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第二次来北平，谜一样神秘

    ■萧红第三次来北平，伤痛的旅行

    均：

    前天下午搬到洁吾家来住，我自己占据了一间房。二三日内我就搬到北辰宫去住下，这里一个人找房子很难，而且一时不容易找到……

    现在他们夫妇都出去了，在院心我替他们看管孩子。院心种着两棵梨树，正开着白花，公园或者北海，我还没有去过，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

    ……

    昨天夜里就搬到北辰宫来，房间不算好，每月二十四元。

    住着看，也许住上五天六天的，在这期间我自己出去观看民房。

    ……

    写信请寄到北平东城北池子头条七号李家即可。

    这是1937年4月27日萧红给萧军的信，从北平发往上海。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

    萧红到北京后先是住在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然后找到了老朋友李洁吾的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宫公寓，但是仍然天天到李家，为的是等萧军的信。“她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据说她很怀念这地方，也想再住一住。我也同意陪她来北京住一住——尽管我对当时北京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不算太好——也许较长时间住一住，可能就会发生‘感情’了。她是作为‘先遣部队’先来北京的”[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四）》]。

    “北辰宫”的地址不详，请教章海宁有无查找线索，那两天他刚好陪同萧红研究者、《萧红传》作者季红真在哈尔滨踏访萧红遗迹，他问了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季红真“北辰宫公寓”包括李洁吾的住处的位置，也说找不到，搞不清在哪儿。

    今天北池子头条仍在，是条三四十米的短巷，两侧的几个院落都是粉刷得簇新的灰色，建筑也不是旧式民居的样貌了，最有历史感的，要算几个院门口风化破损的青石台阶。如今门牌七号的院门是个简单且单薄的小门，院落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什么树，挨挨挤挤的是搭建出的各种小房，即便门牌编号没变，也早找不到当年旧貌了。

    迈开大步走，没走上几步就已从巷口走到巷底，再放缓脚步，从巷底慢慢踱回来，揣摩着，想象着，当年萧红每一回走在这条小巷里，纠结着怎样的心绪，等一封上海来信。

    上一年离开上海远走东京，这次来到北平，同样是因为多情三郎的一再出轨，萧红以远行疗治受伤的心灵。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吗？”

    差不多每一封萧红从北平发往上海给萧军的信都是滴着苦汁的，而她从北池子头条李家盼到的回信说的是什么？“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这样的“理性语言”是不是往伤口上撒盐？萧军还告诉她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说：“那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我，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及至古稀，萧军就自己年轻时那场风花雪月，给萧红带来的心灵灾难做出了忏悔：“如果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

    感情受伤的萧红去北京，为什么还要与萧军通信？我就这个问题跟章海宁先生探讨，他认为，萧红因为与萧军在一起生活的几年间，一直受着萧军的过度保护，她一方面反抗这种保护，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依赖；在男权文化社会，特别在萧红的生活圈子里，萧红的所有朋友，都是萧军的朋友，她自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朋友。鲁迅可能是个例外，但鲁迅也不在了。即使鲁迅在，她也不愿用情感上的事情来打扰鲁迅，萧红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就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红心中能称得上朋友的是许广平，但许广平后期对萧红有些误解，虽然表面上很热和，但内心是有隔膜的。萧军当时是萧红唯一能倾诉的人。当时她还在矛盾中，到底还能不能接受萧军，她的心在挣扎，所以她没有选择马上分手，而是用分离来减轻痛苦，但痛苦并没有减轻。

    在这些北平——上海的通信中，萧红的署名都是“荣子”。发表作品时，前期的笔名基本都用“悄吟”，“萧红”的笔名是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场》时第一次使用。章海宁介绍说，因为萧军说“萧红”与“萧军”两个笔名合起来是“小小红军”的意思，多年来大家一直依据萧军的阐释来解释萧红笔名的来历。但萧红研究者叶君博士认为，这是一种过度阐释，带有浓厚的迎合政治的色彩。因为“萧军”的笔名早“萧红”一年使用，其意与红军无关，怎么与“萧红”合起来就变成“小小红军”了呢？另外，多年来萧红被“左翼”的名词包果太多，很多阐释都是从这一个维度出发，比如说萧红准备去重走长征路，写一本关于红军的故事。实际上萧红一生对政治并不热心，无党无派，虽然前期的创作有着一些左翼的色彩，但细细分析，她的作品与左翼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萧红说作家是全人类的，作家的创作是为了扫除人类的愚昧，所以时尚作家在写作抗日墙头诗的时候，萧红在写《马伯乐》和《生死场》。她远远地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作家。

