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与女
    
    在男权社会中，做女政治家很难；在一个男人应该负更大责任的衰落的帝国里，做女政治家则难上加难。本来，女人从政，在中国传统舆论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祸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与男人并无二致，也额外要得到舆论的加倍谴责。慈禧引起中国人或者外国人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末代皇朝神秘的“妖精”和“祸水”。在一个以男权为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是“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而不仅仅是内忧外患。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那么，男人中能够比的，就是各位末代的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则只有武则天。末代的皇帝从胡亥或者子婴以降，至朱由检，多逢衰世和乱世，既便意图崛起，也是无力回天。而慈禧以坚强的决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强环伺、千年积患的空前危机中，不仅创造了中兴的局面，而且启动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其业绩又有哪个衰世的男人能比？男人当政的传统王朝，没有给女人应有的地位，但慈禧当政于乱世之中，却给了无数男人——而且是汉族男人出将入相的机会，这又是哪个男人能够相比？
    
    即以女人相比，武则天也许可以称得上惟一可以比肩的了。惜乎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是高于慈禧太后的。毛泽东称武则天是“治国之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宋庆龄高度评价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的确，尚在高宗时，武则天就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则天称帝后，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她又重视农业生产。延续了大唐盛世。
    
    但是，慈禧并没有那样搞酷吏政治，奖励告密。如果说武则天功大于过，那么，历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证，也断难以和慈禧相提并论。汉初吕后诛杀诸旧臣；毒死又断人手足，挖眼睛，造成“人彘”。西晋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淫荡成性，重用外戚宦官，杀害贤良。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与宦官狼狈为奸并公开淫乱，并且和她的母亲常氏一起寻求女巫，祷告孝文帝尽快病死。北魏宣武灵皇后，毒死亲生儿子元翊，并滥杀无辜，搞垮北魏王朝。唐中宗之韦后，用垂帘听政之法干政，并陷太子于死地；后又毒死中宗，立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自己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以上数例，均反证出慈禧的执政能力，实可谓为天下女人翻了案。
    
    对政治人物的评论，一般习惯于把道德作为首要坐标。如果道德成为一个首要指标，恐怕没有几个政治人物能够过关。其主要的依据在于：天子一怒，天下遭殃。因为因政治领袖人物而死亡的百姓恐怕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残酷的现实。其实，政治人物的评论，更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即便从道德的角度而言，也应该分清公德与私德。现实主义讲执政者所处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其行为的约束性。因此，本文在此无意卷入“翻案”之争，只是从慈禧所处的不可抗拒的环境条件的角度出发，多少还原一些一个真实的政治人物的形象，点明历史政治人物的复杂性而已。
    
    
    晚清中国处于衰乱之世。其治国难度远远大于则天的时代。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
    
    借助西方历史资料和私人档案，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有论者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的“平衡者”（balan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