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有论者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曾经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在她手中中国的命运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一说，更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比如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此处应该反问的是，处于当时那种险恶政治斗争环境中的人物，无论男女，是否都差不多？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语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为她是个女人？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
    
    慈禧首先是个女人，这毋庸置疑。但因为其为女人，在男权意识盛行的国度和时代，女人把持国政，当然受尽怀疑和攻击。这是男人们的本能敌意，和慈禧的治国手段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曾经长期服侍慈禧的德龄当然最有发言权了。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着普通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1900年9月12日的《字林周报》（《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副刊）写道：“的确，皇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妇人，我们从《伦敦与中国邮报》上月3日所发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见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面：皇太后的真实品性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难以弄清的问题。她的形象已经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不过阴暗仍是其主调。”但是，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夫人的记述告诉我们，“无论内心深处多么憎恶这些‘外国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辞上都没有丝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脸上充满了善意，见不到一丝残酷的踪影”。“她非常亲切，当我们接过递上来的茶时，她上前一步，向我们频频举杯……又说道‘我们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这是经历了庚子变乱之后，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华帝国的真实写照。
    
    因为是当权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恶，也因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有人认为，辜鸿铭在慈禧太后过70岁生日（1904年）时候曾经当众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仅仅四年以前，在《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为慈禧太后辩解：“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 叠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 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的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惟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这些复杂的认识，无疑反映了慈禧复杂的人生。
    
    内与外
    
    慈禧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1 8 6 0～1 9 0 8年），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汉臣的倚重， 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后者“ 坐镇北洋， 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三十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 为之流涕” ， “ 震悼失次” 。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 “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 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