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次来到北京，我终于做了一件一直想做却没有勇气完成的事情。如今，我已73 岁，从那个在夜行火车上看《野草》、身心都受到巨大震撼的夜里至今，50 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来到了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来到了鲁迅博物馆。《希望》中引用的那首诗的作者，那位诗人的铜像也在那里。我想要在那个翠竹掩映的庭院里，在心里默默朗诵一遍牢记于心的《希望》的全文。前天，我就这么做了。周围的人，包括我的朋友，还有摄影师，我从他们面前偷偷地消失了，然后面红耳赤地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们一定觉得我很不可思议吧。下面的一段引用比较长，但请允许我来读完吧。中间我会跳过一段，缩短一些。我所记得的是竹内好的译文，他是日本最好的鲁迅作品的译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我早先岂不知道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写完这一段之后，作者“我”又想起了刚才所说的裴多菲·山陀尔的诗《希望》，然后，就引用那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着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老实说，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把握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在我的老年生活还要继续的这段时间里，我想我还是会和鲁迅的文章在一起。从鲁迅博物馆回来的路上，我再次认识到了这一点。至少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母亲对年轻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价的“绝望”、“恐惧”等词汇表现出失望，却没有简单地给我指出希望的线索，反倒让我去读《野草》里的《希望》。隔着50年的光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小说就是来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

　　刚才我花了很多时间，一直跟大家讲我的母亲，还有鲁迅在北京时期所写的小说。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花很长的时间去读一读鲁迅包含了深邃而复杂思想的文章，然后，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一直读下去。接下来，我就抓紧时间，尽快地来结束这次讲演。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我母亲说的那番话，把小说当作是来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来读。而我在学习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的过程中，发现法国哲学家也说过和母亲一样的话。这位哲学家生于1884年，死于1962 年，名叫加斯东·巴什拉。巴什拉在《天空与梦想》中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释了“想象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意象，从文学上说，那就是小说的语言所创造的意象。当然，这并不只是通过阅读，传达静态的、固定的东西，比如美丽的风景或是人物的表情。阅读小说所带来的意象，在我们的心中开始生动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意象真正地，也就是小说带来的想象力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下面我要引用的内容非常重要。

　　这些意象活在活着的语言的生命里。人们通过刷新灵魂和精神那个隐藏在其中的暗号，在鲜活的抒情性中，来体验这些意象。那些—这些文学的意象—给感情以希望，给这些想要成为人的我们的决心以特别的顽强，给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带来紧张。包含了这种意象的书籍，突然成了我们亲密的信件。

　　这些句子一时半会儿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将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加以说明。各位想必都知道，以色列军队已经对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狭小的自治区展开了空袭和地面攻击，死者过千。这些巴勒斯坦人，和从他们那里抢走土地建立国家的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端，很多人都对此提出了抗议，或者说是评论。而且，悲惨的状态持续至今，现在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惨烈场面。

　　看到这样的报道，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我相交20 年、5 年前因白血病辞世的一位好友。他是一个美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文艺理论家，他的名字叫爱德华·萨伊德。相信有很多人读过他的大作。

　　我经常跟他直接交谈，还在他收山之作的封面上题词。我对待他的著作，就像是他给我的信和电话一样，把它们看作是他写给我的亲密的信。他还没有看到巴勒斯坦问题出现任何解决的征兆，就发现自己身患重症—白血病。就在他辞世前不久，他身边的人给我写了很多信，这些信讲述了萨伊德临终前的情况。这些信中都提到，萨伊德说了一句话，即“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

　　萨伊德并没有预测巴勒斯坦问题会在近期内得到解决。而且，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作为清楚表明自己意志的行为，他说，巴勒斯坦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因为这是人制造的问题，也是现在人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终，双方会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番话在我耳边回响，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身患重病，又面临异常绝望的时代现状，鲁迅还是说，绝不绝望，而且也绝不用简单的廉价的绝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因为那才是虚妄。作为意志行为，不，就好比我是站在希望这一边的—即便这也是虚妄。

　　面对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我所能做的只有响应巴伦博伊姆的号召，参加他通过电子邮件号召起来的抗议活动。这位钢琴家兼指挥家，曾经和萨伊德联手组织过运动。现在，我一边做着这些事情，一边在写小说，它应该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我相信，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来看这部小说，并把它当作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亲密的信。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大江本人审订；文字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