    这次在北平，萧红和老朋友去逛了长城，看戏，看电影《茶花女》，还独自去北海坐了两个钟头，每天吃饭则到东安市场，花一角钱买碗羊肉面，再花一角钱买两个花卷或炒素菜。

    5月9日的信中，萧红告诉萧军在北平找民房长期租住是有可能的，并已找到一处房子，只是要和人家共用一个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需要等他来北平后再说。5月12日，萧军发出一封催促其南归的短信：“来信收到。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共同去青岛。”40年后萧军注释萧红信时说：“既然我一时不能到北京去，就决定要她回上海了。在那里像一颗飘飘荡荡的‘游魂’似的，结果是不会好的。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至‘骗’才能回来”。

    萧红短暂的第三次北平之旅就这样仓促地画上了句号。

    萧红第二次来北京，短促而神秘，梳理不清的疑点也很多。她仍然是在二龙坑西巷的旧居，住了将近一个月又不告而别。

    陆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从北平回到东北之后，萧红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号屯。当时的情景，萧红在散文《夏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对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却一直守口如瓶。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在小婶和姑姑的帮助下，藏在一辆往哈尔滨送白菜的马车上逃了出来。

    但据李洁吾的回忆，1931年萧红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显然和狼狈出逃的处境不相符。“这次来京，她穿了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狸子皮里的皮大衣。她还送给我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不久，李洁吾又在二龙坑西巷见到了找到北京来的萧红的未婚夫。“三月末的一天，她突然到学校来找我，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问我可不可帮她想想办法？我搜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才凑了不到一元钱，就全部交给了她。我问她生活得怎样，上学的事解决了吗？她只说目前都谈不到了……拿着钱走了，没再说什么。”“没过几天，我又进城去看乃莹，谁知耿妈却说：‘小姐他们走了，您不知道吗？’”而叶君的文章中提及，原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的学生高原，来北平读书后曾到萧红的住处，聊谈中得知她的生活很贫苦，常常要拿几册书到旧书摊上卖，得些钱维持生计，每天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也没有。

    萧红研究者章海宁说，萧红第二次来北平，目前资料极少，好多事实还不清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萧红与未婚夫在一起，这些衣服是未婚夫汪恩甲给她添置的，最终又闹翻了，才又找李洁吾求助，但缺少文字材料的证明。研究者叶君推测，最终的情形，她可能还是和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这次离开北平，彻底破灭了萧红的求学梦想。

    此后萧红便开始在哈尔滨旅店落难之旅：怀孕、汪恩甲失踪、身无分文还欠债的困窘、向报社写信求援、与萧军一见钟情、直至开始写作生涯的人生轨迹。

    一直以来这个未婚夫是反派角色，在萧红怀孕又欠旅馆很多钱的关头抛弃了她。“因为萧红在1980年以后，一直就被贴着左翼女作家、抗日女作家的标签，按当时的逻辑，妖魔化他的未婚夫，才能增加萧红落难的悲情，大家救助萧红才更正义，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考量。

    “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隐含地透露过这段隐情：汪恩甲与萧红同居，萧红怀孕后（未婚先孕），汪恩甲再也瞒不住家里了，只好硬着头皮回家解决难题，被家人扣下。汪家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伤风败俗’、‘未婚先孕’的萧红，萧红被迫与汪家打了一场官司，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在法庭上，汪恩甲为了维护哥哥的面子，作证说不是哥哥代弟休妻，而是自己的主张，法院判萧红败诉，从此汪与萧红从法律上解除了婚姻。

    “汪恩甲在官司后，曾向萧红道歉，说他是为了保护哥哥，并不是真的不爱她。没有得到萧红的谅解。但大多数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个事实，后来萧红的一位同学在一次采访中做了披露，但遭到部分研究者的否定和激烈质疑。只有刘乃翘的《萧红评传》和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采用了这种说法。我接触萧红的家人，他们坚持认为，萧红当年确实与汪家打了一场官司。如果这场官司是确实存在的，那么，汪恩甲抛弃怀孕的萧红的说法，就应该重新思考了。”章海宁这样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