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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人的文学史:对批评的批评
  • 来源:西湖 作者: 程永新 日期:2009/1/30 阅读:3457 次 【 】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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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我常常想,作家为什么需要评论家?我们也参加过一些所谓研讨会,很多评论已经变成一种捧场,评论家们拿了钱去帮出版社炒作。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付出的远远比评论家多,评论家是某种寄生性质的,但没有评论家的介入,就好像名不正则言不顺一样,如果评论界万马齐喑,作品就相当于死了。为什么评论家可以高居于作家之上?当然这想法我也跟评论家探讨过,比如蔡翔老师。他认为评论家和作家在一起对话,没有共同话题,导致无法沟通。当然他认为评论家的存在非常重要,他举了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做例子,说她不了解上海红卫兵,于是避开她所擅长的叙述体,改用对话形式,这时候评论家就可以分析,为什么作者改用文体,只是因为她不熟悉那段生活,但不能过度阐释成受意识形态束缚。他还把作家的写作比作造一张桌子,评论家是拿这张桌子跟世界比,跟已有流派比,至于哪里应该用榫头哪里应该抛光,这是编辑该干的工作,而这恰恰是作家们最想知道的技术活儿。当然他也承认,目前学院派评论家确实连一张桌子是怎么造出来的都不知道,因此往往评论说不到点子上。
      程永新:批评这一块,肯定是很重要。我自己的感受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是靠作家自己的写作,然后是批评家、理论家的参与,同时包括文学期刊的支持,这三种力量共同把当代文学推向一个繁荣的时期。八十年代不仅是小说、诗歌、散文的繁荣,也是批评的繁荣,批评是当时文学景象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走走:八十年代,很多西方文论进入中国。
      程永新:对,整个大门打开以后,人类各种各样的现代精神财富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进来了。在新时期之前,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封闭的关系,批评界用的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借鉴苏联或者是再早一些俄罗斯的批评理论,我们大学上课学的就是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苏联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新时期之后,禁锢被打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我们都拿来了。那时,作品的多样化、丰富性也导致了批评的多元与丰富,为批评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批评家一方面阐释作品,一方面也有超越文本本身的理论探讨,那个时期总体非常活跃。

      我最近注意到洪治纲写的一篇文章,探讨九十年代文学主体性的弥散,他认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作家的写作失去了主体,我觉得这个概括基本是准确的。这种弥散其实也包括批评的弥散、批评的缺席。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比如像吴亮这样优秀的批评家,没有兴趣读小说,他认为绘画更有价值,更直观,更有艺术性,他就根本不看小说,他去搞画评了,这样等于说是把阵地让了出来。中国的整个批评界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问题,先天不足在哪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哲学背景、思想背景经过了“五四”之后被削弱,思想的来源被整个切断,所以我们的批评家理论家不像西方大师们有强大的哲学、宗教背景,所以他们每个时代每个流派都会涌现出优秀的大师。中国那么多年来的封建统治,通过一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不仅没有背景,整个思想理论界变成无根状态,像浮萍一样的漂流。我们现在评价鲁迅,他确实是伟大的,可是鲁迅的思想大都是零碎的实用的,大都是后来的研究者慢慢归纳出来的,他的思想不是有哲学体系的东西,他没工夫去建立自觉的思想体系,他要应战,他要应对当时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议论、感觉、判断难免是碎片式的,他的思想,大部分是后人整理和归纳出来的。就整体而言,我们的哲学背景、宗教背景先天是没有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是以儒家和儒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占上风,像老庄之类的,只不过是人们在官场上或在现实中失意了才去依傍的东西。几千年占据主流位置的思想体系是实用的、入世的,和现实紧密相关的。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迎来了汉民族文化创造的绝佳时期。可当我们试图对林林总总的文本做出评判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先天不足就暴露出来了。新时期伊始,小说类型比较单一,大都是“问题”小说,后来出现了莫言、残雪、马原,其实是一场小说革命来临了,那个时期特别有意义,作家的写作想回到小说本身,于是出现了各种实验,比如残雪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一个基调,即一个害怕遭到别人伤害的患有狂想症的女人的梦呓。无论是《公牛》中那双戳穿门窗的牛犄角,还是《苍老的浮云》里贴在墙角上的耳朵,抑或是《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里的那把探进门来的铁铲,都是主人公萎缩心灵的异化物,都是人类自相吞食的罪恶本性的象征。她的小说脱离了“问题”小说的局限,她的小说主体的个性是如此之强,那么她描写的这种恐惧是怎么产生的?可能是某一时期留下的阴影,也可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所以她的小说就往“形而上”走了,就脱离了“问题”小说比较简单化就事论事式的处理方法的局限。

      走走:评论家有了阐释的可能。
      程永新:对,另外那一时期的评论家对文本是比较重视的,密切关注的,只要有好的文本出来,马上就跟上,意义也阐释得比较好。当然也面临过困难,比如马原的小说出来以后,一段时间里理论界是沉默的,是张皇失措的,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之前没出现过这类文本,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就干脆沉默干脆回避不去说它,但是马原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变成作家中的作家,因为他几乎影响了一大批人的写作,这时评论家才会想,为什么会这样。慢慢才有了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慢慢有了另外一些评论,但是还是没有很好地跟上,整个理论界准备不足,手上没有拐杖,哲学的思想的武器不太多。另外,他们拿来的东西因为翻译的问题,因为不成系统的问题,应用性不强。

