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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汉字文化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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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 作者: 张天珍 日期:2009/1/29 阅读:1009 次 【大 中 小】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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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字本位和音本位
孟华：先请教一个问题。您在《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注】一文中所谓的“汉字文化”是指的“汉字的文化”还是“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汉字性”？王蒙：我说的汉字文化主要是指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因为我认为在各种语言文化当中，语言和文字起的作用特别大，尤其是中国。这里各民族的情况各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比如说这次韩少功先生在论坛提出超越民族，这个也许是对的。比如说欧洲一些民族的情况就和中国的情况太不一样。但是至少在中国的文化里头实质上是以汉语和汉字为基础，尤其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当然这个道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孟华：您也曾提到过“字本位”这个概念。在语言学界和文学界都有人提它，但含义不太一样。总的意思是具有汉字性、书写性、文言性价值取向的是字本位的，强调汉语性、口语性价值取向的是言本位或音本位的。
王蒙：我觉得是这样，文言文是字本位的，白话文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红楼梦》中有时候一个口语单词在一章里会前后出现两次而写的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只有表达音的意思。《西厢记》里头有一句我分析就是把那个“兀突”水喝下去，现在北京人把又不凉又不热的水仍然叫做“兀突”或“乌涂”，东北人也叫“兀突”，这个“兀突”没有一个固定的写法。
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本来应该是音本位的口语，写下来以后它往字本位上发展。北京有一个骂人的俗话叫做“丫挺的”，这个“丫挺的”实际上是来自“丫头养的”，头和养反切，就变成了“挺”。可是现在写这个“丫挺的”的“挺”，我有一次写成了“家庭”的“庭”，就有好几个作家告诉我说你写错了，这个“丫挺的”就是说一个丫头挺着个大肚子，就是说她作风不好。实际他们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它是“丫头养的”一个反切。这本来是一个音本位，怎么写都行，但是写成了字以后就觉得意思也有，而且意思非常的生动，它从音上义化了。
孟华：这种“字本位”倾向在汉字解读中很普遍，人们喜欢按照字义对纯语音的书写形式进行理解。除了您说的望文生义的曲解以外，还有的给纯表音字穿上表意的外衣。如外来词“茉莉”本来写作“末利”等形式，是纯粹的表音字，但后来人们给它加上草字头，音本位的符号加上意符后就变成了“字本位”的了。
王蒙：比“丫挺的”更以讹传讹的是所谓“满世界”与“绕世界”，不但把音意味化了，而且把老口语现代化了。原来应是“满是价”，“价”是助词，轻声；“是”是代词，犹言“这”、“此”，或言“所有的”。如北京口语：“是人都比他强”。而“绕世界”的“绕”也错了，是“饶”，“饶”是副词，如言“饶有趣味”，口语必须念二声，而不是绕的四声。绕世界应作“饶是价”。我的印象这两个词变成现代化的“世界”是从浩然的《艳阳天》那里流行起来的，我已经十分悲观，认为很难再纠正了。我呼吁真正的语言学者对此说句话。
孟华：语言学者们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规范语言，如何“推普”，如何监察人们不标准的言语行为。而对您说的将方言口语“满是价”转换成标准语的“满世界”现象，他们却常常充耳不闻。这个例子深刻地说明了，由汉字规范的“雅言”即标准语是怎样将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意义强加到方言口语头上。当人们用“满世界”取代“满是价”、用“高义伯胡同”取代“狗尾（yi）巴胡同”的时候，字本位的雅言就把音本位的方言中那些凝聚着地域文化意蕴的精神元素遮蔽了、抑制了。字本位对音本位的遮蔽和抑制，实际上是雅文化对俗文化的胜利。您对这种胜利所表现的忧虑，给“语言警察”们出了难题。
