现给读者。

    ■萧红第一次到北京，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但是她到底是求学还是逃婚？

    “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这充满了喜悦感的话，是19岁的萧红写给她的好朋友沈玉贤的信中说的。

    1930年的夏天，出走的萧红到北平后，与陆哲舜先住在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他们搬到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院落里，还请了一个北平当地人耿妈照料饮食起居。陆哲舜为了坚定萧红逃婚读书的决心，先期从法政大学退学，于1930年4月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中国大学在二龙路，萧红上的女师大附中在辟才胡同。

    此番地理寻踪，我走的路线和他们当年的顺序是一致的。走在西单路口连接中友百货和君太百货的过街天桥上，就已看到“中京畿道”的路标，一路西行，已看不到一所旧房子，能够跟记忆关联起来的，仅剩下“京畿道小区”这样的名字，而西京畿道则连名字也没有了。

    如今地图上已经没有“二龙坑”只有“二龙路”。走上蜿蜒如龙的二龙路，两边也全是新建筑，看不出丝毫旧日模样。清人朱一新《京师坊巷地稿》将今二龙路这一带称为“二龙坑”。在老北京，凡是带“坑”的地名，全带水。二龙坑的水形成应该和大明濠有关，明清时代，民族宫旁边的太平桥大街不是街，而是一条流着水的壕沟。

    到清末，因为都往这里的大水坑中倒垃圾，经年累月，垃圾不仅填平了二龙坑，而且形成了一座垃圾堆成的“二龙山”，臭气熏天、蚊蝇孳生。据学者考证，闻一多先生在1925年4月写的《死水》中多次提到的“一沟”就是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民国初年，二龙坑被填平修路，称二龙路。现在二龙路为西城区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驻地。

    据回忆文章说，每到周日下午萧红他们的小院里高朋满座，李洁吾、苗坤、石宝瑚、李荆山等一批在北平的哈尔滨三育中学校友，每每要聊谈到听见打更人的梆子声才踏月星散。李洁吾晚年回忆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每周日都来相聚，但总能碰到三五人，聊谈的内容无所不包热闹非凡。可是经济上的窘况很快显露出来了。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萧红来时又没带冬装，11月中旬，还穿着单衣去上课，冷得瑟瑟发抖。但这还不至于影响两人快乐的心情。一夜雨雪，李洁吾第二天一大早去看他们的时候，萧红正在院里赏雪，陆哲舜则正在西平台顶上用竹竿敲打树梢上残存的枣子。然后萧红很兴奋地用小砂锅烧煮从墙头上轻轻拂下来的积雪，等雪在锅里融化再把红枣放进去，满屋散发着枣香。萧红用火箸敲打着炉子说：“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雪泥红枣啊！”

    走着走着，在二龙路的路中间赫然发现一株古树，落光叶子的虬枝向上向两旁恣意伸展着。近前看到树身上的铭牌：古树（二级），编号：11010201244，鼠李科：酸枣。不由让人一阵高兴，当然它未必是萧红笔下的那一株枣树，但它一定看到过有一捧煮在雪水里的干枣给萧红多大的欣喜，一定隐隐听到过那一群高谈阔论的东北年轻人的阵阵欢笑声。

    再往北走，就到了一条上下四车道的宽阔大街，它的名字还是旧名——辟才胡同，以前它只是一条4米多宽的小胡同，但就在这条胡同中，曾先后开办过“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堂”、殖边学堂、北京筹边高等学校、女高师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辟才胡同堪称北京现代基础教育的发祥地。教育部的西边，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学楼现代化气息浓厚的玻璃门前，一座造型别致，合璧中西的门楼孤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旁边有“旧址门楼重修志”，说明1917年9月5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学校创立，11月迁到原教育品制造所之址。2007年90年校庆时遵旧制重修门楼，“青石其奠，灰石其基；天圆其拱，计高一丈一尺一寸；地方其座，计阔八尺八寸八分。”

    虽然萧红只在这里读了一年高一，但是无疑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初中毕业后，她渴望继续求学，但遭到了家庭的反对，后来是“骗”家里说否则出家才得以继续读下去。然而在家乡，他们被视为“私奔”至京，伤风败俗，寒假将至，陆家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二人一道回家，马上寄去路费，否则，自此一分钱不给。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打道回府。1932年1月，萧红回到呼兰，被父亲送到伯父家，受到严密的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