      走走:也就是说,你认为具有专业素质的评论家,光是从文学角度说出一个文本说了什么是不够的,还要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上升到思想的高度,即使作家本身并没有那些思想。
      程永新:我对当下批评家的不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没有形而上的宏观的思想体系,能够博采众长的大师级的人物;另一方面,批评家们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即小说做法的研究也太缺乏,就像蔡翔说的,桌子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不知道没关系,可是得知道它是用木头做的还是用其他材料做的,这得知道,但是现在的批评家对这些都没兴趣。不是说他们没有才华,有才华的人还是很多。比如张新颖评析沈从文的书,写得才华横溢,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批评家才写得出来的好书;郜元宝在批评王德威时充满了魅力,他的表述、思维的敏捷、思辨的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像谢有顺、李敬泽对小说都是有很好直觉的批评家,李敬泽也是编辑,对小说的判断有自己的见解。但普遍的情形是,批评家在分析作品时,他们用的方法是语言很花哨、很出彩,却绕开很多核心问题,其实是蒙混过关。

      好的批评家不仅要有宏大思想,还需要对小说作法非常熟悉。不客气的说,现在的很多批评家不怎么懂小说,或者只会阅读某一类的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研究是大大不够的,对叙事学的研究是大大不够的,现在的批评是没有具体实证的夸夸其谈。

      有一次德培老师夸奖一位批评家的文章好,我向他请教好在哪里,他回答说文风飘逸。我有点惊讶,不进入问题的核心、只要文风飘逸就可以算是好文章?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走位飘忽盘带花哨,可就是不会射门,这能算好运动员?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时候,余华寄给我一篇文章,他是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法国的大批评家罗兰·巴特看了安东尼奥尼拍的一部电影后写的一封信,那封信不是很长,他用很简短的语言分析了这部电影在欧洲出现的意义及其先锋性;他用很朴素平常的语言分析它将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什么的影响,对作品既有宏大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

      八十年代有对文学充满热忱的人,比如李陀,他自己写小说,也搞批评,很多杂志的编辑都到他那里去拿小说,因为很多作家写了小说就交到他那里去请他评赏,他变成一个渠道,他对文学真是有一种无私奉献在里面。现在没有这样的批评家,因为他们认为面对那么多文本太累,还不如建立自己的一个话语权,把文本套进来,说我自己的话,概念先行,这样比较轻松简单。

      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

      走走:评论家们喜欢运用从西方引进,还没消化好的概念。比如有段时间全部是“现代性”,有段时间又全部是分析时间空间。可你刚才说的李陀这种无私心,现时是很难做到了。因为在我看来,无私心的反义词是功利心,为了霸占、巩固话语权,批评家也只能不断吸收涉及他那一部分话语权问题的知识,其他知识他只能放弃。
      程永新:对,他在关注某一问题的时候是必须放弃,可放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文学的价值观、精神坐标的丧失,因为每个人都只注意自己的表述。后来为什么出现很多文化批评?这是一个偷懒的方法,因为文化批评是不需要文本的,日常生活万象都可以进入文化批评的领域。面对那么多文本批评家不发出声音,严重的缺席和失语!我注意到像陈晓明、季红真这些批评家,放弃当下,回到八十年代,不断分析当年马原、阿城等人的作品,当然这些回过头去做梳理的工作也是需要的,但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知道阿城的《棋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为什么好,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些八十年代好的传统丢掉了,没有连续性,为什么主体性弥散了,他们要做的工作是这个。但他们把这些都放弃了,结果就造成把过去八九十年代取得的成果全部消解掉的状况,在貌似多元的情况下丧失了价值判断标准,丧失了话语权,你个人确实获得了某种需要,可是你丢失的是全部。

      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次集中喷发,积累了很多成果,应该有连续性,应该对世纪后的创作发生影响,但现在是大倒退,全部“贴着地面行走”,在这一旗号下只有一种写作方法。全部写民工,因为民工是弱势群体。北村早期的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没人关注,后来他写弱势群体,因为他符合这个潮流,就引起了社会关注。其实民工进城,他们自食其力改造城市,他们很有尊严,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为社会提供什么东西,没有承担责任和道义,全部是缺席,让出自己的阵地,对精神创造集体失语失声,这是很大的遗憾,这导致了最弱的就是知识分子。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在文化上,在各方面都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我们都没有,所以价值标准非常混乱。像我之前举的韩东的例子,我跟他其实没有个人恩怨,《收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谋生的地方,但是他跟朱文后来搞“断裂”,骂《收获》,你韩东骂《收获》就是违反伦理,为什么?《收获》整个改变了你的生活境遇啊,狼仔对狼母也有情的,何况是人。你连做人的起码道理都不清楚还混什么?不清楚可以去看看贾平凹的《怀念狼》。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下价值观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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