王蒙：还有对于中国的字本位我觉得特别好玩儿的就是翻译的词。那些翻译词变成中文以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很多学者去查原文，而都是按照中国字去理解，也就是“望文生义”。“望文生义”是中国人的特色，对于“民主”，就理解成事事由民做主，“共产”，就理解成一切归大伙。当时林琴南为文言文辩护，就是说文言文的含义多，用以翻译，比原文还丰富出彩。他举例说，逻辑，这是希腊的词，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这个就变得非常中国化，逻，就是铺开了，辑，就是归纳，演绎法，归纳法都在里头了，再有中文中的“幽默”也是太漂亮了。包括“可口可乐”，这个“可口可乐”比英文中的COCACOLA还要丰富，还富有创造，这里头又有“可口”的意思，又有“可乐”的意思。汉字，具有极大的暗示性。
孟华：汉字喜欢参与汉语意义世界的构成。这是拼音文字文化中所没有的现象。在记录语言单位的时候，汉字总喜欢自己出场，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语言。汉字这种对语言的积极参与意识确实是一种字本位性。它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写作方式或文化态度：是按照汉字的逻辑去书写汉语呢，还是遵照说话的立场去写作？比如文言写作和白话写作就是“字本位”和“音本位”态度的分野。
王蒙：所以我说过，一个舶来的思想命题，一旦译成汉语，就开始了它的中文化——中国化过程，一切外来名词不达意到了咱们这里，最后都会具有程度不同的中国特色的。
孟华：顺便问一下，您的创作历程中是否也曾受到过“写音主义”的影响？是否存在一个创作上的“写意主义转向”或“字本位转向”？
王蒙：当然是，因为解放以后非常提倡写口语，讲大众文化。有一阵包括老舍在内都提倡把作文叫做写话，但实际上写话和作文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一样。我觉得中国古人作文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感觉，这个汉字比较难认，写出来之后非常漂亮，所以他要研墨，他要明窗净几，焚香沐浴才能写作……墨研好之后要把毛笔宣纸都弄好了，写起来既要合辙押韵，又要对仗，又要有起承转合，他进入一种得气的状态，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他是高雅，所以汉语在文言文里表现的是相当的优雅，完全是一种自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记不太清了，老子说“高下相成，前后相随……”如果不是字本位，哪有这么说话的？这种精炼、这种美妙、这种合辙押韵！《孝经》没有人认为是好的散文，但是我小时候背过《孝经》，我到现在都觉得它美的，一上来就是“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它的合辙押韵非常整齐，非常简洁，它把人的天性中的很普通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提高到治国平天下、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全都给概括了。这个如果换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这种效果，你把《老子》翻译成英语的话效果就全没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一定没有效果呢？我们可以做一尝试，把《老子》翻译成白话文，这还不是外文，这你就必须歪曲，不歪曲它就不像口语，就不明白，而且你要知道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不但没有口语性，而且还没有标点，连句读都可以自个儿理解，它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
孟华：文言文真是漂浮在口语之上的一种独立的精神符号世界。它是表意汉字的超语音、超方言性的产物。它代表了一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字本位、音本位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形态。郭沫若的《女神》中“翱翔！翱翔！欢唱！欢唱！”一类的诗句完全不同于李商隐的诗。五四的新诗强调我手写我口，直抒胸臆，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注重言此意彼的含蓄性。一个是写音精神，一个是写意精神。五四以来可能就是写音最后占了上风，反字本位。
王蒙：但是，中国古典传统里面也有写音的现象。比如白居易的写琵琶的诗。文字说到底要表达一种语言，而语言本身是以声音为形式来表达一个含义，所以我认为文字就把声音和含义变成了一种视觉的可以看到的东西。所有的文字都有形，音，义。英文字母单独拿出来它有形有音但是没义。所以我觉得说音本位，所有语言里边都有，汉语也不完全摆脱这个。当然也有区别，相对而言，汉字是字本位的。
这种字本位还表现在对方言的统摄、对中华民族的的统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大一统有人认为是水利造成的。对此我毫无异议，我是没有权力插言的。但是汉字在这里边太凸显了，它超越了方言，虽然有时候也排斥过方言，但是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其实汉字也挽救了方言，这种文字并不以读音的统一为前提，不须搞强势方言统一弱势方言。中国这么多年统一的汉字，但是各地方言并没有消灭掉，山东和北京挨得非常近，都属于北方方言，但是山东话和北京话就很不一样，青岛话和烟台话都不一样，济南话就更不一样了
