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网时代的“语言运动”

　　实际上，在因特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我在东京还没有上网，却到北京和100 个中国年轻人在因特网上进行了一次1 对100 人的对话。那是一个网络四通八达的电台，好像是叫“FM365”，对话地点在他们的本部大楼里。

　　100 个年轻人的提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整理成一行行的文字。100 行文字排列在我面前的屏幕上，由我来逐个回答。然后，针对我的回答，他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我就接着再回答。如果要问我这么做是否有什么确实的成果，说实话，我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屏幕上放出我的照片，并向网民提问“你对这个日本人的印象如何”的时候，来自因特网上的第一个回答是一个高中女生写的。她批评我说:“大江先生很土。”“Tu”，写作汉字“土”，就是“很乡下”、“很老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回答出来之后，网上立刻出现了很多赞同的跟帖。我所在的演播室里的那个大屏幕，一大半都被“土”字给盖住了。虽然我心里很是失望，但还是觉得，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在世界各个地方，利用因特网，让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广场，打开沟通的渠道，进行讨论，那么，就会出现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性如今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的生活重心并不是上网，而是阅读书籍。今天聚集到此的年轻人中间，应该有很多人虽身在中国，却能自由地跨越国境，在因特网上(比如说和东京的学生们)谈论着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事情。

　　就在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 日，星期四，有人提出倡议，号召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建立联络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我响应了这一号召，并回信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然后，我又把这个倡议书转发给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因为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直接认识的朋友。倡议这一小规模运动的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兼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倡议书的内容，就是抗议以军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和地面攻击。尽管巴伦博伊姆是个犹太人，(对他而言，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一直抗议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对与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奋斗不息的爱德华·萨伊德(他已经于5 年前去世了)这个美国的文学理论家一起合作组织的运动产生了共鸣—这件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以色列的年轻人和伊斯兰教的年轻人，他们的音乐家聚在一起，以歌德的《西东诗篇》为基础创作了著名的交响曲，同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地举办了演奏会。本来萨伊德就是我的老朋友。

　　巴伦博伊姆的倡议书想必已经在世界各地召集到了很多的参加者，等我明天回到东京后，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都已经送到我那里了。利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迅速，将世界联接在一起—对这种新的传递方式之下的“语言”的运动，我充满了期待。

　　《孔乙己》与《故乡》的影响

　　此次我来中国，是来参加由各位所熟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一个文学奖项的颁奖活动。更确切的讲，是因为我信赖这个文学奖项的评委会，因为我多年的好友都参加了这一活动，我期待着与他们的会面而来到了中国。不过，这个文学奖的决定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有为中国之行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加上，到这个月底，我就要成为一个74 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于是，我提出要求，希望能让我做两件事情，在他们都答应了我之后，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这次的旅程。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去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看看那些自己一直以来都怀疑有没有资格直接看到的东西。另一件事情，也许给在座的各位添了不少麻烦，我想直接和北京大学的年轻人讲话。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做准备，所以，我就来说一说从年轻时代到步入老境这段时间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吧。我一生的工作，就是文学，就是写小说。在此过程中，“何谓小说？”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主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很“土”，很不流行，却是我今天讲话的主题。

　　而且，我多年的夙愿业已实现，我访问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并深受感动，所以，我要从鲁迅开始讲。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所以，我要从这里开始讲起。

　　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10 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民学校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现在想来，那是收集了从《呐喊》到《野草》等鲁迅于北京时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译过来的小书(岩波文库)。母亲很爱看这本书，并把它送给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孔乙己》。

　　母亲好像打算在我从国民学校毕业之后，送我到隔壁镇子的一个商店里去当住店的学徒(我们那儿叫“奉公”)。所以，我想她是为了让我了解小孩子如何在大人的社会里做事，才给我看了这本小说。通过在酒店里做事的少年的视线，观察着到店里来的大人们，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孔乙己”的老人。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为那个伙计，想像他那样仔细地观察大人。

　　然而，在我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了。自从1937 年侵略中国开始，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日本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宪法为日本人所有，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革。于是，在我生长的地方，在那个叫“四国”的被森林包围着的小小的村子里，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学。我就不必像《孔乙己》里面那个讲故事的少年一样，去当学徒去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喜欢看那本母亲送给我的鲁迅的短篇集。后来，我升学进了位于我们那个地方中心城市的一所高中，就在那时，母亲对我说:“去看鲁迅老师的小说《故乡》！”—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里面写了很多村里孩子的快乐生活，但是，那些离开村子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就要过和好朋友“闰土”不一样的生活。那是很没意思的。“高中毕业后看样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学，等大学毕业了，你就马上给我回村里来，跟你现在那些好朋友一起来做事，来建一个新村子。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

　　我也打算按母亲说的去做，于是，就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了《故乡》结尾那段广为人知的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