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央视的元旦文艺晚会上，人们听到了三首熟悉的诗歌，分别是艾青的《迎接一个明日的春天》、汪国真的《热爱生命》和食指的《相信未来》。三首串场的诗歌连缀起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后三段历史时期。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火红年代，汪国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名字，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追忆那一段青春岁月，不得不提到汪国真和他的诗歌。
    不久前，汪国真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在他北京的家中,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还给记者展示了近年“收集”的盗版汪国真诗集，几十本盗版书摆满了一张长沙发。2008年汪国真出了两本书，但当年随机收集到的盗版书就有四种。“盗版比正版更能说明问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我诗歌的生命力和传播力非常旺盛。”跟其他作者不一样，他对盗版书没有很气愤的感觉。他说：“连续19年被盗版，说明现在诗歌仍然有很多读者，也说明我的诗歌还有很多人看。据我所知，中国的诗人中我是唯一被盗版19年的。”

    当了7年铣工，人生目标曾是八级工

    1978年，22岁的汪国真以初中文凭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按当时国家规定，他可以带着工资上学。之前，他从1971年初中毕业开始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7年铣工，那时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八级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的整个人生前景，在22岁的时候，已经完全可以预见了。

    童年时的汪国真并没有对文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我是一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父母是搞教育的，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背古诗词，所以我初中学历也能考上大学，有一定的家庭渊源。”

    对于长达7年的工人生涯，汪国真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了解这个社会，做事注重实际，没有那么多的书生气。

    “所以我做事情基本上做一件成一件，写诗写出一个现象来，写书法写成国礼，画画荣宝斋能够让我办画展，做音乐有很多地方投资做我的专辑。我跟一般写诗的人不一样，他们异想天开，我没有太多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汪国真说，“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做事情总做不成？就是因为不注意将自己的所学融会贯通，与实际相结合起来。”

    有同学这样评价汪国真：就是什么都来得快，接受能力强。从北京至广州，初来乍到的汪国真完全听不懂“白话”，不过一个月后，有个同学大吃一惊，发现他用粤语在跟香港同学聊天。

    走上文学道路是偶然的，从家里对他的要求，以及自己最早的志向，实际上不是想学文科，而是往理工科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没有上过高中，高中的数理化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逼不得已上了文科，虽然不是完全对文科没有兴趣，但实际上从文是一个无奈之举，考文科对我来说把握比较大。”

    “我选择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的字写得太差”

    78级的学生中，写作是一种风气。“那个时代学生的创作热情还是蛮高的，写诗有情感的宣泄，也觉得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不断发表作品是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体现。我不是单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不考虑人生价值体系。但我选择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的字写得太差。”因为小说、散文要写的字比较多，自忖字难看，担心编辑看起来费劲难以发表，他“讨巧”选择了写诗投稿。

    暨南大学倪列怀副教授当年是汪国真的同班同学，2006年暨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汪国真回到母校，两人相谈的时候，倪列怀感叹汪国真的字写得很漂亮。这勾起汪国真记忆里的一件事，他笑呵呵对倪列怀说：“你记不记得，当年我的毕业论文还是请你帮忙抄的？”倪列怀不信，特地翻出汪国真在中文系的档案，果真是出自他的字。可见，当时的汪国真，连交毕业论文都觉得自己的笔迹拿不出手。

    1979年4月12日，大一的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处女作《学校的一天》5首组诗：“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星光间/同学坐桌前/今天灯下细描绘/明朝画一卷。”这首顺口溜式的诗得到两元钱的稿费，也给了他很大鼓舞。他将自己的诗作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九成以上是退稿，过了三个月就转投另一家。但他在校时并不太引人注目，也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校园诗人。当年的同学和老师，对于他后来的出名，多感出乎意料之外：“此汪国真是否彼汪国真？”