孟华：当然，除了字本位以外，汉字文化中还有音本位或言本位的倾向，即适应汉语变化的一面。您如何评价五四以来汉语的欧化倾向？
王蒙：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文里头已经受了大量的西方语言的影响。比如说“从而”，“因为”，“所以”，古文里并不是经常用得到，“从而赢得了并且正在赢得着胜利”，什么“战无不胜的”，“的”中包含的从属关系，这些我们都是有变化的。古文说“人妻”，现在来讲是人的妻，人之妻，“人夫”也是这样，“人尽可夫”，这是骂人的话，它并不需要说人尽可以做她的丈夫。可是现在的白话文一个是它要和口语接近，一个是咱们现在没有人去认真研究，但是我认为它绝对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有欧化的倾向，而且欧化的倾向不一定都是坏事。余光中先生非常地棒，他研究了很多，他说现在的白话文很多说法都受欧化的影响。但是你改不回去，因为它已经受了影响了，这样说是客观的。比如说“我比你更好一些”，纯粹是欧化的一种说法，文言里绝对不会有这种说法。还有一种汉语在白话里是说“我被打了一顿”，中国的古文根本就不分被动式和主动式，你看完以后你自个儿理解就是了。“肉吃了没有”，绝对没有人说“肉被吃了没有”，哪能这么说。你总不能理解成是“猪肉把我吃了没有”，这绝对没有，虽然它从语法上能够这样理解，但是从情理上不够通，它是一种情景语言。所以有时候相反的话到了中文里头都是一个意思，比如说“我好高兴”，这表示高兴；“我好不高兴”，这很奇怪，其实好不高兴就是高兴的意思。河南管馒头叫馍馍，他这馍里头夹点肥猪肉片，河南管这种食品叫肉夹馍，它不叫馍夹肉，这个很有意思，它也不叫肉被馍夹，为什么呢？他说我喜欢这么说，起强调的这么个作用，中国老百姓吃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孟华：“肉夹馍”很有意思。这个例子切中了汉语的“意合”精神，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叫“以神摄形”，就是词素的排序不讲究语法逻辑上的规则，而更喜欢根据人的主观感受和经验来营造结构。所以只能用意会而不是逻辑分析的方式去理解汉语。
王蒙：口语中的词太字本位了，就会发生失误。鲁迅犯过一个小错误，他大骂林语堂说什么褒（bāo）贬（bian）的一钱不值，其实北京人到现在还说褒贬，褒贬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意思是贬而不是褒，就像说是“你不知道我干这件事情的甘苦”，意思绝对不是你不知道我甘，它的意思是苦，它是偏义的，所以是甘苦。“你哪里知道当领导的甘苦”，“你哪里知道写作的甘苦”，“你哪里知道教书的甘苦”，都指的是苦。所以林语堂说把什么事都贬的一钱不值，他写为“褒贬”，鲁迅就说这是自相矛盾。而且《红楼梦》里头到处都写褒贬。连王朝闻写《论凤姐》的时候都说为什么写“褒贬”我不明白，因为王老是南方人，脱离北方生活了。北京人现在仍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话是“褒贬的是买主”，到了商店里买货，挑毛病的才是真要买你东西的，他如果只是来看看，售货员给他解释一下他就说这个很好那个也很好，然后回头就走了，人家不买你东西。可是鲁迅他是南方人，他没听过这个话，他就大骂林语堂不认得这个褒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很有意思，这种词多得很。
孟华：又是一个敏锐的发现。您说的是词汇学里的“偏义复词”现象，比如说“国家”，它的义落在“国”上。词汇学家们的解释就此而止步了。但汉字不甘寂寞，它总是干预人们的理解，将“褒贬”误读为并列结构，深究起来是汉字的陷阱，不是鲁迅的错。视觉上的汉字将“褒贬”展示为并列结构，口说的“褒贬”则是偏义复词，视觉符号经常误导口说符号。这是汉字将自己的力量强加给了汉语口语。
王蒙：再比如说“兄弟”，在北方的口语中它落在“弟”上，“这是我兄弟”是指弟弟。所以回过头来我就说咱们的汉语，现代汉语，正在悄悄地进行一些变化，它正在吸收我们原来语法不够精确，主动被动不分，等等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它正在吸收外语的这些优点来改变自己。所以余光中先生他指出来一大堆这很对，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全都改回去。比如说“的”字，不用说“我的书”一定要写成“我书”，就说“我的书”，很清晰，很好听。必要的时候加一个“被”字也完全可以，说“我的意见实际被歪曲”，这个时候必须要强调“被”字，“肉吃了”倒可以不说“被”字，因为它不会产生疑义，如果说意见歪曲了，是你歪曲人家了还是人家歪曲你了？它还有这么一面。
但是有一点是不对的，就是反过来把文言文完全否定。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是语言文字上的民主，是进步，我赞成。但是大众化使我们的语言也付出了代价，因为原来我们那种神气的，优雅的，精英化的语言，精神贵族的语言被排斥了。大众化的结果鲁迅讲过，我找不到原文了，说是他会粗野，退化，会粗俗化，粗鄙化。写文章的人现在也是这样，贴近口语的东西很多，网络上很多语言都是口语化的。但是你也无法反过来消灭这些粗野化的话，但是粗野化的话也更没有资格消灭咱们的骈体文，因为骈体文就是好看，形式看起来还是可以，念起来也好听。“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用白话文说，天地之间不过一个旅馆，人生也就是顶多过去一百年就完了，它变成了《红灯记》里鸠山的汉语水平了：人生，转眼就是百年啊！所以相反地我们也应该继承字本位的那种神性，灵性和良好的自我感觉。
二 关于汉字与方言
孟华：拉丁字母对方言有抑制作用。字母是一种表音文字，方言要跟着跟着文字的读音走，拼音文字的读音规则有规范读音的功能，因此对方言有抑制作用。但是非表音的汉字就不同，一个字可用不同方音随便读。
王蒙：你这个讲得对，原来我们搞汉语拼音化的第一步就是推广普通话，因为你要是不推广普通话，你就没法发那个音，当然汉字确实可以完全按各人的来讲。我听过湖南人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我觉得很好听，我也听过广东的人朗诵唐诗，有人觉得可笑，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味道。有个非常不雅的例子，有一次有位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看《红楼梦》里头薛蟠的那些荤的词如果按现在的普通话来念是不押韵的，说“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这个“乐”和“戳”按照我们来说一个是韵母Ｅ，另一个是韵母ＵＯ，是不押韵的，但他说这个四川人念起来就特对韵特上口。普通话里念去声，没有了入声，所以我现在写旧诗，还算知道点有些旧诗的规矩，但是有很多入声我分辨不出来，我有时候把它当平声来用了，真正内行的人就笑话我。
孟华：汉字一方面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但又有极权的一面，它抑制了方言文化。一位中文系的同学，写了一篇关于青岛市方言的毕业论文，他专门研究了青岛市“无方言族”的现象，说许多青少年已不会说家乡方言，结论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青岛市的方言在日益萎缩。我从直觉上是赞同他的这个结论的。为什么把方言的萎缩归结为汉字的极权？我觉得普通话是一种超方言，是一种文本语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语或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语言。普通话高度依附于汉字，靠汉字来规范、来普及到各方言区。也就是说，表意而不表音的汉字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功能，它通过抑制各地方言的发声而使普通话获得正统的地位。
一个人在气急时候免不了要骂人的，经验告诉我普通话是一种雅言，它常常难以表现内心各种激愤情绪和邪恶念头。人性最本真、最生活化、最个性化的情绪，往往只有自己的方言土语才来得更直接和畅快淋漓。
王蒙：这个例子太好了。值得回味。其实不仅骂人。最近有一位语言学家去世，他懂国内外多种语言。据说他最后的日子只会说上海话了，他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
孟华：汉字塑造的雅文化，也就是普通话，将这些例如骂人的个性话语压抑在集体无意识当中。再如，中国的地方戏据说有几百种，它们都是以地方方言作为自己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方言性的地方戏很难被汉字记录，在汉字叙事的文学正史中，地方戏的地位大被贬低。
王蒙：欧洲是拼音文字，其实德语和英语都是盎格鲁萨克逊语，比方说罗马尼亚语，法语，西班牙语，这都是拉丁语，但是他们都变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因为他是拼音文字。北京话和温州话，和广东话的距离非常大，我们虽然彼此听不懂，但是一个语言，因为是一种文字的关系，它抑制着它们的分化，抑制着分离。
孟华：中国人讲求“同文同种”。但关键是“文”。没有文，种也很难同。
王蒙：但另一方面，对于方言文化，我觉得汉字比起拼音文字来说还是宽容了好多，而不是抑制了方言文化。现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不太一样，令我震动非常大的是去年十一月份我去苏州。苏州当地的领导请我吃饭，苏州的市委书记兼作省里的常委，他跟我说他本人不是苏州人，他来到苏州以后他提出一个要求，市委市府的干部必须会说苏州话，他说你理解苏州的文化离不开苏州话，你唱评弹，能用普通话唱么？再有你唱苏剧，苏昆，在苏州你要想联系群众，你必须会说当地的话，所以他提出来以后当地的干部都非常高兴，外边的人呢都拼命的学苏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眼光的，吴侬软语好听得很，中国有这么一套。方言保护了一个文化生态，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普通话我们照样要推广。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如果他上了学的话，在学校授课就是要用普通话授课，但是唱地方戏，曲艺，还有一些文艺节目，就要有它的方言，而且中国人的乡音让人有精神上的认同，有家园意识，中国人的这种叶落归根的情结。如果你原来是说山东话，青岛话，等到过三十年以后你回趟家，全部是标准的北京话，普通话，你就找不到你的家人了。
孟华：这是消灭了精神上的多样性。
王蒙：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推广普通话并不错，搞汉语拼音也不错，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但是用汉语拼音取代汉字，没门儿。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是个非常激进的人，我一看这些主张我觉得很有道理，汉字太难学了，搞的中国人文化低净是文盲，只有少数人在垄断着话语权，甚至是政治权，可是现在我觉得拼音化就更不可能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 关于汉字思维
孟华：能否谈谈汉字的思维精神？
王蒙：汉字有美好的一方面，优点很多，比如说好看，它的字都有生命力，都有一种灵性，甚至于我认为汉字有一种神性。比如说“道”，相反地你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更科学的词，把它说成是道路，道德，或者是道场，大道，这就不清楚了，不如一个“道”字，“朝闻道，夕死可矣”。你如果说“道”是规律，“朝闻规律，夕死可矣”，这叫什么话呀？它就没味儿了，“朝闻道德，夕死可矣”，也不对，说道是指路线，“朝闻路线，夕死可矣”，就更不对了，它是不可轻译的一个意象，这是汉字的一个特点，优点。但是当然汉字的这些优点有时同时也会带来缺陷，就是说它的清晰性，严密性，可操作性不是特别够。我常常到处举一个例子，我有一部小说叫做《夜的眼》，这篇作品很多国家都翻译过，凡是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俄国，美国，德国，他们都有人给我打越洋电话，就问我说王先生您回答一下这个“夜的眼”中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我不好回答，因为在中国字里头，这个“眼”字是最本质的，不管你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还是好多只眼，还是砂眼，这都是从“眼”中派生出来的，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和欧洲国家的那些语言根本就不一样。比方说“牛”，我们拿“牛”当纲的话可以出来牛肉，牛奶，小牛，黄牛，牛犊，水牛，或者是牛脾气，牛毛，这东西很多。如果以“奶”为纲，可以派生出羊奶，牛奶，奶牛，奶制品。可是外文看不出这种观点，外文中奶牛是cattle，公牛是ox，它没有这种关系。我在文章里也提到了，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些思想方法的不同。杜诗的经典争论，就是“幼子绕我膝，为我复却去”的不同理解，这个如果是换成英语，或是换成法语，德语，甚至是维吾尔语，都不会产生这种问题。这其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多年没有回老家了，回了以后小儿不认识他了，所以绕我膝转两圈，他怕我，认生；还有一种解释是他绕着我膝怕我再走，恨不得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这种解释从杜甫有这首诗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他的妙处就在于他的这种描写。可是如果换成英文的话，它在语法上画出图来了，有了逻辑范围，有了连接次序，这就不行了，就是说他由于怕我所以就去了，“为我”，这里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它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如果是他怕我走，就是把“我的走”变成了他们怕的一个修饰，然后“我复却去”就变成了what后面的一个从句，一个宾语从句，如果他是害怕他又走了，那就不是宾语从句，而是它等于一个双谓语，我就怕你，接着就跑了，它是一个递进的双谓语，就好比说是我进了屋子拿了一本书，一个是进了屋子是第一个谓语，一个是拿了一本书，一个是进，一个是拿，所以它根本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无论是杜诗也好，或者是一些经典的，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这个很明显，你把它弄成白话文弄成英文就不好了
孟华：一排除歧义诗意就排除了。
王蒙：把诗意排除了，把哲理也排除了。把中国人脑袋里这点灵活性，这点儿仙气儿都给弄没了。
孟华：杜诗的深远意境被逻辑的手术刀分解的支离破碎，朦胧的意象性既是汉字也使汉语诗歌的思维特性。汉字保护了汉语诗歌的这些特点，这也是汉字保护多样精神文化生态的表现。汉字体现的诗性思维的特点，这是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可替代的，非常有特色。
王蒙：你说的精神生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孟华：刚才说的《夜的眼》翻译的例子，很说明了汉字汉语的朦胧性。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汉字具有两面性，就是在数码时代它要适应数字化，我个人觉得尽管汉字具有适应电脑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比起拉丁字母还是落后一点，还是具有不可操作性的一面。文字有两种功能值得考虑：一是文化功能，一是数字化功能。文化功能是汉字的特色，但数字化功能可能是弱项。
王蒙：可能不完全是这样，汉字的数码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甚至有人认定汉字能够比别的文字更适合电脑的运用。这个是使我对于汉字更有信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觉得（朦胧性）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总的说来它是比起拼音文字有多种的暗示性与审美性乃至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弹性。汉字是特别灵活的，比较一下中国的改革用语和苏联的用语，就明白两种语言两种文字及文化的异同了。
孟华：象形字就是靠暗示来表达语言，今天就算没有象形了，但是它的精神照常存在。汉字的意符就是来暗示语言意义的。
王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具有很强的暗示性。“言而无信”，看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觉得是一种暗示，它和单纯用字母拼出来的字并不一样；说“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你看这种感觉，绝对是一种暗示。所以有时候就弄错了。
孟华：这种暗示性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的审美方式。但暗示性带点儿歧义性，是一把双刃剑。
王蒙：成为一种审美方式，有时候又成就一批奸诈的人，他可以利用一个字，“我就硬这么解释，明明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这么解释”（文字狱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他在话里头非就那么暗示不可，或者我就非这么拿过来这么用……。
四 汉字与现代性
孟华：您刚才也谈到汉语、汉字有适应现代化的一点，包括对西方语言的接纳，包括对现代现实生活的适应，它具有这种双重性。
王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这方面的特点，中华文化有它保守的一面，也有趋时的一面（比方说一系列虚词的出现，“被”字句等这些东西都是它的现代性的一面）。现在很多词，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从海外华人，或者从港台华人那里学来的一些词，都和英语有关。而原来共产党的那些语言有很多词很显然是和俄语有关，什么磐石般的团结，赢得了胜利，这绝对是俄语。你胜利就是胜利了，失败就是失败了，什么叫赢得了胜利？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无需消灭掉，相反地它会慢慢适应我们这种语言，适应我们这种比较复杂的长句啊，因果关系啊，逻辑思维啊，还有哪个是主句，哪个是从句啊，哪个是宾语从句，哪个是状语从句，这些就是所谓欧化的东西。有些不同的方法，不见得是坏事，所以上至先秦汉唐，我们应该好好继承。古代的一些白话，有些到现在还活着，比如说“褒贬”。当然受日语的影响也很多，很多词都是从日语来的，受英语，受俄语的影响也非常多。我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就连“你好”这个词都不是汉语，哪有汉人说你好的？没有这种表述，更不说hello，也不说你好，见了面就问“吃了吗”。“你好”是什么？它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俄国人一见面就说здраствй，这是您好，здраствйте，是您好的全称，这些在中国就变成了您好或是你好。“小平你好”，这话很美好。
孟华：一种表达式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从传统上的寒暄语“你吃了吗”到现在的“你好”，反映了人们文化观念的变化，一种对异质文化观念的接纳。这是汉字的变通精神。
王蒙：即使回到古代，也没有像“你吃了没有”那样粗糙，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再见”，这也不是生活中来的，也不是古文中来的。古文中相别的时候没有这种礼貌的词吧？至于“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这些百分之百是英语来的，什么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词的语境，而是一种表述方式，一种交际模式，也是一种文化的语境，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谢谢”，古人有称谢，不言谢这话也有，中国的“谢”和拒绝等各方面的意思很复杂，也表示一种谦虚之类，这个和外文的词是一样的。外文词中的“谢”也含有拒绝的意思。有个德国人有次跟我说他不理解中国人的这个“谢谢”，吃完饭问他吃不吃冰激凌，他说谢谢，要的意思。但是他说，他一说“谢谢”怕我以为不吃了，接着他还要一个。证明这个外语里头谢谢也有谢绝的意思。
我们现在受外面的影响，词组越拉越长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词都进来了，没有人怀疑它是中文词，过去我们只说继承，现在我们说传承，台湾人告诉我说传承这个词和英文有关，因为英国人动不动就讲transform，translation。translation不止是指翻译，而且指传递，信息的传递，也是translation，后来就用传承来表示这个词。还有许多许多这一类的词，受英文影响，受俄文影响，受日文影响，这个还很多。说“一路平安”，这个都是外国的表达方法，而且是法国的表达法，北京语就干脆吸收这个句子过来；“最好的祝愿”，best wishes，这完全是从英语过来的，这些太多了，包括外交上的一些词。有些东西比如说电脑上的词汇你怎么从文言文里头或者是农民的口语里头来找呢？比如说它把各项功能列表叫做菜单，如果把我们平时理解的菜单放到这里来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说它像菜单一样不是很好吗？你点什么它就出来什么。有些是和英语一样，我都曾认为是照抄英语的。如喜剧演员葛优，他故意学潮山那边儿的人，潮州人，福建人。这边是广西人，譬如问“你说有没有去过青岛啊？”你说“我有”，我跟他们说你这是受英语影响，是用has，have来做过去完成式。他们告诉我不是，老百姓自来都有这么说，就是问“你吃饭了吗？”“我有吃”。葛优有个广告是这么拍的，说“我有吃”，也是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连日语这样的拼音文字，它想取消汉字，到现在还非常困难，而且很多人认为汉字太精确了，一个字里全部表达了，如果用拼音文字它要用四五个，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字母。
孟华：人们在谈到汉文化的字本位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汉字里还没有音本位的东西。实际上刚才你谈白居易的时候，他也有音本位的东西，就是说虽然汉民族文化是字本位的，是和西方相比它是字本位的。但是作为它自己的内部系统，它还是字本位和言本位两个系统一起在起作用，这是汉字适应现代化的一面。你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它对外国文化的吸收。
王蒙：而且它开始调整自己，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但是它基本的特色还在，绝对消灭不了，门儿也没有。
孟华：这是“中体西用”。你说的“汉字文化的复兴”我是这样理解的，不是说是简单的要回到古代的文言状态，而主要是强调五四以来过分的贬低汉字，而过分的强调音的形象。现在需要一种平衡，既要适应变化，同时又要保护文字传统。
王蒙：需要一种双赢，不是说强调了对文言文还很热爱，就是要抗拒现代化，不是这样的，或是抗拒学外语。有些媒体就炒作，说是王蒙整天说是要展开汉语保卫战，这和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在咱们校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就说辜鸿铭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到，钱钟书能做到的，林语堂能做到的，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到。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中国人脑子的内存，和灵气儿，速度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对花大功夫学外语我一点都不反感，但反过来说你如果中文学不好，我可以骂你。至于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学日语，应该学！为什么不学？那些外语最好的中文都非常好，母语不好的人能学好外语吗？钱钟书中文不好？林语堂中文不好？季羡林中文不好？
孟华：这可能就是汉字文化的辩证观，一种两面性态度。
王蒙：汉字本身具有机动性，许多话它有弹性。
孟华：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点，要么说是字本位，要么说是音本位，实际上有人说是“弹性的汉字”“弹性的语法”，有传统的一面，有适应现代化的一面。这样说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
（侯霞根据录音整理）
【注】：《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一文系王蒙在2004年9月3日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的演讲。
（孟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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